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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伶官传序

译注赏

宋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原：推本求源，推究。其：语气副词，表示期望、命令的语气。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shǐ)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qì)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qiǎn)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乃:你，你的。纳：放回。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一少牢：用猪、羊各一头作祭品。牢，祭祀用的牲畜。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chóu)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

函：用木匣装。组：丝带，这里指绳索。抑：或者。顾：看。仇雠：仇敌。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yù)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nì)，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书》曰：语出《尚书·大禹谟》。及：等到。所溺：沉溺迷爱的人或事物。忽微：极细小的东西。

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作者认为，国家的盛衰，事业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事，取决于执政者的思想行为。并扼要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具体论断，精辟透彻，发人深省。本文阐明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五代后唐庄宗先盛后衰，先成后败的历史事实，例据典型而有说服力。在写法上，则欲抑而先扬，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壮”，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通过盛与衰，兴与亡，得与失，成与败的强烈对比，突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使“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与人”的结论，显得更加令人信服。文章笔力雄健而有气势，表达情见乎辞，篇幅虽然短小，却是一篇搏兔而用全力之作。文中所议论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沙陀族人李克用之长子，是五代的风云人物。李克用在临终之前，以三矢付庄宗要他报仇，叮嘱切切。李克用死后，李存勖嗣位，他谨记父亲遗言，讨刘仁恭，伐契丹，灭后梁，建立了后唐政权。但称帝后却沉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宠信伶人，不问国事。四方藩镇见伶人被宠爱，纷纷贿以财物，谋取私利。而那些正直的臣僚因不肯行贿，为伶人谗言所诬陷，竟无辜被杀。后唐国政于是日趋衰败，动乱接连而生，李存勖本人最终也死在他极为宠信的伶人郭从谦的手中.。欧阳修目睹国家积弱不振的现实和当权者的骄奢淫逸，忧心仲仲，正是出于以古鉴今的考虑。欧阳修在这篇史论中，提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见解，意在为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可谓寄语深长，发人深省。

古文观止 , 史论 , 传记 , 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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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秘演诗集序

译注赏

宋欧阳修

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tú)贩(fàn)，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qīng)。

我年轻时因考进士寄居京城，因而有机会遍交当时的贤者豪杰。不过我还认为：国家臣服统一了四方，停止了战争，休养生息以至天下太平了四十年，那些无处发挥才能的智谋雄伟不寻常之人，就往往蛰伏不出，隐居山林，从事屠宰贩运的人，必定有老死其间而不被世人发现的，想要跟从访求他们，与之结交而不可得。后来却认识了我那亡友石曼卿。

释：佛教。这里指佛教徒，即僧人，俗称和尚。秘演，人名。京师：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家：指当时的朝廷。臣一：臣服，统一。四海：古代以为中国在四海之中，故四海指全国。兵革：兵，武器。革，将士作战用的甲盾，这里指战争。养息：休养生息。山林屠贩：指隐居山林做屠夫、商贩的隐士。

曼卿为人，廓(kuò)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hān)嬉(xī)，淋漓颠(diān)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xiá)而得之，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

曼卿的为人，胸怀开阔而有大志，今人不能用他的才能，曼卿也不肯委屈自己迁就别人。没有施展志向的地方，就往往跟布衣村民饮酒嬉戏，闹得痛快颠狂也不满足。因此我怀疑所谓蛰伏而不被发现的人，或许会在亲的玩乐中得到。所以常常喜欢跟从曼卿游玩，想借此暗中访求天下奇士。

曼卿：名延年，河南商丘人，北宋诗人，他一生遭遇冷落，很不得志。廓然：开朗豪放的样子。布衣：百姓。野老：乡村老人。酣嬉：尽情喝酒，尽情嬉游。庶几：或许。狎：打近而且态度随便。阴求：暗中寻求。

浮屠(tú)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yùn)，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jiē)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

和尚秘演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够将自己遗弃在世俗之外，以崇尚气节为高。两个人相处融合毫无嫌隙。曼卿在酒中隐身，秘演则在佛教中隐身，所以都是奇男子。然而又都喜欢做诗自我娱乐。当他们狂饮大醉之时，又唱又吟，又笑又叫，以共享天下的乐趣，这是多么豪迈啊！当时的贤士，都愿意跟从他们交游，我也常常上他们家。十年间，秘演北渡黄河，东到济州、郓州，没有遇上知己朋友，困顿而归。这时曼卿已经死了，秘演也是又老又病。唉！这两个人，我竟看到了他们从壮年而至衰老，那么我自己也将衰老了吧！

浮屠：佛教，也称和尚。也作“浮图”。遗外：超脱。即抛弃世俗的功名富贵。河：黄河。济、郓：济州、郓州。都在今山东省。

夫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qū)其橐(tuó)，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的诗清妙绝伦，可他更称道秘演的作品，以为典雅劲健，真有诗人的意趣。秘演相貌雄伟杰出，他的胸中又存有浩然正气。然而已经学了佛，也就没有可用之处了，只有他的诗歌能够流传于世。可是他自己又懒散而不爱惜，已经老了，打开他的箱子，还能得到三、四百首，都是值得玩味的好作品。

清绝：清新绝顶。即特别清新。浩然：刚直正大之气。胠：打开。橐：袋子。

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diān)崖崛(jué)峍(lù)，江涛汹涌，甚可壮也，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

曼卿死后，秘演寂寞无处可去。听说东南地区多山水美景，那儿高峰悬崖峭拔险峻，长江波涛汹涌，很是壮观。便想到那儿去游玩。这就足以了解他人虽老了可是志气尚在。在他临行之时，我为他的诗集写了序言，借此称道他的壮年并为他的衰老而悲哀。

崛峍：高峻陡峭。

庆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序。

提及九四年，居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那年的春天，东商到福建出差，在泉州的广化寺中，我看到禅房外一个小黑版上有这样的话：“人有两个眼睛，一只是理智，一只是慈悲，用理智看世界，就会没有爱，而只用感性看世界，就失去理智，所以，人要用两只眼睛看世界。” 现在对专门搞文学的人，社会是有点“偏见”的。而究其原因，却和我上面讲的小故事有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中一些朋友太执着于感性来看问题了。其实传统的“文学型”文人不是这样的，这点我们有幸可以在欧阳文忠公的这篇《释秘演诗集序》中看到。高僧大多姓释，不光现在如此，何时开始我们无从所知，但据此文可知起码是在宋朝就是这样了。欧阳文忠公的朋友，一个叫做秘演的文化僧人，让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气场”。北宋建国几十年了，由于修兵革，国家不尚武备，许多“智谋雄伟之士，无所用其能，往往伏而不出。”作为副宰相的欧阳公，一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也是出于体察这些异能之士，用于施政安邦的考虑而与他们优游浸渍而深交之。然而，朋友是有感情的。欧阳公是以文会友，久而久之，这样文学朋友的高风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秘演诗文雅健，深受朋友们赞赏，虽然才品极高，“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欧阳公的好朋友石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 后来十年之间，秘演北渡黄河，向东到过山东济郓两州，此时，他的好友曼卿去世了，秘演既老且病，然而，此时的秘演胸中依然有着浩然之气。好朋友去世后，他听说“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峍，江涛汹涌，甚可壮也。”还坚持要去壮游。到了生命的垂暮之年，仍然是一种“老而志在”的状态。读起这篇欧阳公纪念好友的文章，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位宋代才子的高古之风。过去的读书人，大多受孟子所说的“吾善养我浩然之气”的影响很深。小苏又云“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作为不为世用的文人，秘演大师自始至终，无时不焕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浩然之气。每读斯文，小子无不为之感仰钦佩！受朋友们的鼓励，自去年始，我也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小小游历，受祖国壮美山川，人文遗风的感召，小子也神往着今后能有所长进，能修炼出一股浩然之气来。这样，到了我老得走不动的时候，回顾的一生，也许可以给自己游学历程的前面加上一个小小的“壮”字。

古文观止 , 序文

送石昌言使北引

译注赏

宋苏洵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益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问，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当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庭，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昌言考进士科目的时候，我才只有几岁，还没开始学习。回忆当年我跟一群孩子在父亲身边嬉戏玩耍，昌言也在旁边，还曾拿来枣儿栗子给我吃；两家住得很近，又因为是亲戚的缘故，所以彼此十分亲昵。昌言应考进士科目，一天比一天出名。我后来渐渐长大，也稍稍懂得要读书，学习句逗、对对子、四声格律，结果没有学成而废弃了。昌言听说我废弃了学习，虽然没有说我什么，而细察他的意思，是很遗憾的。后来过了十多年，昌言进士及第，考中第四名，便到各地去做官，彼此也就断了音讯。我日益成长壮大，能够感到悔恨了，便痛改前非而恢复学习。又过了几年，我游历京城，在汴京遇见了昌言，便彼此慰劳，畅叙平生以来的欢乐。拿出文章十多篇，昌言看了很高兴，并且夸我写得好。我学习开始晚，又没有老师指导，虽天天作文，内心一直十分惭愧；等听到昌言的话后，于是颇为自喜。到现在又十多年过去了，再次来到了京城，而昌言已经身居两制，他作为朝廷使者，要出使到万里以外的那些强悍不屈服的契丹朝廷，要树立大旌旗，跟随的骑士多达几百骑，送行的车辆有上千辆，走出京城大门情绪慷慨激昂。我自思忖，孩童时代见到昌言在先父身旁，那时怎么会料想他会走到这一步了？一个人富贵起来并不奇怪，而我对昌言的富贵特别有所感触啊！大丈夫活着不去当将军，能当名使臣，用口舌辞令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就足够了。

石昌言：即石扬休。字昌言，宋代眉州人。少孤力学，登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知制诰。仁宗朝上疏力请广言路，尊儒术，防壅蔽，禁奢侈。其言皆有益于国，时人称之。石、苏两家均眉州大户，世有通家之谊。昌言进举，洵方五岁。昌言出使契丹，为契丹国母生辰寿，在嘉祐元年（1056）八月。引本应作序，苏洵父名序，避家讳而改。大旆（pèi）：一种末端呈燕尾状之大旗。

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为我言曰：“既出境，宿驿亭。闻介马数万骑驰过，剑槊相摩，终夜有声，从者怛然失色。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中国之人不测也，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壮士健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况与夷狄！请以为赠。

前些年彭任跟随富弼公出使契丹，曾对我说：“出了国境之后，住宿在驿亭。听到披甲战马几万骑驰聘而过，宝剑和长矛互相撞击，整夜不绝于耳，跟随之使臣惊慌失色。等到天亮了，只见道路上的马蹄印了，心中的余悸还难平息，好像心要跳出来似的。”大凡契丹用来向中国炫耀武力的手段，多为这类事情。中国去的使者，没有识透他们这类手段，因之而有的人甚至震惊害怕到哑口无言，让外族人嗤笑。唉！这是多么的没有思考力啊！古代奉春君刘敬出使到冒顿去，壮士大马都藏起来不让看见，因此才有平城的战役。现在的匈奴（契丹），我是深知他们没有什么能力与作为的。孟子说：“面对诸侯国君的谈话，就得藐视他。”更何况对待外族呢！请把上述的话权作临别赠言吧。

彭任：宋代岳池人。庆历初富弼使辽，任与偕行，道次语弼曰：“朝廷所谓书词，万一与口传异，将何以对？”启视果不同，弼即驰还朝，更书而去。冒顿（mòdú）：汉初匈奴族一个单于的名字。

该文作于嘉祐元年九月，是一篇赠序。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八月，刑部员外郎、知制诰石扬休（字昌言）出使北国前往契丹，庆贺契丹国母生辰。苏洵给他这篇赠序（因为苏洵之父名序，不称序改称引），就是让他借鉴历史经验，不怕强敌威胁，发扬民族正气，夺取外交胜利。文章首段回忆他们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扬休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寄于莫大信任，充满劝勉之情；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藐视强虏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文章用语简炼，仅在这数百言间，就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得不成为令人敬仰的大家风范。

序文

伶官传序

译注赏

宋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唉!国家兴盛与衰亡的命运，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由于人事吗？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伶官：伶，戏子，或唱戏杂技演员，现代的娱乐人员。伶官：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不思于进取，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理：道理。岂：难道。人事：指政治上的得失。原：推究，推其根本，形容词用作动词。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shǐ)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qì)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qiǎn)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náng)，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世人说晋王将死的时候，拿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来的；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他们却都背叛晋而归顺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憾；给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愿望。”庄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此后出兵，就派随从官员用猪、羊各一头祭告祖庙，请下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世言：世人说。以：把。立：即位。其：语气副词，表示期望、命令的语气，一定。乃：你的。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少牢：祭品，用一猪一羊。牢，祭祀用的牲畜。锦囊：丝织的袋子。前：在前。负：背负。及：等到。凯：凯歌，打胜仗时所奏的曲子。旋：归，回。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hán)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chóu)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jīn)，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yú)？《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当庄宗用绳子捆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向先王禀告成功的时候，他意气骄盛，多么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他仓皇向东出逃，还没有看到叛军，士卒就离散了，君臣相对而视，不知回到哪里去。以至于对天发誓，割下头发，大家的泪水沾湿了衣襟，又是多么衰颓啊。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事迹，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招来损害，谦虚得到好处。”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方：正在。系：捆绑。组：丝编的绳索，这里泛指绳索。函：匣子，名词用作动词，指用匣子装。仇雠：“雠”与“仇”同义，仇敌。一夫：一个人。仓皇：急急忙忙的样子。及：等到。断发：把发髻割下扔在地上，表示甘愿掉脑袋。抑：还是。本：探求，考察。书：《尚书》，儒家经典著作。兴：使……兴旺。逸豫：安闲快乐。迹：迹象。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líng)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豪杰，都不能跟他抗争；等到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就自己丧命，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讥笑。人生中的祸患常常是从细微的事情中积淀下来的，人的智慧和勇气常常被自己所溺爱的事物所困，难道只有宠爱伶人才会这样吗？

举：全，所有的。莫：没有人。忽微：极细小的东西。所溺：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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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杨寘序

译注

宋欧阳修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我曾经得了忧劳的病症，退下来闲居，没有医治好。后来在朋友孙道滋那里学习弹琴。学习了五声和几支乐曲，时间一长觉得很快乐，不知道那疾病还在自己身上呢。

幽忧：过度的忧伤和劳累。语出《庄子·让王》：“我适有幽忧之病。”孙道滋：作者的朋友。宫：五声音阶的第一音级,依次是商、角、徵zhǐ、羽。引：乐曲体裁之一。本句意即学习宫、商的声音和几支曲子。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弹琴作为一种技艺，是很小的了。等这技艺到了极点，大的是最低的声音，小的是最高的声音，按着琴弦迅急弹奏，声调便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声音急促的，显得很凄惨；声音和缓的，显得很舒畅。有时好像山崩石裂，泉水从高山上涌出来，又好像夜晚发生了大风大雨；有时像旷夫、寡妇的叹息声，又好像和睦的雌鸟、雄鸟互相唱和。它的深沉的忧虑稻悠远的思绪，就是虞舜、周文王和孔子的遗音；它的悲惨、愁闷、感慨、愤激，就是孤儿伯奇、忠臣屈原所发出的叹息。喜、怒、哀、乐的情绪，一定深深地打动人家的心弦；纯厚、古雅、淡泊的音色，却跟尧舜三代的语言、孔子的文章、《易经》所表现的忧患、《诗经》所包含的怨恨讽刺，没有什么区别。它能够凭耳朵听出来，能够随手弹出来。如果选取那和谐的音调，排遣忧郁，散发幽思，那么，往往感动人心，极为深切。

技：技艺。凄然：悲伤的样子；舒然：舒畅的样子。怨夫：即旷夫，也就是没有妻室的男子。雍雍：和谐，和睦。遗音：《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圣证论》引《尸子》及《孔子家语》说南风辞为：“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琴操》：“拘幽操，文王于羑yǒu里而作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于师襄。”一些古书记他作过《临河操》、《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等琴曲。伯奇：《琴操》记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有个儿子，名伯奇，本来很孝顺，由于后娘谗害，被尹吉甫驱逐出去。伯奇很伤心，弹琴作《履霜操》，曲终，投河而死文章：《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刘宝楠正义：文章，谓诗、书、礼、乐、《易》之忧患。忧患：《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怨刺：《诗谱序》：“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正义：“怨亦刺之类，故连言之”。意谓讽刺政治道：同“导”，开导。湮：读音yīn,湮郁：阻塞。写：通“泻”。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我的朋友杨君，喜欢研究学问，很会写文章，屡次参加进士考试，都不得意。等到依靠祖上的官勋，才调到剑浦去做了县尉。小小的剑浦在东南面几千里路以外，在这种情况下，他心里确实有不平的地方。并且从小又多疾病，可是南方缺少名医良药，风俗饮食与中原两样。以他多病的身体，抱着不平的心思，却生活在风俗不同的地方，哪里能够长久地沉闷下去呢？然而要平静他的心思，疗养他的疾病，那么弹琴也能够收到一点好处吧!因此我写了这篇谈琴的文章来给他送行，并且邀请孙道滋参加，喝一杯洒，弹一回琴，当做临别的纪念。

荫调：凭借上代官爵而得官。尉：官名。剑浦：县名，今福建南平县内。

古文观止 , 送别 , 序文

送王含秀才序

译注

宋韩愈

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耶？及读阮(ruǎn)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yǎn)蹇(jiǎn)，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若颜子操瓢与箪(dān)，曾参歌声若出金石，彼得圣人而师之，汲(jí)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曲之托，而昏冥之逃耶？

我在年轻的时候，读王篑的醉乡记，心里面很奇怪那隐居的人，既然和世界没有什么牵挂，为什么还说这种话，难道说真的是贪吃那酒吗？到后来读了阮籍、陶潜的诗，终知道他们虽然洒脱，不愿同世人交接，但是他们的心，终究不能平，偶然碰见那事物的是非，他就感触起来，把酒来做遁世的托辞罢了。那颜子住在一条陋巷里，只有一箪的饭，一瓢的汤。曾子唱起歌来，声音好像是从金石里发出来的，他俩寻到了圣人做老师，急急忙忙的要想学他，还觉得来不及；对那外面的事情，没有工夫去计较了；那里还会有借着醉乡做逃遁处的道理呢！

偃蹇：困顿、失志。颜子：颜渊。箪：盛饭的圆形竹器。金石：金，钟鼎彝器。石，碑碣石刻。金石指用以颂扬功德的箴铭。圣人：孔子。汲汲：形容努力求取、不休息的样子。曲：把麦子或白米蒸过，使它发酵后再晒干，称为曲，可用来酿酒。此处指酒。

吾又以为悲醉乡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sì)位，有意贞观、开元之丕绩，在廷之臣争言事。当此时，醉乡之后世又以直废吾既悲醉乡之文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识其子孙。今子之来见我也，无所挟，吾犹将张之；况文与行不失其世守，浑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见信于世也。于其行，姑分之饮酒。

所以我很哀怜那醉乡的人，不曾逢着好时候。建中初年，天子即位，很想按照贞观开元年间的政治，做一番大事业，朝庭上官，个个上奏疏，讨论时务，这时候那醉乡的后嗣，又因为所说的话太直，丢掉了官。我读了醉乡的文词很哀怜他，又很敬重那良臣的刚烈，总想认识他的子孙。现在你肯来见我，就算是没有什么才华，我也要协助于你，况且你的文才，你的品行，很能继承家风元气，浑浑然即端方又敦厚，只可惜我的力量很薄弱，不能够提拔于你，而我的话，又没有什么人相信。没有其他的法子了，只好趁你走的时候，请你吃上杯水酒。

建中：唐德宗年号。丕绩：大功业。无所挟：就算是没有什么才华。张之：协助他。文与行：文章与品行。

送别 , 序文

梅圣俞诗集序

译赏

宋欧阳修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古文观止 , 序文

五代史宦官传序

译

宋欧阳修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这来源比妇女的祸患还要深。妇人女子，不过使君王好色罢了。但是宦官的危害，并非在某一处或某一件事情。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因为宦官做事情，经常在君王左右，亲近服侍。他们的心思专一，善于忍耐。能讨好以迎合君王的心意，能在小处表现诚实以稳固君王的心，使得君王必定相信而亲近他们。等到取得君王的信任，然后拿福祸来恐吓君王把持朝政。这时虽然有忠臣贤士罗列在朝廷，而君王以为离自己疏远。宦官却服侍起居饮食，不离自己前后左右，显得更为亲近可靠，所以在君王前后左右的宦官日益亲近，忠臣贤士日益疏远，君王的势力日益孤立。势力越孤立，则恐惧祸乱的心情一天天更厉害，而把持君王的宦官，地位日益牢固。国家的安危出于他们的喜怒，祸患隐伏于宫门帷幄之中。这样昔日所谓可以依赖信任的人，就是现在起祸为患的。待君王觉得祸患已深，想与被疏远的忠臣贤士策划，除掉左右亲近的宦官，但事情和缓则培养祸乱越深；事情急促，则宦官挟持君王为人质，这时虽然有圣贤的智慧，也不能与之谋划。即使谋划了也不能实行，实行了也不能成功。如果事情发展走了极端，则两败俱伤，所以大的祸患导致国家灭亡，小的祸患导致君王身死，而使奸雄借机起事，围捕宦官一党，将他们斩尽杀绝来快愉天下人之心才罢休。以前史书上所记载的关于宦官的祸患，常常就是这样，并不是一朝一代如此。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为君王的人，也不想养祸患在宫内，而疏远忠臣贤士于宫外，只是渐渐积累而时势使他那样。女色的媚惑人，如果不幸而不觉悟，那么祸患就会来临。假使他一旦觉悟，揪起头发，将她驱逐就可以了。宦官为祸患，虽然想悔悟，但时势使君王不能将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的祸患深于女色的祸患”，即指如此。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

古文观止 , 史论 , 传记 , 序文

池鸥

宋太学生

朝来池上有斯事，火急报教同舍知。

昨夜雨余春水满，白鸥飞下立多时。

高中文言文 , 史论 , 序文

病愈偶书

宋陆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