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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官传序

译注赏

宋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唉!国家兴盛与衰亡的命运，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由于人事吗？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伶官：伶，戏子，或唱戏杂技演员，现代的娱乐人员。伶官：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不思于进取，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理：道理。岂：难道。人事：指政治上的得失。原：推究，推其根本，形容词用作动词。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shǐ)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qì)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qiǎn)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náng)，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世人说晋王将死的时候，拿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来的；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他们却都背叛晋而归顺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憾；给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愿望。”庄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此后出兵，就派随从官员用猪、羊各一头祭告祖庙，请下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世言：世人说。以：把。立：即位。其：语气副词，表示期望、命令的语气，一定。乃：你的。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少牢：祭品，用一猪一羊。牢，祭祀用的牲畜。锦囊：丝织的袋子。前：在前。负：背负。及：等到。凯：凯歌，打胜仗时所奏的曲子。旋：归，回。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hán)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chóu)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jīn)，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yú)？《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当庄宗用绳子捆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向先王禀告成功的时候，他意气骄盛，多么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他仓皇向东出逃，还没有看到叛军，士卒就离散了，君臣相对而视，不知回到哪里去。以至于对天发誓，割下头发，大家的泪水沾湿了衣襟，又是多么衰颓啊。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事迹，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招来损害，谦虚得到好处。”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方：正在。系：捆绑。组：丝编的绳索，这里泛指绳索。函：匣子，名词用作动词，指用匣子装。仇雠：“雠”与“仇”同义，仇敌。一夫：一个人。仓皇：急急忙忙的样子。及：等到。断发：把发髻割下扔在地上，表示甘愿掉脑袋。抑：还是。本：探求，考察。书：《尚书》，儒家经典著作。兴：使……兴旺。逸豫：安闲快乐。迹：迹象。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líng)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豪杰，都不能跟他抗争；等到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就自己丧命，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讥笑。人生中的祸患常常是从细微的事情中积淀下来的，人的智慧和勇气常常被自己所溺爱的事物所困，难道只有宠爱伶人才会这样吗？

举：全，所有的。莫：没有人。忽微：极细小的东西。所溺：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高中文言文 , 史论 , 序文

五代史伶官传序

译注赏

宋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原：推本求源，推究。其：语气副词，表示期望、命令的语气。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shǐ)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qì)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qiǎn)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乃:你，你的。纳：放回。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一少牢：用猪、羊各一头作祭品。牢，祭祀用的牲畜。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chóu)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

函：用木匣装。组：丝带，这里指绳索。抑：或者。顾：看。仇雠：仇敌。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yù)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nì)，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书》曰：语出《尚书·大禹谟》。及：等到。所溺：沉溺迷爱的人或事物。忽微：极细小的东西。

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作者认为，国家的盛衰，事业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事，取决于执政者的思想行为。并扼要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具体论断，精辟透彻，发人深省。本文阐明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五代后唐庄宗先盛后衰，先成后败的历史事实，例据典型而有说服力。在写法上，则欲抑而先扬，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壮”，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通过盛与衰，兴与亡，得与失，成与败的强烈对比，突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使“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与人”的结论，显得更加令人信服。文章笔力雄健而有气势，表达情见乎辞，篇幅虽然短小，却是一篇搏兔而用全力之作。文中所议论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沙陀族人李克用之长子，是五代的风云人物。李克用在临终之前，以三矢付庄宗要他报仇，叮嘱切切。李克用死后，李存勖嗣位，他谨记父亲遗言，讨刘仁恭，伐契丹，灭后梁，建立了后唐政权。但称帝后却沉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宠信伶人，不问国事。四方藩镇见伶人被宠爱，纷纷贿以财物，谋取私利。而那些正直的臣僚因不肯行贿，为伶人谗言所诬陷，竟无辜被杀。后唐国政于是日趋衰败，动乱接连而生，李存勖本人最终也死在他极为宠信的伶人郭从谦的手中.。欧阳修目睹国家积弱不振的现实和当权者的骄奢淫逸，忧心仲仲，正是出于以古鉴今的考虑。欧阳修在这篇史论中，提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见解，意在为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可谓寄语深长，发人深省。

古文观止 , 史论 , 传记 , 序文

范增论

译注赏

宋苏轼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国私下勾结，渐渐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大致确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能让我告老还乡。”回乡时，还没到彭城，就因背上痈疽发作而死。

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尔。”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如彼雨雪，先集为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苏子说，范增离去是好事，若不离去，项羽一定会杀他。只遗憾他没有早早离开而已。既如此，那么范增应当在什么时候离开呢？当初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终因此而失去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回答说，不。范增想要杀死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还显得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在此时离去呢？《易经》说：“知道选择恰当时机，那不是很神明吗？”《诗经》说：“观察那气象，若要下雪，水气必定先聚集成霰。”范增离去，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

几：事物发生变化的细微迹象。卿子冠军：指宋义。公元前207年，秦围赵，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救赵，途中，宋义畏缩不前，羽矫诏杀之。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之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陈涉能够得民心，因为打出了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的旗帜。项氏的兴盛，因为拥立了楚怀王孙心；而诸侯背叛他，也是因为他谋杀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范增实为主谋。义帝的存亡，岂止决定楚国的盛衰；范增也与此祸福相关。绝没有义帝被杀，而单单范增能够长久得生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就是谋杀义帝的先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本。难道还要等到陈平出反间之计吗？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蛆虫；人必定先有了怀疑之心，然后谗言才得以听入。陈平虽说智慧过人，又怎么能够离间没有疑的君主呢？

楚怀王孙心：即楚怀王的孙子熊心，项梁拥立他为王，仍称怀王。项羽称霸后尊称熊心为义帝。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

我曾经评论义帝；称他是天下的贤君。仅仅是派遣沛公入关而不派遣项羽，在稠人广众之中识别卿子冠军、并且提拔他做上将军这两件事，若不是贤明之君能做到这些吗？项羽既然假托君王之命杀死了卿子冠军，义帝必然不能容忍。因此，不是项羽谋杀义帝，就是义帝杀了项羽，这用不着智者指点就可知道了。范增当初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而服从；中途谋杀义帝，必不是范增的主意；其实岂但不是他的主意；他必然力争而却没有被接受。不采用他的忠告而杀死他所拥立之人，项羽怀疑范增，一定是从这时就开始了。

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亦人杰也哉！

在项羽杀卿子冠军之时，项羽和范增并肩侍奉义帝，还没有确定君臣之身份，如果替范增考虑，有能力诛杀项羽就杀了他，不能杀他就离开他，岂不是毅然决然的男子汉吗？范增年龄已经七十岁，意见相合就留下来，意见不合就离开他，不在这个时候弄清去、留的分寸，却想依靠项羽而成就功名，浅陋啊！即使这样，范增还是被汉高祖所畏惧。范增不离去，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是人中的豪杰呀！

本文是苏轼早期的史论。作者当时阅历不深所以其中提出了一些范增应该杀死项羽的书生之见。但文章立意不落俗套能翻空出奇随机生发极尽回环变换的姿态。在写作技巧上从一点展开多方证明反复推测设想层层深入逻辑严密对后代的应试文章影响很大。

古文观止 , 史论

五代史宦官传序

译

宋欧阳修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这来源比妇女的祸患还要深。妇人女子，不过使君王好色罢了。但是宦官的危害，并非在某一处或某一件事情。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因为宦官做事情，经常在君王左右，亲近服侍。他们的心思专一，善于忍耐。能讨好以迎合君王的心意，能在小处表现诚实以稳固君王的心，使得君王必定相信而亲近他们。等到取得君王的信任，然后拿福祸来恐吓君王把持朝政。这时虽然有忠臣贤士罗列在朝廷，而君王以为离自己疏远。宦官却服侍起居饮食，不离自己前后左右，显得更为亲近可靠，所以在君王前后左右的宦官日益亲近，忠臣贤士日益疏远，君王的势力日益孤立。势力越孤立，则恐惧祸乱的心情一天天更厉害，而把持君王的宦官，地位日益牢固。国家的安危出于他们的喜怒，祸患隐伏于宫门帷幄之中。这样昔日所谓可以依赖信任的人，就是现在起祸为患的。待君王觉得祸患已深，想与被疏远的忠臣贤士策划，除掉左右亲近的宦官，但事情和缓则培养祸乱越深；事情急促，则宦官挟持君王为人质，这时虽然有圣贤的智慧，也不能与之谋划。即使谋划了也不能实行，实行了也不能成功。如果事情发展走了极端，则两败俱伤，所以大的祸患导致国家灭亡，小的祸患导致君王身死，而使奸雄借机起事，围捕宦官一党，将他们斩尽杀绝来快愉天下人之心才罢休。以前史书上所记载的关于宦官的祸患，常常就是这样，并不是一朝一代如此。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为君王的人，也不想养祸患在宫内，而疏远忠臣贤士于宫外，只是渐渐积累而时势使他那样。女色的媚惑人，如果不幸而不觉悟，那么祸患就会来临。假使他一旦觉悟，揪起头发，将她驱逐就可以了。宦官为祸患，虽然想悔悟，但时势使君王不能将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的祸患深于女色的祸患”，即指如此。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

古文观止 , 史论 , 传记 , 序文

喜得建茶

宋陆游

高中文言文 , 史论 , 序文

病愈偶书

宋陆游

枯蓬万里寄飘风，晚落江头号放翁。

冉冉流年秋镜里，悠悠残梦晓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