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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楚之际月表

译注赏

两汉司马迁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太史公研读关于秦楚之际的记载，说：最早发难的是陈涉，残酷暴戾地灭掉秦朝的是项羽，拨乱反正、诛除凶暴、平定天下、终于登上帝位、取得成功的是汉家。五年之间，号令变更了三次，自从有人类以来，帝王受天命的变更，还不曾有这样急促的。

秦：指秦二世胡亥。楚：指西楚霸王项羽。表：是《史记》创立的一种体例，它用表格的形式来表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史记》中的表一般为年表，因秦楚之际天下未定，变化很快，就采取按月记述，把当时发生的大事列为月表。太史公：司马迁自称。因司马迁曾任汉太史令，所以自称太史公。作难（nàn）：作乱；造反。陈涉：名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人。他同吴广首先起兵反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虐戾（nüèlì）：残暴，凶狠。项氏：这里指项羽。项羽，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人。秦二世时，陈涉首先发难。项羽和叔父项梁起义兵，大破秦军，率领五国诸侯入关灭秦，分封王侯，自称“西楚霸王”。践：登上，踏上。祚（zuò）：通“阼”，帝位。三嬗：三次更替。指陈涉、项氏、汉高祖、嬗（shàn），通“禅”。更替，变迁。生民以来：谓有人类以来，即有史以来。斯：这，这样。亟（jí）：急切，急速。也：用在句末，表示坚决的语气。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当初虞舜、夏禹兴起的时候，他们积累善行和功劳的时间长达几十年，百姓都受到他们恩德的润泽，他们代行君主的政事，还要受到上天的考验，然后才即位。商汤、周武称王是由契、后稷开始讲求仁政，实行德义，经历了十几代，到周武王时，竟然没有约定就有八百诸侯到孟津相会，他们还认为时机不到。从那时以后，才放逐了夏桀，杀了殷纣王。秦国自襄公时兴起，在文公、穆公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到献公、孝公之后，逐步侵占六国的土地。经历了一百多年以后，到了始皇帝才兼并了六国诸侯。实行德治像虞、夏、汤、武那样，使用武力像秦国这样，才能成功，统一天下是如此艰难！

洽：融洽，悦服。摄行：代理。汤：即商汤王，名履，放逐夏桀，建立商朝。武：即周武王，姓姬，名发，西伯姬昌之子。诛杀商纣（zhòu），建立周朝。契（xiè）：帝喾之子。虞舜之臣，封于商，赐姓子氏，为商朝的始祖。后稷：虞舜时农官名。弃掌管其事，因亦称弃为后稷，为周朝的始祖。孟津，地名，在今河南省孟县南，又名河阳渡。周武王伐纣，曾在这里会集八百诸侯。《书·武成》：“既戊午，师逾孟津。”放弑（shì）：指商汤王放逐夏桀，周武王诛杀商纣，《孟子·梁惠王下》：“汤放桀，武王伐纣。”襄公：秦襄公，周平王东迁时始列为诸侯。章：显著，显赫。文、缪（mù）：秦文公、缪公，春秋时候秦国两个国君。缪，一作“穆”。献、孝：秦献公、孝公，战国时期秦国两个国君。蚕食：像蚕吃桑叶般慢慢地吞并。并：兼并。冠带之伦：高冠大带之辈，指六国诸侯。一说，比喻习于礼教的人民，别于夷狄而言。彼：指虞、夏、商、周。此：指秦。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秦称帝之后，忧虑过去的战争所以不断，是由于有诸侯的缘故，因此，对功臣、宗室连一尺土地都没有分封，而且毁坏有名的城池，销毁刀箭，铲除各地的豪强势力，打算保持万世帝业的安定。然而帝王的功业，兴起于民间，天下英雄豪杰互相联合，讨伐暴秦，气势超过了三代。从前秦国的那些禁令，恰好用来资助贤能的人排除创业的患难而已。因此，发奋有为而成为天下的英雄，怎么能说没有封地便不能成为帝王呢？这就是上天把帝位传给所说的大圣吧！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大圣，谁能在这乱世承受天命建立帝业呢！

兵革不休以有诸侯：这是一个表示前果后因的句子，意即“所以兵革不休是因为有诸侯的缘故”。以，因。堕（huī）：毁坏。销：溶化；锋：刀刃。镝（dí）：箭头。维：同“惟”。度量，计算。闾巷：里巷。合从（zòng）：即“合纵”，谓联合各路军队。轶（yì）：胜过。三代：谓夏、商、周三代。乡：通“向”。从前。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为”后省宾语“之”（代贤者）。难，谓困难。耳，而已，罢了。无土不王：这里用的是一句古语。“此乃……乎？”句：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是……吧？”疑问句。传（zhuàn）：谓书籍记载。“岂非……哉？”句：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难道不是……吗？”反诘句。用否定表示肯定。“非……孰能……者乎？”句：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是……谁能……的呢？”反诘句。

《秦楚之际月表》，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一表。“表”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一种史书体例，是以表格的形式表现某一时期的史事、人物的。秦楚之际是指秦二世在位时期和项羽统治时期。时间虽短，但事件变化多端，所以按月来记述，称为“月表”。本文是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前面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概括了秦楚之际政治形势的特点：即陈涉发难、项羽灭秦、刘邦称帝，而这些又都是在短促的时间内发生的。文章回顾了历史上一些帝王统一天下的艰难历程，分析了秦楚之际“号令三嬗”，而汉高祖终于称帝的原因，结论有独到之处。

古文观止 , 序文

外戚世家序

译注赏

两汉司马迁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不乎！即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恶能识乎性命哉？

自古以来，受天命的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不只是内在的品德美好，大都也由于有外戚的帮助。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夏桀的被放逐是由于末喜。殷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娀(ｓōｎｇ，松)氏的女子，商纣王的被杀是因为宠爱妲(ｄá，达)已。周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姜原及太任，而幽王的被擒是因为他和褒姒的的淫乱。所以《易经》以《乾》《坤》两卦为基本，《诗经》以《关雎》开篇，《书经》赞美尧把女儿下嫁给舜，《春秋》讥讽娶妻不亲自去迎接。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之中最重大的伦常关系。礼的应用，只有婚姻最为谨慎。乐声协调四时就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变化的统领怎能不慎重呢？人能弘扬人伦之道，可是对天命却无可奈何。确实啊，配偶的亲爱之情，国君不能从大臣那里得到，父亲也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是更卑下的人呢！夫妇欢合之后，有的不能繁育子孙；能繁育子孙了，有的又不能得到好的归宿。这难道不是天命吗？孔子很少谈天命，大概是由于很难说清吧。不能晓阴阳的变化，怎能懂得人性和天命的道理呢？

受命帝王：受命于天的帝王，这里指开国创业的君主。继体：继位。守文：遵守成法。茂：美好。外戚：指皇帝之母及后妃的亲族。涂山：古国（部落）名。这里指涂山氏女。传说禹娶涂山氏之女炎妻，生启，启建立夏朝。放：放逐。夏桀暴虐，宠爱末喜，商汤灭夏，桀被流放于南方。娀(ｓōｎｇ，松)：远古氏族名。这里指有娀氏之女简狄。神话传话，简狄吞燕卵有孕，生契，为商的始祖。嬖：宠爱。商纣王宠爱妲己，荒淫暴虐，周武王伐纣，商军倒戈，纣自焚于鹿台。姜原：周始祖后稷之母。原，或作“嫄”。大任：周文王之母。大，同“太”。禽：同“擒”。西周幽王宠爱褒姒，荒淫昏乱，申侯联合犬戎攻周，幽王逃至骊山被杀，褒姒被俘。西周亡。《易》：《易经》。《乾》《坤》：《易经》六十四封的头两封。乾为阳，坤为阴，乾坤象征天地，又象征君臣、父母、夫妻等。所以《乾》《坤》两封是《经》诸封的基础。《诗》：《诗经》。《关雎》：《诗经》的第一篇诗。《毛诗序》认为，这首诗是赞美后妃之德的。《书》：《书经》，又称《尚书》。釐降：下嫁。这句指的是，尧听说舜有贤德，就把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为妻。《春秋》讥不亲迎：按古代婚礼规定，不论贵族平民，在迎亲时夫婿都应亲自到女家迎娶新娘。鲁隐公二年（前721），国大夫裂到鲁国为其国君迎娶鲁隐公之女。《春秋》的记载是“纪裂来逆女”。《公羊传》认为《春秋》这样记载是“讥始不亲迎也”。逆，迎接。人道：社会的伦理等级关系。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调：和谐。古人认为音乐与自然和社会现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里说“乐调而四时和”。人能弘道：此语出自《论语·卫灵公》。仅，扩大：道，这里指人伦之道。妃(ｐèｉ，配)匹：配偶。妃，通“配”。欢合：夫妇的欢爱。成：成熟，收获，引申为繁育。子姓：子孙。要：求，取。终：结局，归宿。幽明：阴阳。恶：哪里，怎么。性命：人的性和天命。

本文是《史记·外戚世家》的序。《史记》中的外戚指帝王的后妃及其亲族。作者陈述三代的得失，论证后妃对国家治乱的影响。汉代自惠帝时起，后妃、外戚专权反复造成祸乱，因此作者本文是有所指的。但行文吞吞吐吐，大概有不便明言的苦衷。

古文观止 , 序文

货殖列传序

译注赏

两汉司马迁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几乎是行不通的了。

“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yú)、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chú)豢(huàn)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jīn)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huì)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已：同“矣”。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眇：同“妙”。道：同“导”。

夫山西饶材、竹、旄(máo)、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fēn)、梓(zǐ)、姜、桂、金、锡(xī)、连、丹沙、犀(xī)、玳(dài)瑁(mào)、珠玑、齿、革，龙门、碣(jié)石北多马、牛、羊、旃(zhān)、裘(qiú)、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yú)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qū)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吗？

旄：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连：同“链”，铅矿石。丹沙：同“丹砂”，矿物名，俗称朱砂。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玑：不圆的珠子。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旃：同“毡”。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邪：同“耶”。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kuì)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xì)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qiǎng)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lǚ)天下，海岱(dài)之闲敛(liǎn)袂(mèi)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的佚文。辟：同“僻”。原：同“源”。太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F，国号齐。至：犹言襁负而至。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故曰：“仓廪(lǐn)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zhāng)，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dí)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xī)熙，皆为利来；天下壤(rǎng)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壤壤：同“攘攘”。编户：编入户口册。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古文观止 , 序文 , 议论

酷吏列传序

译注赏

两汉司马迁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严酷，盗贼就愈多。”太史公说：这些说得都对!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在当时，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种情况下,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老子说：“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这不是假话。汉朝初年，修改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废除法律繁杂之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百姓平安无事。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导：引导。《论语》作“道”，通“导”。政：政令。齐：整齐。此为约束之意。免：免于死罪。格：革。此言百姓革除坏毛病而走上正路。按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黄式三语曰：“格、革，音义并同，当训为革。”老氏：指老子李耳。以下引文前四句出自《老子》第三十八章，后二句出自《老子》第五十七章。上德：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不德：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按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上德的人，因任自然，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是以：因此。有德：实际上是有德的。下德：道德低下的人。不失德：竟谓执守形式上的德。无德：没有实际的德。滋章：越发严酷。章，通“彰”，此为森严酷烈的意思。信哉：可信啊。是言：这些话。具：工具。制治：管理政治。清：政治清明。浊：政治污浊。昔：从前。此指秦朝。网：法网。奸邪：奸邪欺诈。萌起：不断产生。极：极点，指情况最严重之时。遁：欺瞒。振：振作。救火扬沸：意谓无济于事。按“救火”是负薪救火。“扬沸”。是扬汤（热水）止沸（热水）。武健：强健有力。严酷：指严厉的法令。恶：何。溺其职：丧失其职。听讼：判案。按此三句出自《论语·颜渊》篇。吾：孔丘自称。犹人：与别人相等。下士：愚蠢浅陋的人。按此句出自《老子》第四十一章。觚（gū，姑）：古代有梭角的酒器。圜（yuán，元）：通“圆”。按这句喻汉代的法制较秦代有重大变化。斫（zhuó，浊）：砍削。雕：指雕刻的花纹。朴（pǔ，仆）：本。此指本来的状态。此句说汉代法律重视本质，不重形式。吞舟之鱼：指大鱼。此句言汉法宽疏。吏治：官吏的治绩。：纯厚盛美。艾（yì，义）安：太平无事。艾，通“乂”。彼：指宽厚。此：指酷刑。

司马迁亲身受过酷吏的残害。本文是《酷吏列传》的序，表明了司马迁反对严刑峻法，实行德政的主张。这篇序言可分为三层：第一层用孔子、老子的话，阐明了道义的重要作用。第二层从“太史公曰”到“非虚言也”，作者充分肯定了孔子、老子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反对严刑峻法的主张。第三层从“汉兴”到结尾，用汉初刑法宽简、风气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实，从正面证明德治的重要性。这篇序文的结构很严谨，尤其是前后呼应，善于运用对比手法。文章一开头先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提出论点，然后用暴秦的事实来论证这一论点。接着再一次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以汉初的事例正面论证自已的观点，得出“在彼不在此”的结论。汉初的事例与秦亡的史实，形成鲜明对比，暗中又与武帝时的弊政形成对比，还与篇首孔子、老子的观点相呼应。全文论点与论据紧密配合，层层深入。太史公是不赞成用严刑峻法和酷吏来治国的，于是他在开篇就引用了孔子的话。太史公认为，法令刑法只不过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并不是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根源！

古文观止 , 序文 , 议论

太史公自序

译注

两汉司马迁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本于《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子为鲁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四时：春、夏、秋、冬四季。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牝牡（ｐìｎｍǔ聘母）：牝为雌，牡为雄。指：同“旨”。弑（ｓｈì是）：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曰“弑”。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太史公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太史公说：“对，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记载了，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春秋》歌颂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三代：夏、商、周。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此曰“获符瑞”，指公元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元“元狩”。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04）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穆清：指天。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款塞：叩关。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缧绁（ｌéｉｘｉè雷谢）：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西伯拘羑（ｙǒｕ有）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于是编写《史记》。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被摧毁了，不会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怀王放逐，就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这才有了《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产生；《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思念将来。”于是，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而从黄帝开始。（王兴康）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孙子膑（ｂìｎ鬓）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至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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