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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田记
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shū)而贤者,咸施之。

范文正公,苏州人,平时乐于用钱财帮助别人,选择那关系亲近而贫穷、关系疏远而贤能的人,都予以帮助。

范文正公:即范仲淹,字希文,谥文正。咸:都。

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rěn)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shàn)。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共出纳焉。日食人一升,岁衣人一缣(jiān),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给稻八百斛(hú)。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pèi)然有余而无穷。屏而家居俟(sì)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其给。此其大较也。

当他贵重显达之时,购置近城保收的良田一千亩,称作“义田”,用来养育救济本家族的人们。使他们天天有饭吃,年年有衣穿,嫁女、娶妻、生病、丧葬都予以资助。选择家族中年长辈高而且贤德的人主管帐目,经常总计收入和支出。每天的饭,一人供给一升米;每年的衣服,每人分给一匹细绢。嫁闺女的发给五十千钱,闺女改嫁的发给三十千钱;娶儿媳妇的发给三十千钱,再娶的发给十五千钱;丧葬发给的费用和闺女再嫁的数目相同,孩子的丧事发钱十千。族人聚居的九十多口,义田每年收入供分配用的稻子八百斛,用它所收入的粮食,来供应在这里的聚居的族人,充裕有余而无枯竭之时。退居在家、等待职务的人予以供给,出仕为官的人则停止供给。这就是它的大致情况。

屏:弃,指丢了官。稔:庄稼成熟。赡:富足,足够。缣:双丝的细绢。斛:中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沛然:充盛貌。俟:等待。

初,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为西帅,及参大政,于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公既殁,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唯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

当初,范公还未贵重显达时,就曾有过这种愿望,而无力实现长达二十年之久。后来做了西部边境的统帅,又入朝参与主持朝政,从此才开始有了俸禄赏赐的收入,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他去世之后,后代的子孙修明他的事业,继承他的志向,和他在世的时候一样。他虽地位高俸禄多,却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逝世的时候,甚至没有钱财装殓,子女们也没有钱财为他举办像样的丧事。他只是把救济贫寒、养活亲族的道义,留传给子女罢了。

昔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曰:「是隐君之赐也。」晏子曰:「自臣之贵,父之族,无不乘车者;母之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而举火者,三百余人。以此而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于是齐侯以晏子之觞而觞桓子。予尝爱晏子好仁,齐侯知贤,而桓子服义也。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观文正之义,贤于平仲,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

古时候晏平仲乘破车、驾瘦马。陈桓子说:“这是隐瞒君主的赏赐啊。”晏子回答说:“自从我显贵以后,父系的亲族,没有不坐车的人;母系的亲族,没有衣食不足的人;妻子的亲族,没有挨饿受冻的;齐国的士子,等待我的接济而点火做饭的有三百多人。像这样,是隐瞒君主的赏赐呢?还是彰明君主的赏赐呢?”于是齐君使用晏子的酒杯,罚桓子饮酒。我仰慕晏子好行仁德,齐君了解贤者,而桓子能认错服义。又仰慕晏子的仁德有亲疏层次之分,而言辞有井然的次序:先说父系亲族,后说母系亲族,再说妻子的亲族,最后才提到关系疏远的贤者。孟子说:“由爱自己的亲人而施仁德于民众,由对民众仁德而爱惜世间万物。”晏子的作为接近于这一点啊。现在从范文正公的购置义田这件事来看,是比晏平仲还要贤明啊。他施行的规模的久远和全面,恐怕是要超过晏子的。

服义:在正确的道理或正义面前,表示心服。这里指桓子受觞而不辞。

呜呼!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其邸第之雄,车舆之饰,声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而入者,岂少也哉!况于施贤乎!其下为卿,为大夫,为士,廪稍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瓢囊为沟中瘠者,又岂少哉?况于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啊!当今世上那些身居三公职位,享受万钟禄米的人,他们宅第的雄伟,车驾的华丽,歌妓的众多,妻儿的富有,仅是为满足自己一个人的私欲而已。本族的亲人不能登门的,难道还少吗?何况说帮助疏远的贤者呢?地位在他们以下的是卿,是大夫,是士,禄米的充裕,享用的丰富,也仅是为满足自己一个人的私欲而已。本族的亲人,拿着破碗讨饭,成为沟中的饿殍的,难道少吗?何况对于其它的人呢?这些人都是范文正公的罪人啊!

廪稍:公家给予的粮食。沟中瘠:指饿死在沟渠中。瘠,通“胔”。负敦:靠近城敦。负,背倚。俟:等待。尝:曾经。

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予可无录也。独高其义,因以遗于世云。

范文正公的忠义誉满朝廷,业迹流布边境,功名传遍天下,后代一定会有史官记载的,我可以不用赘述了。唯独敬仰推崇他的道义,因而记叙“义田”之事以留赠世人。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先生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编过他的家谱,他就是家谱上边所说的现在任泰州海陵县的主簿。先生不但与兄长许元相互友爱而被天下称赞,而且从少年时就超出一般人,他从不受约束,擅长辩论,与哥哥都因富有才智谋略而被当世的大人先生所器重。仁宗宝元(1038—1040)年间,朝廷开设方略科,来招纳天下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才,当时陕西大帅范文正公(范仲淹的谥号)、郑文肃公(郑戬的谥号)争相写信推荐先生,因此,他被征召进京应试,结果被任命为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派做泰州海陵县主簿。朝中的大臣多荐举先生有雄才大略,应该任用做重要的事以考验他,不应该把他放置在州、县做一般官吏。许君也曾经意气慷慨,自信自负,想有一番作为。但终究没能有一次显示自己才智的机会就死去了。唉!真令人哀伤啊。

泰州海陵县:现在的江苏省泰县。现在为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谱:为……做家谱。器:器重。以:来...。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为宋名臣。郑文肃公:名戬,字天休,苏州吴县人。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读书人当中本来就有那种远离尘世、与世俗不合,一味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的人,即使受到讽刺谩骂、嘲笑侮辱、穷苦愁困都不后悔,他们都没有一般人那种对名利的营求之心,而对后世有所期望,因此他们的失意、不合时宜也是应该的。至于那些富有机智谋略、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企图利用时世的变化,去营求权势和物利,却往往不能得志的,也是难以数记的。然而,才辩足以改变一切事物,却在重用游说的时代困穷;智谋足以夺取三军的统帅,却在崇尚武力的国家遭受屈辱,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唉!那些对后世有所期待、遭受困厄却不后悔的人,大概知道其中的原因吧!

龃龉(jǔyǔ):这里指政治意见不合。右武:崇尚武道。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许君死时五十九岁,在仁宗嘉祐(1056—1063)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的原上。夫人姓李。长子名瓌,没有做官;次子名璋,任真州司户参军;三子名琦,任太庙斋郎;四子名琳,中了进士。五个女儿,已经出嫁的两个,一个嫁于进士周奉先,一个嫁于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不仕:不出来做官。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墓碑上的铭文是:有人提拔而任用他,没有谁排挤而阻碍他。唉!许君却死于小小的海陵县主簿的官位上,是什么人使他这样的呢?

起:使……起。

许平是个终身不得志的普通官吏。在这篇墓志铭中作者主要是哀悼许平有才能而屈居下位的悲剧。第一段写许君有大才却终不得用的事实;第二段以离俗独行之士和趋势窥利之士的不遇,来衬托许君的不得志;第三段写许君的后事;第四段铭文只二十余字,概括许平一生遭遇,隐含强烈的悲愤。全文议论较多,情调慷慨悲凉。

三槐堂铭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汉、周之际:指五代的后汉、后周。魏国文正公:指王旦,封魏国公,谥文正。左契: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左契凭以索偿。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休:美。皇:通“遑”,闲暇。有:通“又”。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严先生祠堂记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zhào),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miǎn),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赤伏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后来又归隐江湖,回到富春江畔隐居,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先生:指严光。赤符:《赤伏符》,新莽末年谶纬家所造符箓,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后亦泛指帝王受命的符瑞。

在《蛊(gǔ)》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zhūn)》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lián),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在《盅》卦的“上九”爻(yao)辞中说,“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中说,阳气(帝德)正开始亨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蛊:六十四卦之一。上九:九爻。屯:六十四卦之一。复:复除徭役臣妾:原指男女奴隶,这里引申为被统治的人民。亿兆:古代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cí)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yāng)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历史名人严子陵】 近代诗人柳亚子有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这子陵滩讲的是东汉高士严子陵不慕仕途,隐居山野,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严子陵的故乡则是在浙江宁波余姚。 严子陵(公元前37—43),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余姚人。少年时代就到外地投师,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格耿直。在学时与南阳人刘秀是同学,两人白天探讨奥旨,夜来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因朝廷腐败,王莽篡位,赤眉、绿林纷纷起义,严子陵见天下大乱,便回到余姚,隐居不出。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光武帝知严子陵贤能,便派人四出寻访。有人见他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请他入朝为官,但接连三次都被绝然回绝。光武帝没法,便亲自到他的住处去请,岂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走到了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他番身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去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光武帝听了直摇头,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说服你吗?” 然而,光武帝并没有死心,仍然把他请到洛阳。他虽被安置住在富丽堂皇的大院深宅,却绝不肯与朝廷显贵往来,光武帝去拜见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礼。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说他是“狂奴故态”。 一天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促膝谈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光武帝听他论古涉今,说理精辟,喜得眉飞色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次日清晨,严子陵还在梦乡,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见钦天太监惊慌失措的闯进宫门,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勿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 从此严子陵这个“客星”的雅号就名扬四海。他家乡的山陈山被称为“客星山”,桥被叫作“客星桥”。如今还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严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后来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家乡余姚隐居。 建武十七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了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 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著名学者徐渭在《严先生祠》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严子陵钓鱼台】 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麓耸起一双石岩,俗称东台、西台,东台也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名光,东汉初余姚人,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打发余生。对他不事权贵的作法,历代是有口皆碑。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又升格,毕恭毕敬的称为严先生祠堂,文学家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五体投地地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西台姑且称为“谢公台”,它的名气小得多,却自有动人的故事。谢翱字皋羽,南宋诗人,曾从文天祥抗元。文兵败殉国后,谢悲痛欲绝,登临此台致祭,据说他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歌,歌毕竹石俱碎。台上有亭,亭上有联道:“生为信陵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鬼”。亭前竖有石碑一块,上刻有谢翱用生命写成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在东西两台之间,有一座双清亭,亭柱上的楹联是“拾级拜严子,亮节高风今古还誉:隔江祭谢公,忠心赤胆日月魂。》”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 胡惠瑞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位于檀湖山之北,历山之南,亭山之左,柏山之右,329国道南侧三里许。严子陵后裔集居其间,旧称“客星里”,现为“亲堰村”。 由北入村,见南北跨江一小桥,曰“皇帝堰古桥”及“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诸字。背面上额镌刻“清节流芳”和“严子陵纪念坊”诸字,并有“钦差提簿军务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赐建,知余姚事晋江黄琰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等字。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流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石坊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重修严子陵墓的同时重建,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宏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技艺,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十年动乱中,因石坊被群众改建房屋当作歇脚凉亭的依靠所遮挡,才得以躲过浩劫之难,保存了这一保贵的石雕精品。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坊西首有一广场,西侧还扩建有三间“高风亭”,亭内有一展室。有严子陵先生半身像及生平事迹介绍,供游客参观。 牌坊四周集居严氏后裔,是汉徵士子陵公姓氏之源流。村东南偶有严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进距空旷,规模宏大,周以围墙,建筑考究,雕梁画栋,雕刻细致,人物生动,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仅南照墙,大门被毁,第一三进有几间倒塌,梁檐卧地,周墙残缺,其余尚存。 村正南不远处,见青山一色,绿树成荫,气象非凡。曰:“严公山”,俗称“南面山”,先生二十一世孙,唐降州剌史建“严公庙”于此,山巅白云峰有平石阔数丈,刻有“严公山”三个大字于其上。后因子陵墓在客星山。庙徙迁客星山,现仅存遗址。 据《下河严氏支谱》,《严子陵公生平考》记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升安太守始建祠于“客星里”,先生为始祖。严氏战国初,避秦虐而改庄姓,至汉武帝时,严公父士恂守会稽遂家也,蔓延至哀帝间(公元前6-1年,避明帝刘庄讳(58),易庄为严,《子陵墓碑略》云:公生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壬午八月十二,元始元年(公元1年)侍父士恂令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时,与刘秀父亲刘钦尹南顿相善,故公与刘秀同往汝南郑敬处求学。两人白天探讨学问,夜间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因王莽篡位(公元9年),赤眉、绿林纷纷起义,公见天下大乱,便回家乡余姚陈山隐居读书。过了十三年(公元23年),刘秀中兴汉室,统一天下,做了东汉开国皇帝,为光武帝。公得知刘秀做了皇帝,便改名换姓,到远处隐居。刘秀知道公的贤德和才能,令人四处查访,请公出来辅佐。后来,齐地有人上书,说有一男子反穿羊裘,在湖泽中钓鱼,可能是公。刘秀即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接他到了京城,请他入朝做官。前后接了三次才把他接来。并对他优礼有加。安排住进京城宾舍。大司徒(相当于丞相)与公是旧相识,派人带亲笔信去问候,刘秀亲自命人驾车出宫。拜访公,公睡床上,置之不理。刘秀知道他是假睡,就走到了他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我今日以故人的身份来看望你,难道你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公忽然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肯出去做官。读书人自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听了直摇头。 后来,刘秀终于把公请进宫,公也被刘秀的诚意所感动,两人谈天话旧。畅叙不已。刘秀向公请教治国之策,他也诚意相告。一直谈到了深夜,刘秀留他宫中过夜,他也不推辞。就和刘秀同床而睡,他叉开双脚,沉沉睡去。睡到半夜,他一条腿搁到刘秀的肚皮上,刘秀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刘秀起床上朝,有钦天监出班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见有客星冲犯帝座,恐于万岁不利。”刘秀听后哈哈一笑:“哪有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我与好友子陵同榻共眠,他将一条腿搁到了我的身上了。” 刘秀十分钦佩他的才学人品,任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受,但深知朝中的处境和自己的秉性不利,他留给刘秀一封辞职谢罪的信,不辞而别,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隐居不出。 建成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再次派使者征他进京做官。他听到了消息赶紧回到余姚,躲在陈山脚下的月德寺中,使者闻讯追寻而来,那天正好下大雪,积雪很厚,公急中生智,倒穿芒履上了陈山,使者见雪上有脚印,向山脚寻找一番,结果当然没有找着。后人有诗云:“避士入隐志不凡,倒拖芒履上陈山,客星高照古渡在,山高水长仰先贤。” 公八十终老于家,刘秀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伤,令地方政府出钱百万,谷千斛,将他葬于故里陈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仰慕他的高节,特为他建成了祠堂,并定《严先生祠堂记》,赞誉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去山指的是严氏宗祠前的严公山,总称白云山。江水是指祠前的环湖带和下河往西注入姚江。 【严子陵有世孙在桐庐】 屹立在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严子陵钓鱼台,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时隔两千多年,你是否相信在桐庐还有严子陵的世孙呢? 近日,桐庐县组织各乡镇文化部门进行文化遗产普查时,钟山乡文化站收集到了一本《严氏宗谱》,并从中发现历史名人严子陵的五十五世、五十六世孙就在桐庐县钟山乡朱边畈村。 根据家谱记载,严子陵的五十五世孙有八十岁的严奉复和七十五岁的严奉纯等。五十六世孙有六十岁的严国春和五十五岁的严金华等。家谱中写道:“始祖光,字子陵行云,二世家会稽余姚人,小字狂奴,少有高名,同光武帝同学,两人同窗同座同床三年,互敬互学名列全班前茅。刘秀登基后,三番五次聘他当谏议大夫,严子陵不屈。仍耕于富春山中。后人名其钓处为严子陵钓鱼台,在桐庐有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有羊裘轩、客星馆、高风堂等,台上俱有亭。” 这本家谱曾两次重修。1945年,才六岁的严国春上了谱,当时集谱时间一年多。圆谱时刚出生的严家末子严金华也补了上去,他成了谱上的最后一位。此谱共六册36卷,朱边畈村珍藏2册,每册六卷,歌舞乡夏塘、潘畈村各藏一册,毕浦乡严村藏一册,建德市罗村乡狮峰村也藏一册。据严国春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住在建德市狮峰村的堂叔来到桐庐朱边畈村,将一册家谱悄悄带走,还特地做了只樟木箱珍藏,防止腐烂虫蛀,遗憾的是另一册已被烧毁。后建德堂叔去世,他儿子严康乐在外工作,女儿出嫁时,才将家谱送回朱边畈村,由严国春保管至今。 从家谱中可以看出,朝廷官员爱吃桐庐特产,如豆腐干、梨头等,在南宋时已作为贡品送往朝廷。据统计严氏家谱上严子陵后代共有100人在朝廷任大小不同的官职,其五十世孙还得到过严州(建德)府太爷奖励的一块匾额,上有府太爷的圆印,并书“宽厚平和”四字。因五十世孙住建德时,与人发生纠纷,其宽容的气度使得府太爷很受感动。这块珍贵的匾额原挂在朱边畈村的祠堂里,现被严国春的侄儿收藏。 更有意思的是,严国春根据家谱中记载“豆腐干是贡品”这一点,在七八年前开始加工“钟山豆腐干”还真的走红市场,两次走进西博会,多次获奖。 【“庄严一脉”话严姓】 说起严姓,就不得不先提到庄姓。 庄与严二字,组成庄严一词,表示着一种肃静的意思。奇妙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表示的中国姓氏,也有密切的关系。严姓是由庄氏改来的,所以严姓之人,与庄姓根本就是一家人。严氏的姓源,是从楚庄王的谥号“庄”而来,楚庄王的子孙,为了有别于他人,以“谥为姓”,就用“庄”这个谥号来做了自己家族的姓氏。 到了汉代,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按封建帝王之制,为避天子之讳,凡有庄姓人氏必须改姓。因为“庄”与“严”两字常连在一起用,都表示相同的意思,大概因此之故,楚庄王的后裔庄氏在传到汉明帝时,就把庄姓改为严姓了。从此,也就在庄氏之中分出了一支严姓的支系,一代一代的传延下来。 福州阳岐的严培庸说:“我们阳岐的严家,是在唐朝天佑年间,跟闽王王审之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来的。所以福州有十多个姓,都是王审之带来的。我的祖先严怀英,怀是胸怀的怀,英是英雄的英,他就是跟着王审之来这里的。他人很正直,很勇敢,会打仗,有功,后来官拜朝议大夫。” 严姓的发源地,主要是在湖北的江陵和甘肃的天水。从唐朝天佑年间开始,“严”姓人家一部分就在福建定居下来。 现在浙江富阳、桐庐两县,仍保留有许多当年严子陵的踪迹。有“严子陵钓鱼台”等。当年,郁达夫游富春江时有诗曰:“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朋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追本溯源,庄严两姓,都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后裔,血缘上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实为一家。

谏院题名记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

在古代没有专门来规劝君王的官职,从官居高位的公卿大夫到市井百姓从事手工业和从商的人,都可以规劝君王。(等到)汉朝兴盛开始,才有了谏官的称号。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於名者,犹汲汲於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将天下所有的政事,四海之内的百姓,国家社稷的得与失,优势和弊病,都交萃于谏官身上,让他正确地将一切说出来。(谏官)的责任相当重啊!要当好一个谏官,(应当)注意重要的方面,舍弃细微的地方;把情况紧急的事放在前面,把不要紧的事放在后面;只为国家作贡献而不要将自己放在国家前面。那些在名声方面急切的人,一定会在利益方面贪图。(如果这样成为一个谏官的话)那其中的差距又相差多远呢?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於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天禧初年的时候,真宗下诏设立谏官六名,来监督皇帝的行为。庆历中的时候,钱君开始将谏官的名字书写在专门的文书上,我恐怕日子长了名字会磨灭掉。(于是)在嘉祐八年时,将谏官的名字刻在石头上。(这样)以后的人就可以逐个对着名字议论道:“这个人是忠臣,这个人是奸臣,这个人正直,这个人偏邪。”哎,真是令人警戒啊!

天禧:宋真宗(赵恒)年号。庆历:宋仁宗(赵祯)年号。

本文论述了谏官的职责与重要性。作者认为向皇帝进谏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要设立谏官。因为谏官的责任重大,为此官者必须谨慎和忠诚,还要将谏官的名字刻在石上让当时和后来的人监督。 体现了作者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举忠斥奸,不为身谋的精神。在《谏院题名记》中,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他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更是一直被众传颂。

范增论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国私下勾结,渐渐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大致确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能让我告老还乡。”回乡时,还没到彭城,就因背上痈疽发作而死。

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尔。”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如彼雨雪,先集为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苏子说,范增离去是好事,若不离去,项羽一定会杀他。只遗憾他没有早早离开而已。既如此,那么范增应当在什么时候离开呢?当初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终因此而失去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回答说,不。范增想要杀死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还显得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在此时离去呢?《易经》说:“知道选择恰当时机,那不是很神明吗?”《诗经》说:“观察那气象,若要下雪,水气必定先聚集成霰。”范增离去,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

几:事物发生变化的细微迹象。卿子冠军:指宋义。公元前207年,秦围赵,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救赵,途中,宋义畏缩不前,羽矫诏杀之。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之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陈涉能够得民心,因为打出了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的旗帜。项氏的兴盛,因为拥立了楚怀王孙心;而诸侯背叛他,也是因为他谋杀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范增实为主谋。义帝的存亡,岂止决定楚国的盛衰;范增也与此祸福相关。绝没有义帝被杀,而单单范增能够长久得生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就是谋杀义帝的先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本。难道还要等到陈平出反间之计吗?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蛆虫;人必定先有了怀疑之心,然后谗言才得以听入。陈平虽说智慧过人,又怎么能够离间没有疑的君主呢?

楚怀王孙心:即楚怀王的孙子熊心,项梁拥立他为王,仍称怀王。项羽称霸后尊称熊心为义帝。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

我曾经评论义帝;称他是天下的贤君。仅仅是派遣沛公入关而不派遣项羽,在稠人广众之中识别卿子冠军、并且提拔他做上将军这两件事,若不是贤明之君能做到这些吗?项羽既然假托君王之命杀死了卿子冠军,义帝必然不能容忍。因此,不是项羽谋杀义帝,就是义帝杀了项羽,这用不着智者指点就可知道了。范增当初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而服从;中途谋杀义帝,必不是范增的主意;其实岂但不是他的主意;他必然力争而却没有被接受。不采用他的忠告而杀死他所拥立之人,项羽怀疑范增,一定是从这时就开始了。

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亦人杰也哉!

在项羽杀卿子冠军之时,项羽和范增并肩侍奉义帝,还没有确定君臣之身份,如果替范增考虑,有能力诛杀项羽就杀了他,不能杀他就离开他,岂不是毅然决然的男子汉吗?范增年龄已经七十岁,意见相合就留下来,意见不合就离开他,不在这个时候弄清去、留的分寸,却想依靠项羽而成就功名,浅陋啊!即使这样,范增还是被汉高祖所畏惧。范增不离去,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是人中的豪杰呀!

本文是苏轼早期的史论。作者当时阅历不深所以其中提出了一些范增应该杀死项羽的书生之见。但文章立意不落俗套能翻空出奇随机生发极尽回环变换的姿态。在写作技巧上从一点展开多方证明反复推测设想层层深入逻辑严密对后代的应试文章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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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术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mí)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作为将领的原则,应当首先修养心性。必须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麋鹿在身边奔突而不眨眼睛,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才可以对付敌人。

治心:指锻炼培养军事上的胆略、意志和吃苦的精神等。麋:麋鹿,鹿类的一种。左:附近。瞬:眨眼。制:掌握。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军事崇尚正义。如果不合乎正义,即使有利可图也不要行动。并非一动就有危害,而是因为后来将有不能应付的事情发生。只有正义能够激愤士气,用正义激愤士气,就可以投入一切战斗。

上:通“尚”,崇尚。怒:激发。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suì),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kào)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cuò)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xù)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yú)勇,欲不尽则有馀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作战的措施大致是:当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要积蓄财力;当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要培养战斗力;当战争已经打起来的时候,要培养士气;当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要修养心性。小心谨慎地设置报警的烽火,严格认真地在边境巡逻放哨,使农民无所顾忌,安心耕种,这就是积蓄财力的做法。用丰盛的酒食等物慰劳战士,让他们悠闲自在,养精蓄锐,这就是培养战斗力的做法。取得小的胜利,要使战士感到更加紧迫;受到小的挫折,要让战士得到更大的激励,这就是培养士气的做法。使用战士要注意不让他们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修养心性的做法。所以战士们常常积蓄着怒气,心中怀有欲望却不能完全实现。怒气没有消除干净就有余勇可贾,欲望没有完全实现就将继续追求,所以即使吞并了天下,战士也不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的军队经历了七十次战斗也不懈怠的原因。如果不修养心性,战士们打了一次胜仗后就不能继续作战了。

烽燧:即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燃火叫“燧”。斥堠:古代用来瞭望敌情的土堡,这里指放哨、瞭望。犒:犒赏,旧指用酒食或财物慰劳将士。优游:闲暇自得的样子。挫:挫折,这里指打了败仗。厉:激励。并天下:兼并天下。黄帝:传说中我国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相传曾在战争中多次取胜,打败了炎帝、蚩尤,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殆:通“怠”,懈怠。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将领要聪明而严厉,战士要愚昧。聪明就不可预测,严厉就不可冒犯,所以战士们都把自身完全交出来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呢?惟其战士愚昧,然后才能跟他们一道舍生忘死。

智:有智慧。严:有威严。欲:应该。委:委屈。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zhuì)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fù),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大凡出动军队,要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才能够在危险的地方出兵。魏将邓艾率兵伐蜀汉,从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用绳子拴着士兵从山上坠下深谷,如果不是蜀汉后主刘禅昏庸无能,那么百万大军也可以坐而捆绑擒获。邓艾本来就对刘禅轻慢,所以才出兵于危险之地。因此,古代的良将,能用大军去试探敌人的强弱、虚实,同时也用敌人的反应来衡量自己,这样就可以决定行动方针了。

邓艾缒兵于蜀中:邓艾,三国时魏国的将领,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他率兵从一条艰险的山路进攻蜀汉,山高谷深,士兵都用绳子系着放下山去,邓艾自己也用毡布裹着身体,滑下山去。缒,系在绳子上放下去。刘禅:三国时蜀后主,小名阿斗,刘备之子,公元223年至263年在位。侮:轻视、轻侮。尝:试探,检验。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作为主将的原则是:明白道理然后可以出兵,了解形势然后可以增兵,懂得节制然后可以用兵。明白道理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困窘。见了小利益不轻举妄动,遇上小祸难不回避。小利益、小祸难不值得辱没我的本领,然后才能够应付大利益、大祸难。只有善于蓄养本领又爱惜自己军队的人,才无敌于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抵御百勇,一静可以控制百动。

节:节制。沮:沮丧。辱:玷污。技:本领。支:经得起,对付得了。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jiào);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军队自有长处和短处,无论敌我都如此。请问: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却不与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隐蔽起来,敌人却竭力与我对抗,怎么办呢?回答道:我方的短处,我故意显露出来,使敌人心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隐蔽起来,使敌人轻慢而陷人圈套。这就是灵活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校:较量。角:角斗。抗:高,引申为突出地。暴:显露。却:退。狎:轻忽。堕:落。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shì)。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chuí)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xī)(yì),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tǎn)(xī)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zhòu)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要使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但有所依靠。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就知道牺牲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握一尺长的鞭子,面对着猛虎,敢于奋力呐喊而挥鞭打击;空着手遇上了蜥蜴,也会吓得面容变色连连后退,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带兵了。假如赤身露臂但手握着剑,那大力士乌获也不敢逼近;要是头戴着盔,身穿铠甲,靠着武器而睡觉,那小童也敢弯弓射杀了。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能够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那就威力无穷了。

蜥蜴:一种爬行动物,形似壁虎,俗称“四脚蛇”。袒裼:脱衣露体。乌获:战国时秦国的大力士,相传能力举千钧。冠胄衣甲:戴着头盔,穿着铠甲。胄,盔。冠、衣,都用作动词。据兵:靠着兵器。以形固:指利用各种有利形势来巩固自己。以,凭借,利用。形,各种有利的形式和条件。固,巩固。

本文是《权书》(苏洵的一组策论,共十篇)中的一篇,逐节论述用兵的方法,分治心、尚义、养士、智愚、料敌、审势、出奇、守备等八个方面,而以治心(即将帅的思想与军事素养)为核心,所以标题叫“心术”。其中包含着一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但也有诸如“怀其欲而不尽”、“士欲愚”之类的封建权术。全篇段落分明,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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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秘演诗集序
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tú)(fàn),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qīng)

我年轻时因考进士寄居京城,因而有机会遍交当时的贤者豪杰。不过我还认为:国家臣服统一了四方,停止了战争,休养生息以至天下太平了四十年,那些无处发挥才能的智谋雄伟不寻常之人,就往往蛰伏不出,隐居山林,从事屠宰贩运的人,必定有老死其间而不被世人发现的,想要跟从访求他们,与之结交而不可得。后来却认识了我那亡友石曼卿。

释:佛教。这里指佛教徒,即僧人,俗称和尚。秘演,人名。京师: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家:指当时的朝廷。臣一:臣服,统一。四海:古代以为中国在四海之中,故四海指全国。兵革:兵,武器。革,将士作战用的甲盾,这里指战争。养息:休养生息。山林屠贩:指隐居山林做屠夫、商贩的隐士。

曼卿为人,廓(kuò)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hān)(xī),淋漓颠(diān)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xiá)而得之,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

曼卿的为人,胸怀开阔而有大志,今人不能用他的才能,曼卿也不肯委屈自己迁就别人。没有施展志向的地方,就往往跟布衣村民饮酒嬉戏,闹得痛快颠狂也不满足。因此我怀疑所谓蛰伏而不被发现的人,或许会在亲的玩乐中得到。所以常常喜欢跟从曼卿游玩,想借此暗中访求天下奇士。

曼卿:名延年,河南商丘人,北宋诗人,他一生遭遇冷落,很不得志。廓然:开朗豪放的样子。布衣:百姓。野老:乡村老人。酣嬉:尽情喝酒,尽情嬉游。庶几:或许。狎:打近而且态度随便。阴求:暗中寻求。

浮屠(tú)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yùn),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jiē)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

和尚秘演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够将自己遗弃在世俗之外,以崇尚气节为高。两个人相处融合毫无嫌隙。曼卿在酒中隐身,秘演则在佛教中隐身,所以都是奇男子。然而又都喜欢做诗自我娱乐。当他们狂饮大醉之时,又唱又吟,又笑又叫,以共享天下的乐趣,这是多么豪迈啊!当时的贤士,都愿意跟从他们交游,我也常常上他们家。十年间,秘演北渡黄河,东到济州、郓州,没有遇上知己朋友,困顿而归。这时曼卿已经死了,秘演也是又老又病。唉!这两个人,我竟看到了他们从壮年而至衰老,那么我自己也将衰老了吧!

浮屠:佛教,也称和尚。也作“浮图”。遗外:超脱。即抛弃世俗的功名富贵。河:黄河。济、郓:济州、郓州。都在今山东省。

夫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qū)其橐(tuó),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的诗清妙绝伦,可他更称道秘演的作品,以为典雅劲健,真有诗人的意趣。秘演相貌雄伟杰出,他的胸中又存有浩然正气。然而已经学了佛,也就没有可用之处了,只有他的诗歌能够流传于世。可是他自己又懒散而不爱惜,已经老了,打开他的箱子,还能得到三、四百首,都是值得玩味的好作品。

清绝:清新绝顶。即特别清新。浩然:刚直正大之气。胠:打开。橐:袋子。

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diān)崖崛(jué)(lù),江涛汹涌,甚可壮也,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

曼卿死后,秘演寂寞无处可去。听说东南地区多山水美景,那儿高峰悬崖峭拔险峻,长江波涛汹涌,很是壮观。便想到那儿去游玩。这就足以了解他人虽老了可是志气尚在。在他临行之时,我为他的诗集写了序言,借此称道他的壮年并为他的衰老而悲哀。

崛峍:高峻陡峭。

庆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序。

提及九四年,居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那年的春天,东商到福建出差,在泉州的广化寺中,我看到禅房外一个小黑版上有这样的话:“人有两个眼睛,一只是理智,一只是慈悲,用理智看世界,就会没有爱,而只用感性看世界,就失去理智,所以,人要用两只眼睛看世界。” 现在对专门搞文学的人,社会是有点“偏见”的。而究其原因,却和我上面讲的小故事有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中一些朋友太执着于感性来看问题了。 其实传统的“文学型”文人不是这样的,这点我们有幸可以在欧阳文忠公的这篇《释秘演诗集序》中看到。 高僧大多姓释,不光现在如此,何时开始我们无从所知,但据此文可知起码是在宋朝就是这样了。欧阳文忠公的朋友,一个叫做秘演的文化僧人,让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气场”。 北宋建国几十年了,由于修兵革,国家不尚武备,许多“智谋雄伟之士,无所用其能,往往伏而不出。”作为副宰相的欧阳公,一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也是出于体察这些异能之士,用于施政安邦的考虑而与他们优游浸渍而深交之。 然而,朋友是有感情的。欧阳公是以文会友,久而久之,这样文学朋友的高风也深深地感染了他。 秘演诗文雅健,深受朋友们赞赏,虽然才品极高,“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欧阳公的好朋友石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 后来十年之间,秘演北渡黄河,向东到过山东济郓两州,此时,他的好友曼卿去世了,秘演既老且病,然而,此时的秘演胸中依然有着浩然之气。好朋友去世后,他听说“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峍,江涛汹涌,甚可壮也。”还坚持要去壮游。到了生命的垂暮之年,仍然是一种“老而志在”的状态。读起这篇欧阳公纪念好友的文章,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位宋代才子的高古之风。 过去的读书人,大多受孟子所说的“吾善养我浩然之气”的影响很深。小苏又云“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作为不为世用的文人,秘演大师自始至终,无时不焕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浩然之气。每读斯文,小子无不为之感仰钦佩! 受朋友们的鼓励,自去年始,我也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小小游历,受祖国壮美山川,人文遗风的感召,小子也神往着今后能有所长进,能修炼出一股浩然之气来。这样,到了我老得走不动的时候,回顾的一生,也许可以给自己游学历程的前面加上一个小小的“壮”字。

袁州州学记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dān)虑,祗(zhǐ)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仁宗皇帝廿三年,下诏命令各州县设立学馆。那时的州县长官,有的贤明,有的愚昧。奉行诏令时,有的尽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装装门面,充当官、师,胡乱写一道奉诏文书了事。以致有些地方,一连几座城邑,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上面倡导而地方不响应,使得教学受阻,不能推行。

皇帝:这里指宋仁宗。祗:恭敬。

三十有二年,范阳祖君无泽知袁州。始至,进诸生,知学宫阙状。大惧人材放失,儒效阔疏,亡以称上意旨。通判颍川陈君侁,闻而是之,议以克合。相旧夫子庙,狭隘不足改为,乃营治之东。厥土燥刚,厥位面阳,厥材孔良。殿堂门庑,黝垩丹漆,举以法。故生师有舍,庖廪有次。百尔器备,并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仁宗皇帝三十二年,范阳人祖无择任袁州知州。初来时,就召见一班儒生,了解到学馆残缺破败的情况。他很担心人材流失,儒学的教化作用逐渐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颍川人陈侁通判,听了很以为然,意见与祖无择完全一致。他们一同察看了旧有的夫子庙,觉得太狭窄,不适宜改建为学馆,于是决定在城的东北角上建造新学馆。那儿土地干燥坚硬,那儿地势朝南,那儿建筑材料非常优良。学馆的陶瓦、墙壁、大门、房廊,有深灰、雪白、朱红、漆黑诸色,完全合乎法度。所以学生、老师都有安身之所,厨房、粮仓都有安排之处。各种器物准备齐全,大家齐心协力建造,工匠技艺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没日没夜努力从事,过了一年,就将学馆建成。

范阳:古郡名,在今河北涿县一带。祖君无泽:祖无泽,字泽之,北宋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历官直集贤院。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县。通判:官名,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陈君优:陈优,字复之,北宋长乐(今福建长乐县)人,进士。黝:淡黑色。垩:白色土。

舍菜且有日,盱(xū)江李觏(gòu)(shěn)于众曰:“惟四代之学,考诸经可见已。秦以山西鏖(áo)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武夫健将,卖降恐后,何耶?诗书之道废,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焉耳。孝武乘丰富,世祖出戎行,皆孳(zī)孳学术。俗化之厚,延于灵、献。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闻命而释兵;群雄相视,不敢去臣位,尚数十年。教道之结人心如此。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俾尔由庠(xiáng)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谭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赖,且有所法。是睢(suī)朝家教学之意。若其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

在即将开学之时,旴江人李觏对众人勉励说:“那虞、夏、商、周四代办学之事,我们只需考察一下经书就可以知道。那秦始皇凭藉崤山以西之地,与六国大战,想万世称帝,被刘邦率军振臂一呼,却连关门也守不住。武官战将,争相投降惟恐落后,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秦国废弃了诗书教化之道,使众人见利忘义的缘故。汉武帝即位于民富国强之际,光武帝出身于行伍之间,都能极力推行儒学,所以民风淳厚极了,一直影响到汉灵帝、汉献帝的时代。当时,那些在野之人而敢直言的,即使有杀身之祸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劳大得连皇帝也感到威摄的大臣,一听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诸侯虎视眈眈,却都不敢称帝,这种局面尚且维持了数十年。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这样地维系人心。如今躬逢圣明天子,你们袁州人又遇到了贤明的官长,使你们能通过学馆的教化,追随古代圣贤的遗迹。当天下太平的时候,则可以继承礼乐来陶冶我们百姓的性情;一旦有了变故,还可以坚持节操,做臣子的为国尽忠,当人子的为父尽孝。学了儒道,可以使人有所效法,有了精神支柱。这就是国家倡导教学之意。如果到这里来只学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领以求得名利,那岂仅是你们的羞耻,而且也是治国之人的忧虑。”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至和元年夏某月甲子日作记。

舍菜:也作“舍采”,古代入学开始时举行的一种仪式。即向孔子牌位献上芹藻一类菜蔬。舍,放下。盱江:水名,一称抚河,又称建昌江,在今江西东部,谂:规劝,告诉;勉励。草茅:指在野的人。谭:同“谈”。二三子:即“二三君子”的略称,大家,诸君。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

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记。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欢休:和善也。惨戚:悲哀也。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士:狱官也。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方命:逆名也。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祉:犹喜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遄:速也。沮:止也。

背后的故事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二十一岁考进士的试卷文字。宋人曾作为逸话流传,说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请诗人梅圣俞阅卷,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轲之风”,荐于欧阳修。此时欧阳修门下士曾巩也在同试,他俩认为此文优异,可能是曾巩作的,欧阳修为了避嫌不敢定为第一,遂降为第二。但是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不知其出处,待苏轼拜见问他,苏轼笑道:想当然耳。竟是他捏造出来哄骗试官的,欧,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实际所引事例出于《礼记·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处,遂加以增饰,造作出这段佳话来。但从这佳话中也反映出古代应试文字的情况。对于这类文字不应过于执着,认为真的表达了作者的见解,其实不过是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态。在这篇和下面几篇所选的苏轼的几篇论文,就都是苏轼为应试而拟作的文字。苏轼在其《答李之仪书》中曾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又因应举制策课,就写了些“妄论厉害,搀说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习气”。这局客气话,虽含有遁词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几分真情。所以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应予考虑。 题目出处 本篇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伪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为了扣题,其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用这些手段来引起考官的注意,则是很成功的。 创作背景 宋代王安石执政后,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这种政论性文体称为策论。策论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即论证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侧重于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宋嘉祐二年礼部进士考试策论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