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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官朝下五门西。尘起春风过玉堤。

黄帕盖鞍呈了马,红罗系项斗回鸡。

馆松枝重墙头出,御柳条长水面齐。

唯有教坊南草绿,古苔阴地冷凄凄。

唐玄宗时,斗鸡、舞马、歌舞、百戏等,成为宫廷不可或缺的享乐活动。玄宗晚年耽于享乐导致了“安史之乱”,唐王朝几至灭亡。王建七律《春日五门西望》,即是一首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的篇章。 “百官朝下五门西,尘起春风过御堤。”“五门”,又称午门。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墙有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等五个门,故云。“西”即诗题所云“西望”。百官自大明宫下朝,步出五门,西望则是西内之太极宫、掖庭宫和东宫。西内是玄宗游戏的重要地点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宜春院的梨园弟子就生活在西内。百官退朝,侧身西望,但见一阵阵春风,把一股股灰尘吹过御堤,使整个西内显得迷迷濛濛。“尘起春风过御堤”一句虽为写景,却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消逝的岁月无数史实已记忆不清,印象模糊。唯有玄宗的荒嬉尚历历在目。由此为下文张目。西内留下了唐王朝历代帝王的足迹,宫掖中秘闻逸事数不胜数,但最能勾起诗人回忆的却是唐玄宗。这不仅由于玄宗距诗人的时代最近,更重要的是因为玄宗是位因荒嬉几至覆国的君主。因此,颔联很自然地就从首联的望西内而过渡到对玄宗往事的追忆:“”马,此指舞马。舞马以黄帕覆盖其马鞍以见其珍贵。玄宗时,教坊中百戏杂耍名目繁多,诸如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等应有尽有。此外,斗鸡、舞马也特受玄宗喜爱。据载,玄宗曾驯练出舞马一百匹。这些马在表演时,站在巨榻之上,“衣以文绣,饰以珠玉”,随着音乐的节拍俯仰跳动,曲尽其妙。玄宗又好斗鸡戏,曾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门训练金毫铁距、高冠昂尾的雄鸡上千只。斗鸡比赛时,则分成若干支斗鸡队,胜者则缠以锦段。杜诗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也正指此。舞马和斗鸡,玄宗后不再时髦。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只选取玄宗荒嬉最典型的事例,不露声色地展示出来,而让知道这段历史故事的读者,自己去充实众多未写入诗中的内容。 颔联两句是虚笔叙事,这是由“望”而产生的遐思。颈联和尾联则是实笔写景,这是“望”的真实景物,但景中有情,是借景以寄慨。不过,在具体表现上却又不同,互有差异。 颈联“馆松枝重墙头出,御柳条长水面齐”,作今昔纵向对比,不过不是事与事对比,而是以今之物同昔之事对比。“馆”,当指建于西内之宏文馆。在春风的拂动下,馆松茂密,御柳堆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馆松御柳,曾作为玄宗享乐的见证者而存在,可现在,郁郁葱葱的馆松御柳,同转瞬即逝的玄宗的荒嬉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当然要激起诗人心中对今昔盛衰的强烈慨叹。只不过这种慨叹,并非是出自疾呼呐喊,而是寓之以景罢了。岑参《山房春事》诗云:“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以“无情”“无知”的庭树之花,来透露其对梁园萧索的无限伤心之情。“”“教坊”,当指建于西内之宜春院。宜春院已不再是歌舞繁华之地,其南,则荒草古苔,一派阴暗凄冷之象。诗中“阴”和“冷凄凄”数字,既是写实的景语,又饱蘸着作者抚今追昔的伤痛之情,将实景和心境融合为一。

军门频纳受降书,一剑横行万里馀。

汉祖谩夸娄敬策,却将公主嫁单于。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戴叔纶的《塞上曲》共两首,为七言绝句。这两首诗少有被同选的,多是选了第二首。至于为什么,不妨将这两首统一说完后再做分析。(一)中提到了个娄敬。这娄敬是汉初时人。他最早一个劝说后来的高帝刘邦建都长安,占得地利之优,因此被赐以刘姓,且封为建信侯。后称之为刘敬。汉初那个时候匈奴兵强,他曾提出和亲之策,并迁徙原六国贵族后代及豪强大族十万余人充实关中(今东西横贯陕西、北经西安的渭河流域地区),以增实力。历史对其当时的这个举措是肯定的。但此诗对这个故事是持否定态度的。该诗先在上一联赞颂了武力靖边、匈奴归降的一剑横行之功,而后是讽刺汉高祖刘邦诈夸娄敬的和亲之策,卑下地将汉之公主嫁与匈奴王单于。搞清了这是一首和亲靖边的讽刺诗,也就弄清了为何屡屡被漏选。原来人们对边事的处置天然的存有尚武意识,也天然的鄙视和亲靖边,似乎那是一种掉大价的举动。(二)则较之(一)浅明了许多,只是里面也有一典故,就是“生入玉门关”。这“生入玉门关”原本是定远候班超的句子,是说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老时思归乡里,上书言“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超30年驻使西域,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老而思乡求返,本无可咎。但以戴叔纶之见,班超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够彻底---他不应提出“生入玉门关”,也无须提出“生入玉门关”,安心报国是了。戴叔纶的爱国之切是好的,义无返顾也是好的,但放到班超这个实际例子上看,总觉得不是那么太近人情。知道了这个典故,全诗也就没啥费解的了。前一联讲的是汉家重兵接敌,对胡兵一骑都不会放过。而后就是方才说过的那个典故---不回玉门关了,以必死信念战胜胡兵,报国靖边以宁。我以为,戴诗同前人述志慷慨的边塞诗风一体同出,大都是吟咏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言志向,至于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及有关主张,则稍嫌抽象,倘如不将上诗注为唐中期的戴诗,而随便说成为别个时代的,也是很难提出疑问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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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

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

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

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

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

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

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

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

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

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

其一 首联:“”“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甘肃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碗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碗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碗”: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碗。”“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

帝子歌
洞庭明月一千里,凉风雁啼天在水。

洞庭:在长沙巴陵,广圆五百里。

九节菖蒲石上死,湘神弹琴迎帝子。

菖蒲:香草名。《神仙传》:“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王兴采食之,得长生焉。”

山头老桂吹古香,雌龙怨吟寒水光。

桂老:故其香为古香。《史记.夏纪》:“天降龙二,有雌雄。”帝子女神,故曰雌龙。

沙浦走鱼白石郎,闲取真珠掷龙堂。

白石郎:水神。古乐府《白石郎曲》:“白石郎,临江居。前导江伯后从鱼。”龙堂:河伯之所居。《楚辞》:“鱼鳞屋兮龙堂。”此句犹《楚辞》“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之意。

这是李贺诗中较为难懂的一首,历代各家对此诗的解说可谓五花八门。具有代表性的有三说。 一、长生说 清代的王琦认为“此篇旨趣全放楚辞九歌,会其意者,绝无怪处可见”。他认为这首诗描写的是人们为了长生祈求湘神弹琴以迎帝子,以冀望其神之来格以及帝子之不肯来格,景象寂寥的情景。同时他根据《山海经》中的一段话指出诗中的帝子是天帝之女,而非《楚辞》所称尧女之帝子。近人在《李贺诗集》中也指出此诗的主题是祈求长生,“首二句说月明雁啼,水天相映,是先就其地描画一下清空幽冷的光景。三四两句说,世间虽有求不死之药,只有求水神去迎接帝子下降,赐以长生。后四句说山头老桂散发幽光,水中雌龙怨呤,不见神来,惟见群鱼随着小神驰走,不得已只好姑且把珍珠投献,祈神鉴祭其诚,或能赐以降临。”但叶葱奇认为帝子是死为湘水之神的尧之二女。 二、讽刺说 姚文则认为这是一首讽刺诗。“元和十一年秋,葬庄宪皇太后。时大水,饶州奏漂失四千七百户。贺作此讥之,云宪宗采仙药求长生,而不能使太后少延。九节菖蒲石上死,则知药不效矣。帝子指后也。后会葬之岁,复值鄱阳秋水为灾。岂是湘妃来迎,桂香水寒,雌龙怀恨,相与送奏哀丝耶?” 三、对比说 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则说“似为公子之为女道士者,玩末二语亵渎见之。题曰帝子,本《九歌》称尧女者。‘湘神弹琴迎帝子’以上四句,咏上古二妃之幽贞,以下四句咏后世帝女之宕逸。上是客,下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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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江鱼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

能者操舟疾若风,撑突波涛挺叉入。

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

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

东津观鱼已再来,主人罢鲙还倾杯。

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云雷。

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

在诗中,诗人并不打算普及打鱼的要诀,或以赢得一位渔民的钦佩为写作初衷,他有办法绕开难缠的习俗,而及时应邀出席诗神的宴会。这是他第二次观看打鱼的场景,其中的情境,包括鱼水情、主客关系,都有较大程度的相似,但是什么缘故令他再写一首观看打鱼的诗?这首诗旨在弥补上一次观打鱼之作的某个纰漏吗? 既然渔夫可以一而再地打鱼,而不担心两次打鱼造成生活或审美的不当,那么,为何其他诗人会徒生烦恼:考虑两首性质相似的诗中的重复色彩,进而质疑诗的可信度?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诗人的写作戒律之一在于避免同一性,准确地说,就是避免予人一种同一性印象。然而,如果诗人看重的并不是对这种同一性的避免,而是力求其他意趣的立足,他就有理由游离牢固的老主顾,去他处谋生。 当他身处一次打鱼的热闹场合中,他有不少于三种视角来组织所见所闻的材料:其一,叙述渔民的命运,尤其是涉足其中一位渔夫的家庭现况,缩小网眼,捕捉情感的渔利;其二,侧重于渔民捕鱼技艺的描写,细说每一个步骤,将人与鱼的关系条分缕析;其三,以这场打鱼的活动为背景,观察失鱼之后水塘的失色,以及由此及彼,波及家国的命运感。而第四种策略是大团圆、大杂烩:将上述三种写作思路扭结在一起,再顺势推出那最动人心弦的主旋律。 介于清晨与日暮之间的那些光阴似乎仅仅是为了凸显两个端点而甘愿消遁,这个判断的含义不妨理解为,这首诗虽然依赖时间的先后关系来设置内在运行秩序,但是,也就是在读者所熟悉的两个计时符号出现后,时间就失效了、凝固了,不见任何作用。甚至,出现在较后位置上的“日暮”也极有可能是他的虚造,作为观打鱼的游客,他根本不曾挨到天黑才离开现场,日暮之际,那遭受洗礼的苍江将为蛟龙提供怎样的河床,或者蛟龙作为诗意的后援是否属实,都不是值得细察深究的环节。蛟龙的处境之设想,实际上和上一次观打鱼的感慨——咫尺波涛永相失——是一脉相承的:一种无鱼的后苍江时期,人的处境与孤旅将遭受怎样的顾虑? 但是,第二回踏入类似的河边,他把顾虑的基调起得更为高亢,无鱼之状况被打鱼之场面所形成的雷同“干戈兵革斗未止”的印象所遮蔽,成为上一首诗的寄托,而无法在这一次觅得容身之所:他把寻觅意图的脚步往前挪了一步——打鱼是一次搏杀,涉及生死,相当于干戈兵革之争,但相比于后者,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乐趣,而一旦意识到这种乐趣的存在,以及置身其中沾染到这份乐趣,他就察觉到了罪孽,此刻,他所关切的不再是无鱼的后果,而是“凤凰麒麟安在”。这也许就是他再写打鱼情况的内在需要,或可说,他心目中的“凤凰麒麟”确有所指,在此次观打鱼的时期,变得更为重要。不过,以“暴殄天物”作为自省的休止符,有一点过分,差一点成为佛家的信条,但读者应该了解到这不是在批评渔民,或者有关买卖鲜鱼的贸易,或是为了改善伙食的厨娘,他是在进行一次自责,为一首诗寻找最初的心跳,并通过树立起自责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来嘲讽鱼肉百姓的尸位素餐之辈,也即,这首诗在最后几步,不是醉后才吐真言,而是按照既定计划,有效地实现了纪行诗向反讽诗的切换,到头来,读者才接受其中原本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惨烈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