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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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于襄阳书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恭敬地把信呈给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yān)。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zhāng);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读书人能够享有大名声,显扬于当代,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地位显达的前辈替他引荐的。读书人能够把他的美好德行流传下来,照耀后代的,也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的后辈给他做继承人的。没有人给他引荐,即使有美好的才华也不会显扬;没有人作继承人,即使有很好的功业、德行也不会流传。

负:仗侍。休光:盛美的光辉,光华。后进之士:后通显的人。为之后焉:做他们的歌颂者。虽盛而不传:即使成就卓越却不会流传。是二人:这两种人。相须:相待。这里是互相依赖的意思。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chǎn)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qī)戚之穷,盛位无赫(hè)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这两种人,未曾不是互相等待的,然而千百年才相逢一次。难道是居于上位的人中没有可以攀援的人,居于下位的人中没有值得举荐的人吗?为什么他们互相等待那样殷切,而相逢的机会却那样少呢?其原因在于居于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华不肯巴结地位高的人请求引荐,居于上位的人倚仗自己的地位不肯照顾地位低的人。所以才学很高的人很多都为不得志而忧愁,地位高的人没有显耀的声誉。这两种人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没有去求取,就不能说上面没有引荐人;没有向下寻找,就不能说下面没有可以举荐的人。我思考这句话已经很久了,没有敢把这句话说给别人听。

援:攀援。推:推举。殷多、盛。这里引申作密切解。相遇:互相遇合。负:仗恃。谄:讨好。顾:照顾关怀。戚戚:忧虑的样子。赫赫:威显的样子。干之:求他。干,干谒。闻于人:听说。⒁侧闻:从旁边听说,表示谦恭。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xiá)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yú)?古人有言:“请自隗(kuí)始。”愈今者惟朝夕刍(chú)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chuò)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我从旁听说阁下具有非凡的才能,不随波逐流、有独到的见识,行为方正做事实际,进退有度不随流俗,文武官员能量才任用。难道您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人吗?然而没有听说过后辈有得到您的赏识和礼遇的,难道是您寻求而没能得到吗?还是您志在建功立业,而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也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呢?为什么应该听到您推荐人才的事却久久没有听到呢?我虽然没有才能,但要求自己却不敢落后于一般人。阁下将要寻求的人才还没能找到吗?古人说过:“请从我郭隗开始。”我现在只为早晚的柴米和雇仆人的费用着急,这些不过费阁下一顿早饭的费用就足够了。如果您说:“我志在建功立业,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还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那就不是我敢去知道的了。世间那些拘谨小心的人,既不足以向他们告诉这些话,而胸怀坦白、才识卓越的人,又不听取我的话,那么就真的是我的命运很坏了!

道方而事实:道德方正而工作讲求实际。卷舒:卷缩舒展,这里是进退的意思。文武:具有文、武的才能的人。唯其所用:只在您来使用。其,你,第二人称。遇知:受到赏识。获礼:得到尊敬。恒:平常,普通。隗:郭隗,战国时燕国人。刍:喂牲口的草。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恭敬地呈上我以前作的文章十八篇,如蒙您过目,也足以了解我的志向所在。韩愈诚惶诚恐,再拜。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难免强词夺理,倒错逻辑。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为求官而牵强附会、因果倒错就偏颇了。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náo)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qū)也,或梗(gěng)之;其沸也,或炙(zhì)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一般说来各种事物处在不平静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草木本来没有声音,风摇动它就发出声响。水本来没有声音,风震荡它就发出声响。水浪腾涌,或是有东西在阻遏水势;水流湍急,或是有东西阻塞了水道;水花沸腾,或是有火在烧煮它。金属石器本来没有声音,有人敲击它就发出音响。人的语言也同样如此,往往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才发言。人们唱歌是为了寄托情思,人们哭泣是因为有所怀恋,凡是从口中发出而成为声音的,大概都有其不能平静的原因吧!

激:阻遏水势。后世也用以称石堰之类的挡水建筑物为激。炙:烤。这里指烧煮。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páo)、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duó),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音乐,是人们心中郁闷而抒发出来的心声,人们选择最适合发音的东西来奏乐。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八种乐器,是各类物质中发音最好的。上天对于一年四季也是这样,选择最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来发声。因此春天让百鸟啁啾,夏天让雷霆轰鸣,秋天让虫声唧唧,冬天让寒风呼啸。一年四季互相推移变化,也一定有其不能平静的原因吧?

假:借助。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指我国古代用这八种质料制成的各类乐器的总称,也称“八音”。如钟属金类,罄属石类,瑟属丝类,箫属竹类,笙属匏类,埙(xūn)属土类,鼓属革类,柷(zhù)属木类。推敚:推移。敚,同“夺”。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gāo)(yáo)、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kuí)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duó)。”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zāng)孙辰、孟轲(kē)、荀(xún)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dí)、管夷吾、晏婴、老聃(dān)、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pián)、邹衍(yǎn)、尸佼(jiǎo)、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shuò)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人类声音的精华是语言,文辞对于语言来说,又是它的精华,所以尤其要选择善于表达的人,依靠他们来表达意见。在唐尧、虞舜时,咎陶、禹是最善于表达的,因而借助他俩来表达。夔不能用文辞来表达,他就借演奏《韶》乐来表达。夏朝的时候,太康的五个弟弟用他们歌声来表达。殷朝善于表达的是伊尹,周朝善于表达的是周公。凡是记载在《诗经》、《尚书》等儒家六种经典上的诗文,都是表达得很高明的。周朝衰落时,孔子这类人表达看法,他们的声音洪大而传播遥远。《论语》上说:“上天将使孔子成为宣扬教化的人。”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周朝末年,庄周用他那广大无边的文辞来表达。楚国是大国,它灭亡时候的情景靠着屈原的创作来表达。臧孙辰、孟轲、荀卿等人用他们的学说来表达。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些人,都通过各自的主张来表达。秦朝的兴起,李斯是表达者。在汉朝,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其中最善于表达的人。此后的魏朝、晋朝,能表达的人及不上古代,可是也并未绝迹。就其比较好的人来说,他们作品的声音清轻而虚浮,节奏短促而急迫,辞藻艳丽而伤感,志趣颓废而放旷;他们的文辞,杂乱而没有章法。这大概是上天厌弃这个时代的丑德败行而不愿照顾他们吧?为什么不让那些善于表达的人出来表达呢!

唐、虞:尧帝国号为唐,舜帝国号为虞。咎陶:也作咎繇、皋陶。传说为舜帝之臣,主管刑狱之事。《尚书》有《皋陶谟》篇。禹:夏朝开国君主。传说治洪水有功,舜让位于他。《尚书》有《大禹谟》、《禹贡》篇。夔:传说是舜时的乐官。《韶》:舜时乐曲名。五子:夏王太康的五个弟弟。太康耽于游乐而失国,五子作歌告诫。伊尹:名挚:殷汤时的宰相,曾佐汤伐桀。周公:名旦,周武王之弟。辅佐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后又辅佐幼主成王,曾代行政事,制礼作乐。六艺:汉代以后对《诗经》、《尚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种儒家经典的统称。孔子: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语出《论语·八佾》。木铎,木舌的铃。古代发布政策教令时,先摇木铎以引起人们注意。后遂以木铎比喻宣扬教化的人。庄周:即庄子,战国时宋国蒙(今山东蒙阴县)人,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荒唐:漫无边际,荒诞不经。《庄子·天下》篇说庄周文章有“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的特色。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人。楚怀王时任左徒、三闾大夫,主张联齐抗秦。后遭谗被贬。楚顷襄王时,国事日非。秦兵攻破郢都,屈原投汨罗江自尽。著有《离骚》等不朽诗篇。臧孙辰:即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左传》、《国语·鲁语》载有他的言论。孟轲:即孟子。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人,是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著有《孟子》。荀卿:即荀子。战国时赵国人,儒家学者,著有《荀子》。杨朱:字子居,战国时魏国人。其说重在为我爱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言论散见于《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翟(dí):即墨子。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一说宋国)人。墨家学说的创始者,主张兼爱、非攻、尚贤等。其言行主要见于《墨子》。管夷吾:字仲,春秋时齐国人,辅佐齐桓公称霸。后人辑有《管子》一书。晏婴:即晏子。字平仲,春秋时齐景公贤相,以节俭力行,显名诸侯。其言行见于《晏子春秋》。老聃(dān):即老子。春秋、战国时楚国人。道家学说的始祖,相传五千言《老子》(又名《道德经》)即其所作。申不害:战国时郑国人。韩昭侯时为相十五年,国治兵强。其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有《申子》。韩非:战国时韩国公子,后出使入秦为李斯所杀。著名法家代表,其说见《韩非子》。慎到:战国时赵国人,著有《慎子》。田骈:战国时齐国人。著《田子》二十五篇,今已佚。邹衍:战国时齐国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时称“谈天衍”。尸佼:战国时晋国人。著有《尸子》,《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孙武:即孙子。春秋时齐国人。著名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张仪:战国时魏国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秦惠王时入秦为相,主“连横”说,游说六国与秦结盟,以瓦解“合纵”战略。苏秦:战国时东周洛阳人,著名纵横家。曾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合纵抗秦,身佩六国相印,为纵约长。李斯:战国时楚国人。秦始皇时任廷尉、丞相。他对秦统一天下起过重要作用。有《谏逐客书》。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人。著名史学家,著有《史记》。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成都人。著名辞赋家,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扬雄:字子云,西汉成都人。辞赋家,著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又有《太玄》、《法言》等专著。节数:节奏短促以肆:弛,松弛,引申为颓废。肆,放荡。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jìn)(yín)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áo)、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yì)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于天者以解之。

唐朝建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凭他们的出众才华来表达心声。其后还活着的人当中,孟郊开始用他的诗歌来表达感情。这些作品超过了魏晋,有些经过不懈的努力已达到了上古诗作的水平。其他作品也都接近了汉朝的水准。同我交往的人中间,李翱、张籍大概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三位的文辞表达确实是很好的。但不知道上天将应和他们的声音,使他们作品表达国家的强盛呢,还是将让他们贫穷饥饿,愁肠百结,使他们作品表达自身的不幸遭遇呢?他们三位的命运,就掌握在上天的手里了。身居高位有什么可喜的,身沉下僚有什么可悲的!东野将到江南地区去就任县尉,心里好像有想不开的地方,所以我讲这番命由天定的话来解开他心中的疙瘩。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著名诗人,韩愈《荐士》诗称其“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著有《陈伯玉集》。苏源明:字弱夫,武功人,天宝年间(—)进士。诗文散见于《全唐诗》、《全唐文》。元结:字次山,河南洛阳人。有《元次山文集》。李白:字太白,有《李太白集》。杜甫:字子美,有《杜工部集》。李观:字元宾,赵州赞皇人。年(贞元八年)与韩愈同登进士第。擅长散文,有《李元宾文集》。浸淫:逐渐渗透。此有接近意。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人。他是韩愈的学生和侄女婿。有《李文公集》。张籍:字文昌,吴郡人。善作乐府诗,有《张司业集》。役于江南:指赴溧阳就任县尉。唐代溧阳县属江南道。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 文章内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第二段,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风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第三段,论证人也如此,不平则鸣。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 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作者发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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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丞传后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quē)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晚上,我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发现了李翰所写的《张巡传》。李翰因文章而自负,写这篇传记十分详密。但遗憾的是还有缺陷:没有为许远立传,又没有记载雷万春事迹的始末。

张中丞:即张巡(—年),中丞,张巡驻守睢阳时朝廷所加的官衔。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年)。张籍(约—约年):字文昌,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学生。李翰:字子羽,赵州赞皇(今河北省元氏县)人,官至翰林学士。以文章自名:《旧唐书·文苑传》:翰“为文精密,用思苦涩”。自名,自许。许远(—年):字令威,杭州盐官(今浙江省海宁县)人。雷万春:张巡部下勇将。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pí)(fú)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所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许远虽然才能似乎比不上张巡,打开城门迎接张巡,地位本在张巡之上。他把指挥权交给张巡,甘居于其下,毫无猜疑妒忌,最终和张巡一起守城而死,成就了功名,城破后被俘,不过和张巡死的时间有先后的不同罢了。张、许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了解其父辈的志向,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被俘,怀疑许远是怕死而投降了叛军。如果许远真的怕死,何苦守住这尺寸大小的地盘,以他所爱之人的肉充饥,来和叛军对垒而不投降呢?当他在包围中守城时,外面没有一点哪怕极为微弱的援助,所要效忠的,就是国家和皇上,而叛军会拿国家和皇上已被消灭的情况告诉他。许远见救兵不来,而叛军越来越多,一定会相信他们的话;外面毫无希望却仍然死守,军民相食,人越来越少,即使是傻瓜也会计算日期而知道自己的死所了。许远不怕死也可以清楚了!哪有城破而自己的部下都已战死,他却偏偏蒙受耻辱苟且偷生?即使再笨的人也不愿这样做,唉!难道说像许远如此贤明的人会这样做吗?

开门纳巡:肃宗至德二载(年)正月,叛军安庆绪部将尹子奇带兵十三万围睢阳,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自宁陵率军入睢阳城(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九)。柄:权柄。城陷而虏二句:此年十月,睢阳陷落,张巡、许远被虏。张巡与部将被斩,许远被送往洛阳邀功。两家句:据《新唐书·许远传》载,安史乱平定后,大历年间,张巡之子张去疾轻信小人挑拨,上书代宗,谓城破后张巡等被害,惟许远独存,是屈降叛军,请追夺许远官爵。诏令去疾与许远之子许岘及百官议此事。两家子弟即指张去疾、许岘。通知:通晓。食其句:尹子奇围睢阳时,城中粮尽,军民以雀鼠为食,最后只得以妇女与老弱男子充饥。当时,张巡曾杀爱妾、许远曾杀奴仆以充军粮。蚍蜉:黑色大蚁。蚁子:幼蚁。而贼句:安史乱时,长安、洛阳陷落,玄宗逃往西蜀,唐室岌岌可危。外无待:睢阳被围后,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等皆拥兵观望,不来相救。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gòu)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议论的人又认为许远和张巡分守城门,城陷落是从许远分守的西南方开始的。拿这个理由来诽谤许远,这又和小孩的见识没有两样。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内脏必定有一个先受到侵害的地方;扯紧绳子,把它拉断,绳断必定有一个先裂的地方。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就来责怪这个先受侵害和先裂的地步,他也太不通达事理了!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人之美,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像张巡、许远所造成的功业,如此杰出,尚且躲不掉小人的诽谤,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说者句:张巡和许远分兵守城,张守东北,许守西南。城破时叛军先从西南处攻入,故有此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léi)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jǔ)遏(è)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当张、许二位刚守城的时候,哪能知道别人终不相救,从而预先弃城逃走呢?如果睢阳城守不住,即使逃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用处?等到没有救兵而且走投无路的时候,率领着那些受伤残废、饥饿瘦弱的残兵,即使想逃走,也一定无法到达要去的地方。张、许二位的功绩,他们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守住孤城,捍卫天下,仅凭千百个濒临灭亡的士兵,来对付近百万天天增加的敌军,保护着江淮地区,挡住了叛军的攻势,天下能够不亡,这是谁的功劳啊!在那个时候,丢掉城池而只想保全性命的人,不在少数;拥有强兵却安坐观望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不追究讨论这些,却拿死守睢阳来责备张、许二位,也可见这些人把自己放在与逆乱者同类的地位,捏造谎言来帮他们一起攻击有功之人了。

羸:瘦弱。二公二句:谓二公功绩前人已有精当的评价。此指李翰《进张中丞传表》所云:“巡退军睢阳,扼其咽领,前后拒守,自春徂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出奇无穷,制胜如神,杀其凶丑九十余万。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沮遏:阻止。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jì)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suī)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我曾经在汴州、徐州任职,多次经过两州之间,亲自在那叫做双庙的地方祭祀张巡和许远。那里的老人常常说起张巡、许远时候的事情: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救的时候,贺兰进明妒忌张巡、许远的威望和功劳超过自己,不肯派兵相救;但看中了南霁云的勇敢和壮伟,不采纳他的话,却勉力挽留他,还准备了酒食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座。南霁云义气激昂说:“我来的时候,睢阳军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东西吃了!我即使想一个人享受,道义不能允许;即使吃了,我也难以下咽!”于是拔出自己的佩刀,砍断一个手指,鲜血淋漓,拿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大吃一惊,都感动得为南霁云流下了眼泪。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究没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立即骑马离去;将出城时,他抽出箭射寺庙的佛塔,那枝箭射进佛塔砖面半箭之深,说:“我回去打败叛军后,一定要消灭贺兰进明!就用这枝箭来作为标记。”我于贞元年间经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点着说给我听。城破后,叛军拿刀逼张巡投降,张巡坚贞不屈,马上被绑走,准备杀掉;叛军又叫南霁云投降,南霁云没有吱声。张巡叫南霁云道:“南八,男子汉一死而已,不能向不义之人屈服!”南霁云笑道:“我本想有所作为;您既然这样说,我哪敢不死!”于是誓不投降。

愈尝句:韩愈曾先后在汴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任推官之职。唐称幕僚为从事。双庙:张巡、许远死后,后人在睢阳立庙祭祀,称为双庙。南霁云(?一年):魏州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人。安禄山反叛,被遣至睢阳与张巡议事,为张所感,遂留为部将。贺兰:复姓,指贺兰进明。时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驻节于临淮一带。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年)、泗州:唐属河南道,州治在临淮(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当年贺兰屯兵于此。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故称。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zhì)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b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张籍说:“有一个人叫于嵩,年轻时跟随张巡;等到张巡起兵抗击叛军,于嵩曾在围城之中。我大历年间在和州乌江县见到过于嵩,那时他已六十多岁了。因为张巡的缘故起先曾得到临涣县尉的官职,学习努力,无所不读。我那时还幼小,简单地询问过张巡、许远的事迹,不太详细。他说:张巡身长七尺有余,一口胡须活像神灵。他曾经看见于嵩在读《汉书》,就对于嵩说:“你怎么老是在读这本书?“于嵩说:“没有读熟呀。“张巡说:“我读书不超过三遍,一辈子不会忘记。“就背诵于嵩所读的书,一卷背完不错一个字。于嵩很惊奇,以为张巡是碰巧熟悉这一卷,就随便抽出一卷来试他,他都像刚才那样能背诵出来。于嵩又拿书架上其他书来试问张巡,张巡随口应声都背得一字不错。于嵩跟张巡时间较久,也不见张巡经常读书。写起文章来,拿起纸笔一挥而就,从来不打草稿。起先守睢阳时,士兵将近万把人,城里居住的人家,也将近几万,张巡只要见一次问过姓名,以后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起怒来,胡须都会竖起。等到城破后,叛军绑住张巡等几十人让他们坐着,立即就要处死。张巡起身去小便(另说此处为”转身“),他的部下见他起身,有的跟着站起,有的哭了起来。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死是命中注定的。“大家都哭得不忍抬头看他。张巡被杀时,脸色毫不慌张,神态安详,就和平日一样。许远是个宽厚的长者,相貌也和他的内心一样;和张巡同年出生,但时间比张巡稍晚,称张巡为兄,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在亳宋一带。有人传说他在那里有块田地,武人把它强夺霸占了,于嵩打算到州里提出诉讼,却被武人杀死。于嵩没有后代。这些都是张籍告诉我的。

常:通“尝”,曾经。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年)。和州乌江县:在今安徽省和县东北。以巡句:张巡死后,朝廷封赏他的亲戚、部下,于嵩因此得官。临涣:故城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帙:书套,也指书本。仅:几乎。亳:亳州,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县。宋:宋州,治所在睢阳。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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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据我了解,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伏见:看到。旧时下对上有所陈述时的表敬之辞。下文的“窃”,也是下对上表示敬意的。天后:即武则天(624—705),名曌(即“照”),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655年(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被立为皇后,李治在世时即参预国政。后废睿(ruì)宗李旦自立,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在位十六年。中宗李哲复位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后人因称武则天。同州:唐代州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一带。下邽(guī):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县吏赵师韫:当时的下邽县尉。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武后时曾任右拾遗,为谏诤之官。旌(jīng):表彰。闾:里巷的大门。过:错误,失当。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礼:封建时代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泛称。黩(dú)刑:滥用刑法。黩,轻率。僭(jiàn):超出本分。制:制定,规定。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刺谳(yàn):审理判罪。原:推究。端:原因。州牧:州的行政长官。蒙冒:蒙蔽,包庇。戴天:头上顶着天,意即和仇敌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枕戈:睡觉时枕着兵器。介然:坚定的样子。自克:自我控制。谢之:向他认错。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愆(qiàn):过错。戕(qiāng):杀害。悖骜(bèiào):桀骜不驯。悖,违背。骜,傲慢。邦典:国法。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和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内容是汇编周王室的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等历史资料。调人:周代官名。《春秋公羊传》:即《公羊传》,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另二传是《春秋左氏传》和《春秋谷梁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子夏弟子公羊高作,一说是他的玄孙公羊寿作。推刃:往来相杀。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别离
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

大丈夫何尝没有滔滔眼泪,只是不愿在离别时涕泗横流。

杖剑对尊酒,耻为游子颜。

面对离酒慷慨高歌挥舞长剑,耻如一般游子模样满脸离愁。

杖剑:同“仗剑”,持剑。尊:酒器。游子颜:游子往往因去国怀乡而心情欠佳,面带愁容。

(fù)蛇一螫(shì)手,壮士即解腕。

一旦被蝮蛇螫伤手腕之后,当断手臂就断壮士决不踌躇。

蝮蛇:一种奇毒的蛇。螫:毒虫刺人。解腕:斩断手腕。

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

既然决心闯荡天下建功立业,离别家常便饭何须叹息怨尤。

志:立志,志向。

这首诗,叙离别而全无依依不舍的离愁别怨,写得慷慨激昂,议论滔滔,形象丰满,别具一格。 “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下笔挺拔刚健,调子高昂,一扫送别诗的老套,生动地勾勒出主人公性格的坚强刚毅,真有一种“直疑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的气势,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杖剑对尊酒,耻为游子颜”,彩笔浓墨描画出大丈夫的壮伟形象。威武潇酒,胸怀开阔,风度不凡,气宇轩昂,仿佛是壮士奔赴战场前的杖剑壮别,充满着豪情。 颈联运用成语,描述大丈夫的人生观。“蝮蛇螫手,壮士解腕”,本意是说,毒蛇咬手后,为了不让蛇毒攻心而致死,壮士不惜把自己的手腕斩断,以去患除毒,保全生命。作者在这里形象地体现出壮士为了事业的胜利和理想的实现而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颈联如此拓开,有力地烘托出尾联揭示的中心思想。“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尾联两句,总束前文,点明壮士怀抱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志向,为达此目的,甚至不惜“解腕”。那么,眼前的离别在他的心目中自然不算一回事了,根本不值得叹息。 此诗以议论为诗,由于诗中的议论充满感情色彩,“带情韵以行”,所以写得生动、鲜明、激昂、雄奇,给人以壮美的感受。

圬者王承福传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衣食,馀叁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粉刷墙壁作为一种手艺,是卑贱而且辛苦的。有个人以这作为职业,样子却好像自在满意。听他讲的话,言词简明。意思却很透彻。问他,他说姓王,承福是他的名。祖祖辈辈是长安的农民。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抽调百姓当兵,他也被征入伍,手持弓箭战斗了十三年,有官家授给他的勋级,但他却放弃官勋回到家乡来。由于丧失了田地,就靠拿着馒子维持生活过了三十多年。他寄居在街上的屋主家里,并付给相当的房租、伙食费。根据当时房租、伙食费的高低,来增减他粉刷墙壁的工价,归还给主人。有钱剩,就拿去给流落在道路上的残废、贫病、饥饿的人。

圬:(wū)粉刷墙壁。技:手艺,技能。业之:以此为职业。约:简约,简明扼要。尽:详尽,这里可引申为透辟。京兆长安:京兆,原意是地方大而人口多的地方,指京城及其郊区。京,大;兆,众多。唐时长安属京兆府,故称京兆长安。天宝之乱: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边将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叛唐,史称“安史之乱”。玄宗曾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在京师招募士兵十一万讨伐安禄山。官勋:官家授给的勋级。唐制,有功劳者授以没有实职的官号,叫勋官。勋官有十二级。镘(man):镘子,粉刷墙壁的工具。市:街市。屋食:房租和伙食费。当:相当的价值。视时:根据当时。上下:增加或减少。佣:受雇为人劳动。这里作“工价”讲。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

他又说:“粮食,是人们种植才长出来的。至于布匹丝绸,一定要靠养蚕、纺织才能制成。其他用来维持生活的物品,都是人们劳动之后才完备的,我都离不开它们。但是人们不可能样样都亲手去制造,最合适的做法是各人尽他的能力,相互协作来求得生存。所以,国君的责任是治理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存,而各种官吏的责任则是秉承国君的旨意来教化百姓。责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饭不做事,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我泥馒子去游戏嬉戏。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又确实有成效,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虽然辛苦,却问心无愧,因此我心里十分坦然。力气容易用劲使出来,并且取得成效,脑子却难以勉强使它获得聪明。这样,干体力活的人被人役使,用脑力的人役使人,也是应该的。我只是选择那种容易做而又问心无愧的活来取得报酬哩!

稼:种植。致:尽。理:治。因唐高宗名治,唐人避讳,用“理”代“治”。化:教化。易能:容易掌握的技能。直:同“值”,价值,这里指报酬。力:指干体力活。心:指脑力劳动。强(qiǎng):勉力、努力。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宝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唉!我拿着镘子到富贵人家干活有许多年了。有的人家我只去过一次,再从那里经过,当年的房屋已经成为废墟了。有的我曾去过两次,三次,后来经过那里,也成为废墟了。向他们邻居打听,有的说:‘唉!他们家主人被判刑杀掉了。’有的说:‘原主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子孙不能守住遗产。’也有的说:‘人死了,财产都充公了。’我从这些情况来看,不正是光吃饭不做事遭到了天降的灾祸吗?不正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不选择与他的才能相称的事却要去充数据高位的结果吗?不正是多做了亏心事,明知不行,却勉强去做的结果吗?也可能是富贵难以保住,少贡献却多享受造成的结果吧!也许是富贵贫贱都有一定的时运,一来一去,不能经常保有吧?我的心怜悯这些人,所以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干。喜爱富贵,悲伤贫贱,我难道与一般人不同吗?”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石可为也。

他还说:“贡献大的人,他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多,妻室儿女都能由自己养活。我能力小,贡献少,没有妻室儿女是可以的。再则我是个干体力活的人,如果成家而能力不足以养活妻室儿女,那么也够操心的了。一个人既要劳力,又要劳心,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啊!”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我听了他的话,起初还很疑惑不解,再进一步思考,觉得他这个人大概是个贤人,是那种所谓独善其身的人吧。但是我对他还是有些批评,觉得他为自己打算得太多,为别人打算太少,这难道是学了杨朱的学说吗?杨朱之学,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毫毛去有利於天下,而王承福把有家当作劳心费力的事,不肯操点心来养活妻子儿女,难道会肯操劳心智为其他的人吗!但尽管如此,王承福比起世上那些一心唯恐得不到富贵,得到後又害怕失去的人,比那些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以致贪婪奸邪无道以致丧命的人,又好上太多了。而且他的话对我多有警醒之处,所以我替他立传,用来作为自己的借鉴。

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而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而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而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而“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韩愈遇之而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而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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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独酌·其二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天如果不爱酒,酒星就不能罗列在天。

酒星:古星名。也称酒旗星。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quán)

地如果不爱酒,就不应该地名有酒泉。

酒泉:酒泉郡,汉置,在今甘肃省酒泉市。传说郡中有泉,其味如酒,故名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天地既然都喜爱酒,那我爱酒就无愧于天。

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

我先是听说酒清比作圣,又听说酒浊比作贤。

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既然圣贤都饮酒,又何必再去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三杯酒可通儒家的大道,一斗酒正合道家的自然。

大道:指自然法则。

但得酒中趣(qù),勿为醒者传。

我只管得到醉中的趣味,这趣味不能向醒者相传!

酒中趣:饮酒的乐趣。

诗通篇议论,堪称是一篇“爱酒辩”。开头从天地“爱酒”说起。以天上酒星、地上酒泉,说明天地也爱酒,再得出“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的结论。接着论人。人中有圣贤,圣贤也爱酒,则常人之爱酒自不在话下。这是李白为自己爱酒寻找借口,诗中说:“”又以贬低神仙来突出饮酒。从圣贤到神仙,结论是爱酒不但有理,而且有益。最后将饮酒提高到最高境界:通于大道,合乎自然,并且酒中之趣的不可言传的。此诗通篇说理,其实其宗旨不在明理,而在抒情,即以说理的方式抒情。这不合逻辑的议论,恰恰十分有趣而深刻地抒发了诗人的情怀,诗人的爱酒,只是对政治上失意的自我排遣。他的“酒中趣”,正是这种难以言传的情怀。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诸葛亮的大名永远留在天地间,他的遗像清高让人肃然起敬。

宗臣:后人崇拜的大臣。

三分割据纡(yū)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为了三分天下周密地筹划策略,万代好像鸾凤高翔,独步青云。

羽毛:指鸾凤。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伊尹、吕尚难分伯仲,不相上下,指挥军队作战镇定从容,让萧何曹参都为之失色。

运移汉祚(zuò)终难复,志决身歼(jiān)军务劳。

汉朝帝位转移是因为运气,诸葛亮也难以复兴,但他意志坚决,因军务繁忙而鞠躬尽瘁。

身歼:身灭。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读者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诗人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诗人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的意思。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个“纡”字,突出诸葛亮委屈地处在偏僻的地方,经世怀抱只能算“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也只不过是“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是议论中高于其他诗人之处。 诗人联想起诸葛亮超人的才智和胆略,如同见到了他那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方面是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说:“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说:这一评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读者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所以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得挂齿。诗句写得这样曲折跌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这首诗通篇议论但不空泛,句句含情,层层蓄势,到诗的尾联达到高潮:“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束于这里的最强音上。

桐叶封弟辨
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古书上记载说:周成王把削成珪形的桐树叶跟小弟弟开玩笑,说:“把它封给你。”周公进去祝贺。成王说:“我是开玩笑的。”周公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于是,成王把唐地封给了小弟弟。

传者:书传。此指《吕氏春秋·重言》和刘向《说苑·君道》所载周公促成桐叶封弟的故事。成王:姓姬名诵,西周初期君主,周武王之子,十三岁继承王位,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摄政。小弱弟:指周成王之弟叔虞。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suì)过也。

我认为事情不会是这样的,成王的弟弟应该受封的话,周公就应当及时向成王说,不应该等到他开玩笑时才用祝贺的方式来促成它;不应该受封的话,周公竞促成了他那不合适的玩笑,把土地和百姓给予了小弟弟,让他做了君主,周公这样做能算是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君王说话不能随便罢了,难道一定得要遵从办成这件事吗?假设有这样不幸的事,成王把削成珪形的桐树叶跟妇人和太监开玩笑,周公也会提出来照办吗?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朝开国大臣。唐:古国名,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不中之戏:不适当的游戏。苟:轻率,随便。妇寺:宫中的妃嫔和太监。举:指君主的行动。病:弊病。遂:成。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chí)(zhòu)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quē)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凡是帝王的德行,在于他的行为怎么样。假设他做得不恰当,即使多次改变它也不算是缺点,关键在于是不是恰当,恰当就使它不能更改,何况是用它来开玩笑的呢!假若开玩笑的话也一定要照办,这就是周公在教成王铸成过错啊,我想周公辅佐成王,应当拿不偏不倚的道理去引导他,使他的举止行动以至玩笑作乐都要符合“中庸”之道就行了,必定不会去逢迎他的过失,为他巧言辩解。又不应该管束成王太严,使他终日忙碌不停,对他像牛马那样,管束太紧太严就要坏事。况且在一家人中父子之间,还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自我约束,何况名分上是君臣关系呢!这只是小丈夫耍小聪明做的事,不是周公应该采用的方法,所以这种说法不能相信。

道:指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从容:此指举止言行。优乐:嬉戏,娱乐。大中:指适当的道理和方法,不偏于极端。辞:解释,掩饰。驰骤:指被迫奔跑。自克:自我约束。克,克制,约束。直:只是,只不过。缺缺:耍小聪明的样子。缺,原文“垂夬”。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有的史书记载说:“封唐叔的事,是史佚促成的。”

唐叔:即叔虞。史佚:周武王时的史官尹佚。史佚促成桐叶封弟的说法,见《史记·晋世家》。

本文论述了大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问题。通过桐叶封弟的典故,作者批评了君主随便的一句玩笑话,臣子也要绝对服从的荒唐现象,主张不要盲从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在封建时代,发表这样的观点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 “桐叶封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典故。在“君权神授”的谬论横行的时代,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君主的言行被绝对化了。“天子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之类的口头禅就是绝好的说明。作者在本文中虽然批评的是周公,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其主旨是说明对君主的一言一行要从实际效果上来观察,而不应盲从。这种观点无疑是进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首先扼要地介绍了“桐叶封弟”的史料。然后斩钉截铁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吾意不然。”接着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封”或“不当封”,而不在于这是谁的意图。最后提出了周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辅佐成王。全文丝丝入扣,有破有立,立论明确,读后令人为之叹服。特别是结尾的“或曰”一句,使全文的论证留有余地,更是耐人寻味。

杂说一·龙说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龙吐出的气形成云,云本来不比龙灵异。但是龙乘着这股云气,可以在茫茫的太空中四处遨游,接近日月,遮蔽它的光芒,震撼起雷电,变化神奇莫测,雨水降落在大地,使得山谷沉沦。这云也是很神奇灵异的呢!

龙说:选自《杂说》,为其首篇,题目为编者加。嘘:喷吐。龙吹气成云是古代的一种传说。固:本来、当然。景:通“影”。神变化:语出《管子·水地篇》“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为蚕(虫蜀)[说明,此为一个字],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水:名词用作动词,下雨。汩:淹没。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

云,是龙的能力使它有灵异的。至于龙的灵异,却不是云的能力使它这样子的。但是龙没有云,就不能显示出它的灵异。失去它所凭借的云,实在是不行的啊。

无以:没有可以用来。信:确实、的确。

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

多么奇妙啊,龙所凭借依靠的,正是它自己造成的云。《周易》说:“云跟随着龙。那么既然叫做龙,就应该有云跟随着它啊!”

云从龙:语出《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从:随,跟随。

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这篇根据典籍和传说写的杂感,用意很明显:作者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说明了圣君与贤臣之间的关系,即圣君是要依靠贤臣建功立业,贤臣又要仰仗圣君的识拔才能荷重行远,如此才能相得益彰。 通篇只就龙与云的关系着笔,从一个“灵”字着眼,所无一句点明本旨,可处处扣题。含蓄而又生动形象的写法,使行文委婉曲折,起伏跌宕,读来意味深远。“龙”与“云”相互依存,形象说明了圣君与贤臣相互依存。贤臣固然不可无圣君,而圣君更加不可无贤臣,说明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圣君与贤臣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