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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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欧阳舍人书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铭: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通材:兼有多种才能的人。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勒:刻。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畜:积聚。兼胜:都好,同样好。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卓卓:卓著,突出样子。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蹶:挫折。魁闳:高大。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piān)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cháo)稳许为邻,潇湘烟暝(míng)来何晚。

春光明媚,良辰美景,庭院秋千高挂。燕子翩然归来。承蒙尊贵的凤凰垂青,才能与之相邻。飞越湘水烟波,相从恨晚。

二社:指春社与秋社,是祭祀社神(土地神)的节日。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秋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翩翩:轻快飞行的样子。许为邻:同意燕子来作邻居。潇湘:湘江的别称,因湘江水深清得名。词中泛指南方,是燕子所来的地方。烟暝:暮霭弥漫。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fú)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争先恐后飞入红楼,成群结队萦绕柳堤。雕梁之上轻歌漫唱。若问燕子为谁来,卷帘之恩重如山。

乱入:纷纷飞入。红楼:指富贵人家。画梁:有雕刻绘画的房梁。歌尘:梁上的尘土。珠帘卷:卷起珠帘让燕自由出入。

上片起首三句“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点节序,写环境,以燕子的翩然来归,喻朝廷的济济多士,同时也寄寓了词人对如同明媚春光的盛世的赞美与热爱,以及词人悠然自得的心情。“千秋”有秋千之意,燕子于寒食前后归来,而秋千正是寒食之戏。““千秋””暗点时令,与“二社”照应。“翩翩又见新来燕”,燕子一会儿飞向空中,一会儿贴近地面,自由之态可掬。句中着一“又”字,说明燕子的翩然来归,非止一双,“新来”切己之初就任,语虽浅而意深,进一步歌颂朝廷的无量恩德。“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两句暗喻吕夷简的退位让贤,并自谦依附得太晚。据《宋史》本传,词人任枢密副使时曾为吕夷简的亲信、祥符县令陈诂开脱罪责。此事当使吕夷简产生好感。后吕夷简荐以自代,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层意思,自然不能明说,若是明说也没有词味。因此词人将其表达得极为婉曲,含蓄蕴藉而不直白、浮浅。“凤凰巢稳许为邻”,词人以凤凰形容邻座之巢,意突出其华美与高贵。不说“占得”,而说“许为邻”,亦谦恭之意。“来何晚”三字,充满感情色彩。从语气上看,似为自责,其中大有“相从恨晚”之意。 下片“乱入红楼,低飞绿岸。”二句以象征、比拟手法,通过描写心情舒畅的燕子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的意象,表达出词人当时的欢乐、畅适心境。“画梁时拂歌尘散”,华堂歌管,是富贵人家常事,燕子栖于画梁,则梁尘亦可称作“歌尘”。这也是居处之华贵作一点缀。结尾二句“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以“主人”喻吕夷简,以“燕”喻词人自身,含蓄曲折地表达了感恩之情。“为谁归去为谁来”,纯为口语,一句提问,引起读者充分注意,然后轻轻逗出“主人恩重珠帘卷”,悠然沁入人心,完成了作品的主题。这种代燕子立言以表示对主人感激的象征手法,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虽然格调不高,但在宋代词坛上也不失为特色之一。该词以燕子自喻,有比兴,有寄托,曲笔抒深情,韵味无穷。按当时审美标准,自然也是得“风人之旨”。这种通过燕子寄寓感恩思想的写法,对后人也有影响。

上梅直讲书
轼每读《诗》至《鸱枭》,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矣!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我每次读到《诗经》的《鸱鸮》,读到《书经》的《君奭》,总是暗暗地悲叹周公没有遇到知己。等到读了《史》,才看到孔子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而弹琴唱歌的声音没有断绝,并与颜渊、仲由等学生互相问答。孔子说:“我不是犀牛老虎那样的野兽,为什么要沦落到在野外游荡的境地?我为什么落到这田地呢?”颜渊说:“先生的理想非常宏大,所以天下不能接受;虽然这样,不被人接纳又有什么担忧的呢?不被人接纳之后更能显现出您是君子。”孔子温和地笑着说:“颜回,如果你有很多财产,我给你当管家。”虽然天下没有人接受孔子的理想,但孔子和他的学生竟能够自我满足而且是这样的快乐。现在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实在还比不上孔子的贫贱。凭召公的贤能,管叔、蔡叔的亲近,却不能够了解周公的心思,那么周公跟谁一同享受这富贵的快乐呢?然而跟孔子一同过着贫贱生活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光凭这一点也就值得快乐了啊!我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读书。听说如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就像古代孟轲、韩愈一类人;又有一位梅公,跟随欧阳公交游,并且和他共同议论文章。从那时起,我日益成长,才能够读先生们的文章词赋,想象出先生们的为人,领会到先生们潇洒地摆脱世俗的快乐,而陶醉在自己的快乐之中。因为我当时刚刚学做诗赋骈文,想求得微薄的俸禄,自己估量没有什么才能可以进见诸位先生,所以来到京城一年多,不曾登门求教。今年春天,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礼部,先生和欧阳公亲自考查我们。我没有想到自己,竟得了第二名。后来听说,先生喜欢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风格,而欧阳公也因为我能不作世俗的文章而录取我,因此我能留在及第的行列里,不是左右亲近的人先替我推荐,不是亲戚朋友为我请求嘱托,从前十多年里听到名声却不能进见的人,一下子竟成为知己。退下来思考这件事,觉得人不能够苟且追求富贵,也不能够空守着贫贱,有大贤人而能成为他的学生,那也很值得自负了。如果凭一时的侥幸而得意,带着成队的车马和几十个随从,使里巷的小百姓围着观看并且赞叹他,又怎么能代替这种快乐啊!《左传》上说:“不埋怨天,不责怪人”,因为“从容自得啊,能够度过天年”。先生名满天下,但官位不过五品;面色温和而不恼怒;文章宽厚质朴而没有怨言。这必定有乐于此道的原因,我希望听到先生的教诲啊。

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是书信体的应用文。那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得到第二名,循例要向所有考官分别写感谢信。梅尧臣位分不高,本来不一定能参与到阅卷工作中来。是挚友欧阳修的保荐,用临时借调的方法让他参加的。在那一届的五六个考官当中,梅尧臣是品阶最低的一个。但是古文观止选入这一篇是有理由的。我认为,整本观止里,得第落第的士人写给权贵和考官的信里,这一篇是最好的。《上梅直讲书》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轼非凡的见识眼力。全文被现代人断成了两大段。 作者是用他的读书心得开头的。我每每独到诗经的《鸱鸮》,和尚书的《君奭》时,都暗自为周公的不遇而悲伤。看《史记》的时候,读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没有断绝,颜渊、仲由这样的弟子还在与他来往问答。孔子曾说:“现今朝野上到处充斥着恶人,是我坚持的道不对吗?不然我怎么还会落到如今的地步?”颜渊说:“夫子的道是极其广大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容纳不下它。不过就算这样,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正是因为您不被这俗世接受,才能结纳到志同道合的君子啊。”孔子忍不住喜动笑颜地说:“颜回,如果你以后富有了,我就要做你的管家。”虽然天下都不能容纳孔子和他的道,但是他却能在与弟子的交流中得到莫大的乐趣。推算起来,周公的富贵又比不上孔子的贫贱了。召公这样的贤者,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兄弟尚且不理解周公的心,周公又能与谁一起分享他的富贵呢?但是,和孔子共处贫贱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这就是值得孔子快乐的地方了。 这个开头一大段是意味深长的。周公和孔子的生平本为大家所熟知,一般运用起来都和废话差不多。苏轼却不怕麻烦,不嫌人家说他废话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把这两人的故事又叙述了一遍,还写的特别长,是有很深考虑的。梅尧臣的潦倒不遇是很厉害的了,如果不是欧阳修自始至终地帮助他、赞美他,“到处逢人说项斯”,可能他在身后一点名声都留不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这么看,连同时代的人也是这么想的。我倒不是说梅尧臣得到的名声与实际不符,而是说他真的是多亏了欧阳修。欧阳修从认识梅尧臣开始,直到梅死去,直到自己老年退休回乡,始终不渝地绝口称赞梅尧臣的文学才干和他们共同的文学见解。这里头有欧阳修本人的气质因素使然——他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见了优秀的青年,奖掖揄扬唯恐不尽,经他提携的人都名声大振。但是,得到欧阳修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么深情关注的人,只有梅尧臣一个。千古之下,我想到这段故事仍然觉得感慨不已。梅欧的情谊,和李杜的不同,和元白的也不同,大概是在一个文士朝代里能有的最好的朋友知己之情了。此文的开头,妙在不直言自己的仰慕结交之意(这是俗人的做法),也不直言自己对梅尧臣生平的看法(这样太突兀,读之恐梅公不喜),而是疏荡开去,以圣贤故事淡淡开头,而且叙述得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提起精神看他后面如何讲。 第二段的章法、态度更妙。我七八岁时才知道要读书,听说世上有位欧阳公,为人就好像古时的孟轲、韩愈这样的人。又有一位梅公,与他交游议论。等我后来长大了,才能读懂他们的诗文,私下揣度他们的为人,感受他们那种脱离世俗的快乐,于是自己也觉得快乐了。但是,那时我为求得一点做官的俸禄,还在学习作诗作文,自惭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献给二位看的。所以我为了应试来到京师一年有余,还没有登门拜访过。今年春天,您和欧阳公主持礼部考试,我没想到自己能得到第二名。后来又听说,您喜欢我的文章,觉得有孟轲的风度气格;欧阳公也觉得我的文章不是一般世俗人的文章,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名次。我没有通过您二位的左右仆役,也没有通过您二位的亲戚旧识来为我请托。之前十几年只听过大名却没见过真容的二位阁下,一天之内就成了我的知己。我回去沉思这件事,做人不能光为了享受富贵,也不能无知无识地处于贫贱。世间有这样的大贤士,我又能成为他们的门生,这就足够了。就算让我一时交了好运,带着十几个人乘车骑马气派地出行,引来市井百姓对我围观称羡,我又怎么能拿来交换这种快乐呢?左传上说:“不怨天,不尤人”,只因为“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您名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貌神情一向温和平静,文章宽厚敦朴没有怨言,一定是从这种“道”里有所启迪。我希望与您一起了解它。 作者的心态是非常镇定从容的,他对自己写的文章足够吸引人这一点毫不怀疑。梅尧臣不是高官,但每天也必然有公文来往要看;一次科举有二百多人入选,即使只有一半人特别懂礼给他写信,也不是轻松的阅读量。苏轼敢在主旨之外貌似游荡一半的文字(主旨说白了就是套近乎),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不鸣则已一击即中。在这一段开头,作者依然非常沉得住气,自叙读书经过和对欧阳修的企慕,这才淡淡提到了梅尧臣一句,算是交代了梅的出场。而且自叙身世时,并不自失身份。他始终将欧梅并称,并不对梅尧臣满口谀辞。真正表现出作者的倾心结纳之意的,其实只有全文最后一句罢了。换了一般人,一定会焦急地将最后一句放在开头来表明心迹。这样力气在第一口就泄光了;不像这篇始终含着一口气,从容不迫缓缓吐露,气势深厚又浑然一体。这是《上梅直讲书》章法的妙处。当然又不止于此。我把此文最大的好处概括为“格高”,格是立意境界见识胸襟眼光。作者在文中抓住的是梅尧臣生平最得意处,所以只需轻轻一挠,读者就浑身舒泰了。梅尧臣生平最得意什么?是有人赏识他吗?是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又切实地帮助了他吗?都不是。我说,是赏识梅尧臣的欧阳修值得他回报以同样的赏识,这才是梅的平生最得意处。以国士待我者,我当以国士报之。回报贵人是有义,回报值得回报的贵人是有情有义。而且这时并不需效仿常人,非得肝脑涂地杀身以殉不可。以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平生行止而言,他们是知己而兼朋友。非要数说过去梅尧臣的仕途如何被欧阳修一再连累,欧阳修又如何卖力为梅尧臣奔走鼓吹,倒是落入下乘了。这时,欧阳修像孟子韩愈,乃是梅最喜闻者,绝不会引起丝毫不快。第一段中,用富贵而不快乐的周公,衬托出贫贱而快乐的孔子,也是因此意图彰然。这种写法顶妙在于,既然欧梅互引为知己,苏轼又深表自己以受知于二人为至乐之心,则苏氏也自许二人为自己的知己了。苏轼以大贤为知己,即自期为大贤之意表露无遗。这就是我认为本文“格高”的所在。作者在几百字之内,给梅尧臣拍了一个至高无上(拿孔子作比)、极其巧妙又极为真实的马屁,同时寄表现了对考官的好感,又不露痕迹地显示了自己的野心。真是非有极大胸襟极深见识的人不能做到。 此文的布局深谋远虑,表面看来却稀松平常。它的语言也有它的好处。比如颜渊说的“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有深意,夫子的笑是“油然而笑”,很形象。“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算是全文的名句。引用的两句《左传》也是恰到好处,十分得体。欧阳修觉得苏文有孟轲之风,是指苏轼滔滔雄辩、言辞无碍、气势浑成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