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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论

译注赏

宋苏轼

人要有才能并不难，要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实在不容易。可惜啊，贾谊虽然能够做帝王的辅佐之臣，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贾生：即贾谊。汉代的儒者称为“生”，如贾生、董生（董仲舒）。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后见用于汉文帝，力主改革，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因当时长沙王不受文帝宠爱，故有被贬之意）。后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君子要想达成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的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所取者：指功业、抱负。所就者：也是指功业。可致之才：能够实现功业，抱负的才能。致，指致功业。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yáo)、舜(shùn)，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yù)？”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hàn)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超过他呢？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贾生之论：指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治安策》。汉文：汉文帝刘恒，西汉前期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昼：齐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孟子曾在齐国为卿，后来见齐王不能行王道，便辞官而去，但是在齐地昼停留了三天，想等齐王改过，重新召他入朝。事见《孟子·公孙丑下》。豫：喜悦。《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充虞，孟子弟子，苏轼这里误为公孙丑。

夫绛(jiàng)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guàn)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cí)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z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jù)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yū)郁愤闷，趯(tì)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完全抛弃旧有的规章制度，采用他的新主张，也太困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郁结烦闷，心绪不宁，表露出退隐的思想。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见识不足。

绛侯：周勃，汉初大臣。优游，叠韵连绵字，从容不迫的样子。浸渍，双声连绵字，渐渐渗透的样子。优游浸渍：从容不迫，逐渐渗透。遽：副词，急速，骤然，迫不及待地。指贾谊在《治安策》的序中所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萦纡：双声连绵字，缭绕的样子。这里比喻心绪不宁。趯然：超然的样子。远举，原指高飞，这里比喻退隐。贾谊《吊屈原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正是远举的意思。贾谊在做梁怀王太傅时，梁怀王骑马摔死，他自伤未能尽职，时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夭绝，指贾谊早死。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ruì)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fú)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juàn)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jǔ)，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因此没有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呀，谨慎的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世啊！

累：忧虑。睿：智慧通达。苻坚：晋时前秦的国君。王猛：字景略，初隐居华山，后受苻坚召，拜为中书侍郎。王猛被用后，受到苻坚的宠信，屡有升迁，权倾内外，遭到旧臣仇腾、席宝的反对。苻坚大怒，贬黜仇、席二人，于是上下皆服（见《晋书·载记·王猛传》）。匹夫：指苻坚。略：夺取。当时前秦削平群雄，占据着北中国，与东晋对抗，所以说“略有天下之半”。狷介：孤高，性情正直，不同流合污。病沮：困顿灰心。沮：颓丧。发：泛指立身处世，也就是上文所谓自用其才。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自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自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自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自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自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自伤自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自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自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古文观止 , 议论 , 写人 , 壮志难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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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论

译注赏

宋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niǔ)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jī)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社会安定没有祸乱，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安定因素。消极地看着祸乱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那么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却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人物，才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得成就伟大的功业。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

晁错：前年—前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主张重农贵粟，力倡削弱诸候，更定法令，招致王侯权贵忌恨。汉景帝四年（前年），吴、楚等七国以“讨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晁错因此被杀。患：祸患。为：治理，消除。所：处所。这里指解决问题的措施。狃：习惯。不吾信：不相信我。惟：只有。出身：挺身而出。犯：冒着。以：而，表顺接。固：原本。这里泛指短时期期月：一个月。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祸乱发生却想躲躲闪闪地避开它，让别人去承担平定它的责任，那么天下人的责难，必定要集中到我的身上。

治平：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其：代词，指祸患。端：开头，开始。发：触发。收：制止。然后有辞于天下：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循循焉：缓慢的样子。循循，徐徐。焉，……的样子。去：逃避。

昔者晁(cháo)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zhū)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山东诸侯各国的实力。于是山东诸侯各国共同起兵，借着杀晁错的名义。可是景帝没有洞察到他们的用心，就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杀身之祸而痛心，却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却是晁错自己造成的。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朝。昔者，从前。山东：指崤山以东。并起：一同起兵叛乱。以诛错为名：以诛杀晁错作为名义。以······为，把······作为。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但汉景帝没有洞察到起兵的诸侯的用心，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受杀身之祸而悲痛，却不明白其中一部分是晁错自己造成的。以，因为。取，招致。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kuì)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自古以来凡是做大事业的人，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洪水东流入海。当他的整个工程尚未最后完成时，可能也时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发生，只是他事先就预料到会这样，祸患发生时就不惊慌失措而能从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自古以来能够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仅仅要有超凡出众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之：用在主、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无实义。龙门：今陕西韩城东北，是黄河奔流最湍急处。大河：指黄河。方：当。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可能也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是以：所以，因此。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zhòu)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qiǎn)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七国那样强大，却突然想削弱它，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人承受抵挡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居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让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说那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自己想赢得那个美名，又怎么能躲避这场患难呢？拿亲自带兵平定叛乱的极其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其安全相比，自己是个引发祸乱的主谋，选择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却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去做，这就是让忠臣义士们愤怒不平的原因啊。

夫：句首发语词。骤：突然。其为变，岂足怪哉：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足，值得。乃：竟然。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想让皇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自己想求得这个美名，怎么能逃避这场患难呢？安，怎么。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这是忠臣义士们之所以愤怒不平的原因啊。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àng)，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cuì)砺(lì)，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shì)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可能免于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却叫皇帝御驾亲征，按情理来说，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这样正好给袁盎以进谗言的机会，使他的目的能够得逞。假若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豁出性命承担这一危险的平叛重担，夜以继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训练军队，向东边严阵以待，让自己的君主不至于受到烦忧，那么皇帝就会充分依靠他而不觉得七国叛乱有什么可怕。纵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虽：即使。何者：为什么呢？以情而言：按照情理来说。以，按照。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使：假若。淬砺：锻炼磨砺。引申为冲锋陷阵，发愤图强。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即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嗟(jiē)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xì)，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yú)！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伟大的功业，那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假如晁错自己亲自带兵去讨伐吴、楚等七国，不一定就不会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兴，奸臣正好趁此钻了空子。晁错企图保全自己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

嗟夫：感叹词，唉。则无务为自全之计：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务，从事。隙：空隙，空子。乃其所以自祸欤：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欤，语气助词，表感叹。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夭F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晃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晃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晃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晃错，但却句句在写晃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晃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晃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晃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晃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晃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晃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晃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晃错获祸。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古文观止 , 议论 , 写人 , 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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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侯论

译注赏

宋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节：节操。匹夫：普通人。见辱：受到侮辱。卒然：突然。卒，通“猝”。所挟持者甚大：谓胸怀广阔，志意高远。挟持，指抱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子房：张良，字子房。因佐刘邦建立汉朝有功，封留侯。受书：接受兵书。书，指《太公兵法》。圯上：桥上。老人：指黄石公。《史记·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后老父约见张良于桥上，张良两次迟到，受到老父的责备。第三次张良“夜未半”即往，老父喜，送他一部书，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语毕，老父即离去。次日张良“视其书”，才知道是《太公兵法》。隐君子：隐居的高士。观其：瞧他。其，指黄石公。微：略微，隐约。见：同“现”。以为鬼物：因黄石公的事迹较为离奇，语或涉荒诞，故有人认为他是鬼神之类，王充《论衡·自然》：“或曰······张良游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公书。盖天佐汉诛秦，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

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谓秦王残杀成性，以刀锯杀人，以鼎镬烹人。夷灭：灭族。贲、育：孟贲、夏育，古代著名勇士。无所复施：无法施展本领。其势未可乘：谓形势有利于秦，还没有可乘之机。而逞于一击之间：《史记·留侯世家》载“秦灭韩”，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其间不能容发：当中差不了一根毛发。比喻情势危急。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千金之子：富贵人家的子弟。不死于盗贼：不会死在和贼的拼搏上。不足以死：不值得因之而死。伊尹太公之谋：谓安邦定国之谋。伊尹辅佐汤建立商朝。吕尚（即太公望）是周武王的开国大臣。荆柯聂政之计：谓行刺之下策。荆柯刺秦王与燕政刺杀韩相侠累两事，俱见《史记·刺客列传》。鲜腆：无礼，厚颇。孺子可教也：谓张良可以教诲。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楚庄王伐郑”六句：楚庄王攻克郑国后，郑伯肉祖牵羊以迎，表示屈服。楚庄王认为他能取信于民，便释放了他，并退兵，与郑议和。事见《左传》宜公十二年。肉祖，袒衣阵体。“勾践之困于会稽”三句：《左传》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越军曾击败吴军于此）也。遂入越。越王（勾践）以甲循五千，保于会稽（山），使大夫种因昊大宰萦以行成。······越及吴平。《国语·越语下》载勾践“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三年而吴人遣之。”归臣妾于吴，谓投降吴国为其臣妾。报人：向人报仇。非有生平之素：犹言素昧平生（向来不熟悉）。仆妾之役：指“取履”事。油然：盛兴貌。此谓悦敬之心油然而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轻用其锋：轻率地消耗自己的兵力。弊：疲困，衰败。“当淮阴破齐”三句：《史记·淮阴侯列传》：汉四年，韩信破齐，向刘邦请封“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荣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日：‘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赶紧提醒他不能得罪韩信。刘邦醒悟，便封韩信为齐王以笼络他。韩信后降封为淮阴侯，故称为淮阴。非子房其谁全之：不是张良，谁又能来保全他呢？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外柔内刚，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二句：《史记·留侯世家》：“太史公日：‘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不称，不相称。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古文观止 , 议论 , 写人 , 散文

书洛阳名园记后

译注赏

宋李格非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xié)崤(xiáo)渑(miǎn)之阻，当秦陇之襟(jīn)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洛阳地处全国的中部，拥有崤山、渑池的险阻，算是秦川、陇地的咽喉，又是赵、魏争着向往的地方，是四方诸侯必争之地。天下如果经常太平无事也就罢了，一旦有战事，那么洛阳总是首先遭受战争。为此我曾说过：“洛阳的兴盛和衰败，是天下太平或者动乱的征兆啊。”

挟：拥有。崤：崤山，在河南洛宁县西北。渑：渑池，古城名，在今河南渑池县西。崤山、渑池都在洛阳西边。受兵：遭战争之苦。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róu)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xiè)，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俱灭而共亡，无馀处矣。予故尝曰：“园圃(pǔ)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

正当唐太宗贞观、唐玄宗开元盛世时，公卿贵族、皇亲国戚在东都洛阳营建公馆府第的，号称有一千多家。等到后期遭受动乱而流离失所，接着是五代的惨痛破坏，那些池塘、竹林、树木，被兵车践踏，变成一片废墟。高高的亭阁、宽大的楼台，被战火焚烧，化成灰烬，跟唐朝一起灰飞烟灭，没有留下一处。我因此曾说：“馆第园林的繁盛或毁灭，就是洛阳兴旺或衰败的征兆啊。”

开馆列第：营建公馆府邸。五季：五代（指五代十国时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况且天下的太平或动乱，从洛阳的兴衰就可以看到征兆；洛阳的兴衰，又可以从馆第园林的兴废看到征兆，那么《洛阳名园记》这作品，我难道是徒劳无益、白费笔墨的吗？

候：征兆。徒然：白白地。

呜呼！公卿(qīng)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唐之末路是已一作：矣)

唉！公卿大夫们现在正被朝廷提拔任用，放纵一己的私欲，为所欲为，却忘掉了国家的太平或动乱的大事，想以后退隐了再享受这种园林之乐，能办得到吗？唐朝最后覆灭的情形就是前车之鉴啊！

进于朝：被朝廷提拔任用。治忽：治世和乱世。

全文从洛阳处天下的险要写起——洛阳居于中原，依仗崤、渑之险峻，是秦、陇、赵、魏问的要道，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因而强调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标志。第二层以唐朝贞观、开元之间高官贵族兴建千余所公卿名园的史实，论述“园圃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标志”，最后更进一步推论“园圃的兴废是天下治乱的标志”。

古文观止 , 地名 , 议论

六国论

译注赏

宋苏辙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我读过史记中六国世家的故事，内心感到奇怪：全天下的诸侯，凭着比秦国大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军队，全心全力向西攻打崤山西边面积千里的秦国，却免不了灭亡。我常为这件事作深远的思考，认为一定有能够用来自求安定的计策；因此我总是怪罪那时候的一些谋臣，在考虑忧患时是这般的粗略，图谋利益时又是那么的肤浅，而且不了解天下的情势啊！

六国：齐、楚、燕、赵、韩、魏。世家：《史记》记述诸侯王的传记称为世家（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儒家创始人孔丘也被列人世家，此属例外）。“六国世家”，即六国诸侯王的传记。窃：私下，用作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五倍之地、十倍之众：谓六国与秦相比，有其五倍的土地、十倍的人口。山西：古地区名。战国、秦、汉时期，通称崤山或华山以西为山西。这里指崤山以西。咎：怪罪。疏：粗忽。势：大势、形势。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的目标，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的目标，也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韩、魏两国阻碍了秦国出入的要道，却掩护着崤山东边的所有国家，所以全天下特别看重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魏国。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归心以前，却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一带，范雎就认为是可忧的。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忌惮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不在齐、楚、燕、赵：这四国皆远离位于西部的秦国，不与其接壤，故云。而在韩、魏之郊：韩国疆土有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介于秦、楚、魏三国之间，为军事上必争之地。故云秦吞六国，首先战事当发生在“韩、魏之郊”。郊，邑外为郊野。周制，离都城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后泛指城外、野外。与下句“韩、魏之野”，的“野”，同义，都是田野、国土的意思。塞：阻塞，挡住。冲：要冲，军事要道。蔽山东之诸侯：遮蔽了崤山以东的各诸侯国。范雎：字叔，战国时魏人。后入秦说秦昭王，他曾劝说昭王：“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收韩，收服韩国。商鞅：也叫卫鞅，卫国贵族，公孙氏。后入秦，劝说孝王伐魏，“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鞍将而伐魏······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史记·商君列传》）故云“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三句：范雌说秦王曰：“夫稚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刚，故刚城，今山东省宁阳县。寿，今山东省郓城县。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秦国要对燕、赵两国动用兵力，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挡它，韩、魏就从后面偷袭他，这是危险的途径啊。可是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不曾有韩、魏的顾虑，就是因为韩、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是诸侯各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国境内进出自如，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势吗？任由小小的韩、魏两国，去抵挡像虎狼一般强横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服而归向秦国呢？韩、魏一屈服而归向秦国，从此以后秦国人就可以出动军队直达东边各国，而且让全天下到处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乘：乘势攻击。附：依附。障：屏璋。委：托付。区区：小，少。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韩、魏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可是全天下的诸侯，却必须靠着他们去隔开西边的秦国，所以不如亲近韩、魏来抵御秦国。秦国人就不敢跨越韩、魏，来图谋齐、楚、燕、赵四国，然后齐、楚、燕、赵四国，也就因此可以在他们的领域内安定自己的国家了。凭着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协助面临敌寇威胁的韩、魏两国，让韩、魏没有防备东边各国的忧虑，替全天下挺身而出来抵挡秦国军队；用韩、魏两国对付秦国，其余四国在后方休生养息，来暗中援助他们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源源不绝地应付了，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们不知道要采行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誓、毁弃约定，来互相残杀同阵营的人，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直到让秦国人能够趁虚而入来并吞了他们的国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当：抵当。折：损折。东诸侯：山东的诸侯，这里指齐、楚、燕、赵。摈（bìn）：排除。完：全，这里指保全国家的完整。寇：敌寇，侵略者，这里指秦国。出身：献身。“以二国”三句：意谓用韩、魏二国的力量共同对付秦国，齐楚燕赵四国则可在后方休养生息，并且暗地帮助韩、魏二国的急需之物。阴助，暗中帮助。疆埸（yì）：边界。背盟败约：即“背败盟约。背，背弃。败，破坏。自相屠灭：指六国间自相残杀。伺其隙：窥侧着六国疲困的可乘之机。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杭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文言文 , 议论 , 历史

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译注赏

宋陈亮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qióng)庐拜，会向藁(gǎo)街逢！

请告诉金国统治者，不要以为许久不见南方出师北伐，便认为宋朝没有了人才。但愿您这次使金发挥才干魄力，只手擎天，终究会显示万夫莫当的英雄气概。我们堂堂汉使必能完成使命，哪能像河水永远东流那样，年年向金廷求和？这次遣使往贺金主生辰，是因国势积弱暂且再让一步，终须发愤图强，战而胜之，获彼王之头悬于藁街。

北群空：指没有良马，借喻没有良才。当场只手：当场大事，只手可了。毕竟还我万夫雄：毕竟我还是万夫之雄。我：指章德茂。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我们汉使哪肯年年去朝见金廷。得似，哪得能像。且复穹庐拜，会像藁街逢：且去再拜你一拜，将来必将把你抓到我们的国家来。穹庐，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圆顶毡房，这里借指金廷。藁街：汉朝长安城南门内给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汉将陈汤曾斩匈奴郅支单于首悬之藁街。

尧(yáo)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xīnɡ)膻(shān)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páng)礴(bó)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在这个尧、舜、禹圣圣相传的国度里，在这片孕育着汉族文化的国土上生长着的伟大人民当中，总该有一个半个耻于向金人称臣的志士吧！让金人玷污和践踏的中原大地充满腥膻臭气，怎么能令人容忍？我们先烈为国献身的精神何在？我们的民族正义何时得到伸张？金人的气数已尽无需再言，我们现在正如日中天，必将获得最后胜利。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那本就是我汉族所有的国土，尧、舜、禹那些先祖都曾今生活在那片土地。都，定都。壤，土地。封，疆界。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那里总有几个有骨头，以向异族俯首臣称为耻的！耻臣戎：指以投降敌人为耻辱的爱国志士。戎，指戎狄，这里就是指金人。如许，如此的意思。腥膻：代指金人。因金人膻肉酪浆，以充饥渴。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千古以来，英雄们所发挥的浩然正气，几时才有人能和他们的精神相通呢！磅礴，这里指的是浩然的气势。胡运：金国的命运。赫日自当中：宋王朝的国运如赤日之在中天，前途光明。赫，光明的样子。

以论入词而又形象感人，是此篇又一重要特色。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在《与章德茂侍郎》信中说：“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释，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愿侍郎为君父自厚，为四海自振！”这首《水调歌头》便是他这些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叶适《书龙川集后》说陈亮填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可见他以政论入词，不是虚情造作或抽象说教，而是他“平生经济之怀”的自觉袒露，是他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然喷发。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认为这类作品“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我们既承认情感越发真，越发神圣；讲真，没有真得过这一类了。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这些话，可能有过甚其辞之处，但对理解和欣赏这首词还是有启发的。陈亮此词正是他鲜明个性的化身，是他自我形象的一种表现。在抒发爱国豪情壮志、促进词体发展的大合唱中，陈亮高亢雄壮的歌喉征服了千百年来的“听众”。在陈亮所有的爱国词中，这首送章德茂的《水调歌头》独树一帜，写得颇具特色。整篇立意深远，章法整饬，同时体现了南宋抗金派词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的特点。这种词使人振奋，使人鼓舞，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气息。

宋词三百首 , 议论 , 豪放 , 爱国 , 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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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术

译注赏

宋苏洵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mí)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作为将领的原则，应当首先修养心性。必须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麋鹿在身边奔突而不眨眼睛，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才可以对付敌人。

治心：指锻炼培养军事上的胆略、意志和吃苦的精神等。麋：麋鹿，鹿类的一种。左：附近。瞬：眨眼。制：掌握。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军事崇尚正义。如果不合乎正义，即使有利可图也不要行动。并非一动就有危害，而是因为后来将有不能应付的事情发生。只有正义能够激愤士气，用正义激愤士气，就可以投入一切战斗。

上：通“尚”，崇尚。怒：激发。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suì)，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kào)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cuò)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xù)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yú)勇，欲不尽则有馀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作战的措施大致是：当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要积蓄财力；当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要培养战斗力；当战争已经打起来的时候，要培养士气；当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要修养心性。小心谨慎地设置报警的烽火，严格认真地在边境巡逻放哨，使农民无所顾忌，安心耕种，这就是积蓄财力的做法。用丰盛的酒食等物慰劳战士，让他们悠闲自在，养精蓄锐，这就是培养战斗力的做法。取得小的胜利，要使战士感到更加紧迫；受到小的挫折，要让战士得到更大的激励，这就是培养士气的做法。使用战士要注意不让他们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修养心性的做法。所以战士们常常积蓄着怒气，心中怀有欲望却不能完全实现。怒气没有消除干净就有余勇可贾，欲望没有完全实现就将继续追求，所以即使吞并了天下，战士也不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的军队经历了七十次战斗也不懈怠的原因。如果不修养心性，战士们打了一次胜仗后就不能继续作战了。

烽燧：即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燃火叫“燧”。斥堠：古代用来瞭望敌情的土堡，这里指放哨、瞭望。犒：犒赏，旧指用酒食或财物慰劳将士。优游：闲暇自得的样子。挫：挫折，这里指打了败仗。厉：激励。并天下：兼并天下。黄帝：传说中我国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相传曾在战争中多次取胜，打败了炎帝、蚩尤，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殆：通“怠”，懈怠。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将领要聪明而严厉，战士要愚昧。聪明就不可预测，严厉就不可冒犯，所以战士们都把自身完全交出来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呢？惟其战士愚昧，然后才能跟他们一道舍生忘死。

智：有智慧。严：有威严。欲：应该。委：委屈。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zhuì)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fù)，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大凡出动军队，要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才能够在危险的地方出兵。魏将邓艾率兵伐蜀汉，从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用绳子拴着士兵从山上坠下深谷，如果不是蜀汉后主刘禅昏庸无能，那么百万大军也可以坐而捆绑擒获。邓艾本来就对刘禅轻慢，所以才出兵于危险之地。因此，古代的良将，能用大军去试探敌人的强弱、虚实，同时也用敌人的反应来衡量自己，这样就可以决定行动方针了。

邓艾缒兵于蜀中：邓艾，三国时魏国的将领，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他率兵从一条艰险的山路进攻蜀汉，山高谷深，士兵都用绳子系着放下山去，邓艾自己也用毡布裹着身体，滑下山去。缒，系在绳子上放下去。刘禅：三国时蜀后主，小名阿斗，刘备之子，公元223年至263年在位。侮：轻视、轻侮。尝：试探，检验。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作为主将的原则是：明白道理然后可以出兵，了解形势然后可以增兵，懂得节制然后可以用兵。明白道理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困窘。见了小利益不轻举妄动，遇上小祸难不回避。小利益、小祸难不值得辱没我的本领，然后才能够应付大利益、大祸难。只有善于蓄养本领又爱惜自己军队的人，才无敌于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抵御百勇，一静可以控制百动。

节：节制。沮：沮丧。辱：玷污。技：本领。支：经得起，对付得了。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jiào)；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军队自有长处和短处，无论敌我都如此。请问：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却不与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隐蔽起来，敌人却竭力与我对抗，怎么办呢？回答道：我方的短处，我故意显露出来，使敌人心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隐蔽起来，使敌人轻慢而陷人圈套。这就是灵活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校：较量。角：角斗。抗：高，引申为突出地。暴：显露。却：退。狎：轻忽。堕：落。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shì)。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chuí)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xī)蜴(yì)，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tǎn)裼(xī)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zhòu)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要使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但有所依靠。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就知道牺牲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握一尺长的鞭子，面对着猛虎，敢于奋力呐喊而挥鞭打击；空着手遇上了蜥蜴，也会吓得面容变色连连后退，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带兵了。假如赤身露臂但手握着剑，那大力士乌获也不敢逼近；要是头戴着盔，身穿铠甲，靠着武器而睡觉，那小童也敢弯弓射杀了。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能够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那就威力无穷了。

蜥蜴：一种爬行动物，形似壁虎，俗称“四脚蛇”。袒裼：脱衣露体。乌获：战国时秦国的大力士，相传能力举千钧。冠胄衣甲：戴着头盔，穿着铠甲。胄，盔。冠、衣，都用作动词。据兵：靠着兵器。以形固：指利用各种有利形势来巩固自己。以，凭借，利用。形，各种有利的形式和条件。固，巩固。

本文是《权书》(苏洵的一组策论，共十篇)中的一篇，逐节论述用兵的方法，分治心、尚义、养士、智愚、料敌、审势、出奇、守备等八个方面，而以治心（即将帅的思想与军事素养）为核心，所以标题叫“心术”。其中包含着一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但也有诸如“怀其欲而不尽”、“士欲愚”之类的封建权术。全篇段落分明，井井有条。

古文观止 , 议论 , 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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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参寥师

译注赏

宋苏轼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

参寥大师你学习佛法，百念俱无。

苦空：佛教认为世俗间一切皆苦皆空。人生老病死为苦，一切皆虚无，并非实体，为空。

剑头唯一吷(xuè)，焦谷无新颖。

剑环头上的小孔仍只传来风过的小声，焦谷上依然没有新生出小芽。

吷血：吹气声，表示小而短的声音。剑首，指剑环头的小孔。焦谷：火烤干枯的谷类。颖：子粒的芒壳尖。

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

为什么要跟我们这些人一样好作诗歌？

新诗如玉屑(xiè)，出语便清警。

你的文章都是文采华美，新出的诗篇如玉屑一样精美，语句清平而深刻。

玉屑：比喻文词佳美，字字如珠玑飞屑。

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píng)。

韩愈谈论到张旭狂草时，认为张旭心中并未屏蔽万事。

退之：韩愈，字退之。

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

反而将其忧愁与不平之气，统统寓于笔端任其驰骋。

颇怪浮屠(tú)人，视身如丘井。

韩愈很奇怪高闲浮屠氏的草书，视人身为丘井。

浮屠人：出家人。

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

颓然寄有淡泊之意，又如何发出像张旭那样豪迈而不受拘束的气魄呢？

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

仔细一想其实不然，真实的技巧并不是虚幻的泡影。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要想使诗句巧妙，不要嫌恶于空和静。

诗语：指诗歌与禅法，这两者并不相悖，而统一于“空静”，并由此而获得“至味”和“妙”的境界。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虚静因而能懂得万物之变化，空明所以能接纳万事之境界。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阅历世事行走于人间，只见栖身于世外云岭。

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咸味酸味杂列于诸食物里，其中有着极其隽永的韵味。

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诗歌与佛法并不相妨碍，上面的话更当允许我说出来。

请：领受，明确接受。

此诗取韩愈论高闲上人草书之旨，反其意而论诗，最后落实到“诗法不相妨”上，表达了苏轼对禅与诗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一般说来，禅宗要求不立文字。诗歌则是语言的艺术，二者区别甚大。但在艺术实践中，诗人以及批评家却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共同性。所以宋人李之仪在其《姑溪居士前集》卷二十九《与李去言》中说：“说禅作诗，本无差别。”固然，要把二者的“本无差别”处说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仍有线索可寻。比如，禅与诗都注重对主观精神的反映，禅宗固然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诗歌亦宣称“一切景语皆情语”，因而驱遣万象以就我。所以南宋释绍嵩在《亚愚江浙纪行诗自序》说：“禅，心慧也；诗，心志也。慧之所之，禅之所形；志之所之，诗之所形。”另外，如禅思和诗思的不可预测性，禅语和诗语(部分追求“直寻”的作品当是例外)的非逻辑性，都颇能相通。宋代禅学大兴，风行于士大夫之中，因而“学诗浑似学参禅”一类的话头，成为一时风气，而从时间上看，苏轼这首诗可谓得风气之先，对后来严羽诸人以禅喻诗，分别宗乘等，都不无影响。

叙事 , 议论

日喻

译注赏

宋苏轼

生而眇(miǎo)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槃(pán)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mén)烛而得其形，他日揣樾(yuè)，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yuè)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一出生就双目失明的人不认识太阳，问看得见的人太阳是什么样子。有的人告诉他说：“太阳的样子像铜盘。”这个失明的人敲铜盘听到了它的声音，一天听到钟声，就把发出声音的钟当做了太阳。有的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像蜡烛。”失明的人用手摸蜡烛，晓得了它的形状。一天，摸到一支形状像蜡烛的乐器龠，就把它当做了太阳。

日喻：关于太阳的比喻。眇：瞎子。樾：笛类乐器，比笛短，有七孔、三孔等说。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p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龠，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太阳和钟、龠的差别太大了，但是天生双目失明的人却不知道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不曾亲眼看见，而是向他人求得关于太阳的知识。抽象的道理很难被认识，这一点比太阳难认识的情况更加严重，人们不通晓抽象的道理的情况，和生来就不认识太阳的盲人没有什么不同。通晓的人告诉他，即使有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启发诱导，也无法使这些比喻或教法比用铜盘和用蜡烛来说明太阳的比喻或教法好。从用铜盘比喻太阳到把铜钟当做太阳，从把铜钟当做太阳而到把乐器龠当做太阳，像这样辗转连续地推导，难道还有个完吗？所以人世上大谈“道”的人，有的就他自己的理解来阐明它，有的没有理解它却主观猜度它，这都是研求“道”的弊病。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yú)？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既然如此，那么这个“道”最终不可能求得吗？苏轼说：“道能够通过自己的虚心学习，循序渐进使其自然来到，但不能不学而强求它。”那么什么叫做自然来到呢？孙武说：“会作战的将军能招致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招致，不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子夏说：“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坐在店铺作坊里，完成他们制造和出售产品的业务。有才德的人刻苦学习，来使道自然到来。”不是强求它而使它自己到来！

苏子：苏轼自称。子夏：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浮没矣，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南方有很多会潜水的人，他们天天都生活在水边，七岁就能趟水过河，十岁就能浮在水面游泳，十五岁就能潜入水里了。潜水的人能长时间地潜入水里，哪里是马虎草率而能这样的呢？一定是对水的活动规律有所领悟才能做到。天天生活在水边，那么十五岁就能掌握它的规律。生来不识水性，那么即使到了壮年，见到了船也会害怕。所以北方的勇士，向南方会潜水的人询问来求得他们能潜入水里的技术，按照他们说的技术到河里试验，没有不淹死的。所以凡是不老老实实地刻苦学习而专力强求道的，都是像北方的学潜水的人一样。

没人：能潜入深水的人。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从前以讲究声律的诗赋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学习儒家、墨家还兼及名家、法家，而不是立志在求儒家之道；现在以经学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只知道强求义理，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学。渤海人吴彦律，是有志对经学做实实在在地学习的人，正要到京城接受由礼部主管的进士考试，因此，写《日喻》来勉励他。

渤海：唐代郡名，在今山东滨县一代。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文言文 , 议论 , 哲理

管仲论

译赏

宋苏洵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管仲作丞相辅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夷、狄等异族，终其一生都使齐国富强，诸侯不敢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被重用。桓公死于宫廷内乱，五位公子争抢君位，此祸蔓延，直到齐简公，齐国无一年安宁。功业的完成，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由一定的因素而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于作乱之时，也必有其根源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由于管仲，而说是由于鲍叔。至于齐国的祸乱，我不说是由于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由于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三人本就是乱国者，但重用他们的是齐桓公。有了舜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然后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桓公是什么人，回头看来，使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时，桓公询问丞相的人选。此时，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三个人，不讲人情，不能亲近”罢了。

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唉，管仲以为桓公果然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桓公相处多年了，该知道他的为人了吧。桓公是个音乐不停歇于耳，美色不离开眼的人。如无此三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由于管仲在，一旦管仲没了，这三人就弹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桓公吗？齐国不怕有这三人，而是怕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这三人只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一个也不剩地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着眼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时，推荐天下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管仲虽死，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就是不提他们也可以啊！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宽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文公的余威，还能在一百年里充当盟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练达的大臣存在。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疑问奇啊！他仅依靠一个管仲，管仲却死了。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天下并非无贤人，确实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我不相信。管仲的书里有记载他将死时论及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是他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而且预料自己将死。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鳅，因为活着不能荐用蘧伯玉和斥退弥子瑕，为此有身后劝谏之事。萧何临死，推荐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一个人而灭亡。贤人不悲痛自己的死亡，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必须再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放心死去。那管仲，凭什么可以死掉呢？

管仲是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辅佐齐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功绩一向为人称道，连孔子对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典范人物，作者独能从其不能推荐贤人这一要害之处进行评说，其立论新奇，合乎情理。在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去世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不罕见的。因此，作者的见解是正确的。本文文笔犀利，逻辑严密，令人无懈可击，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系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例如，为了说明管仲提出的竖刁等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他把齐桓公和舜、孔子进行比较，说明齐桓公不可能除掉这三个人。退一步说，即使是除掉了这三个人，“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又如，在谈到管仲在临死时没有向桓公举荐贤人是一重大失误时，作者又用史䲡、萧何的事迹进行对比，得出了“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的结论，可以说是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本文批评了管仲在临死前未能荐贤自代，以致在他死后齐国发生了内乱。作者的观点颇为新奇，可以称为“翻案文章”。

古文观止 , 议论 , 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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