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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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杨寘序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我曾经得了忧劳的病症,退下来闲居,没有医治好。后来在朋友孙道滋那里学习弹琴。学习了五声和几支乐曲,时间一长觉得很快乐,不知道那疾病还在自己身上呢。

幽忧:过度的忧伤和劳累。语出《庄子·让王》:“我适有幽忧之病。”孙道滋:作者的朋友。宫:五声音阶的第一音级,依次是商、角、徵zhǐ、羽。引:乐曲体裁之一。本句意即学习宫、商的声音和几支曲子。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弹琴作为一种技艺,是很小的了。等这技艺到了极点,大的是最低的声音,小的是最高的声音,按着琴弦迅急弹奏,声调便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声音急促的,显得很凄惨;声音和缓的,显得很舒畅。有时好像山崩石裂,泉水从高山上涌出来,又好像夜晚发生了大风大雨;有时像旷夫、寡妇的叹息声,又好像和睦的雌鸟、雄鸟互相唱和。它的深沉的忧虑稻悠远的思绪,就是虞舜、周文王和孔子的遗音;它的悲惨、愁闷、感慨、愤激,就是孤儿伯奇、忠臣屈原所发出的叹息。喜、怒、哀、乐的情绪,一定深深地打动人家的心弦;纯厚、古雅、淡泊的音色,却跟尧舜三代的语言、孔子的文章、《易经》所表现的忧患、《诗经》所包含的怨恨讽刺,没有什么区别。它能够凭耳朵听出来,能够随手弹出来。如果选取那和谐的音调,排遣忧郁,散发幽思,那么,往往感动人心,极为深切。

技:技艺。凄然:悲伤的样子;舒然:舒畅的样子。怨夫:即旷夫,也就是没有妻室的男子。雍雍:和谐,和睦。遗音:《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圣证论》引《尸子》及《孔子家语》说南风辞为:“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琴操》:“拘幽操,文王于羑yǒu里而作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于师襄。”一些古书记他作过《临河操》、《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等琴曲。伯奇:《琴操》记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有个儿子,名伯奇,本来很孝顺,由于后娘谗害,被尹吉甫驱逐出去。伯奇很伤心,弹琴作《履霜操》,曲终,投河而死文章:《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刘宝楠正义:文章,谓诗、书、礼、乐、《易》之忧患。忧患:《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怨刺:《诗谱序》:“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正义:“怨亦刺之类,故连言之”。意谓讽刺政治道:同“导”,开导。湮:读音yīn,湮郁:阻塞。写:通“泻”。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我的朋友杨君,喜欢研究学问,很会写文章,屡次参加进士考试,都不得意。等到依靠祖上的官勋,才调到剑浦去做了县尉。小小的剑浦在东南面几千里路以外,在这种情况下,他心里确实有不平的地方。并且从小又多疾病,可是南方缺少名医良药,风俗饮食与中原两样。以他多病的身体,抱着不平的心思,却生活在风俗不同的地方,哪里能够长久地沉闷下去呢?然而要平静他的心思,疗养他的疾病,那么弹琴也能够收到一点好处吧!因此我写了这篇谈琴的文章来给他送行,并且邀请孙道滋参加,喝一杯洒,弹一回琴,当做临别的纪念。

荫调:凭借上代官爵而得官。尉:官名。剑浦:县名,今福建南平县内。

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耶?及读阮(ruǎn)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yǎn)(jiǎn),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若颜子操瓢与箪(dān),曾参歌声若出金石,彼得圣人而师之,汲(jí)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曲之托,而昏冥之逃耶?

我在年轻的时候,读王篑的醉乡记,心里面很奇怪那隐居的人,既然和世界没有什么牵挂,为什么还说这种话,难道说真的是贪吃那酒吗?到后来读了阮籍、陶潜的诗,终知道他们虽然洒脱,不愿同世人交接,但是他们的心,终究不能平,偶然碰见那事物的是非,他就感触起来,把酒来做遁世的托辞罢了。那颜子住在一条陋巷里,只有一箪的饭,一瓢的汤。曾子唱起歌来,声音好像是从金石里发出来的,他俩寻到了圣人做老师,急急忙忙的要想学他,还觉得来不及;对那外面的事情,没有工夫去计较了;那里还会有借着醉乡做逃遁处的道理呢!

偃蹇:困顿、失志。颜子:颜渊。箪:盛饭的圆形竹器。金石:金,钟鼎彝器。石,碑碣石刻。金石指用以颂扬功德的箴铭。圣人:孔子。汲汲:形容努力求取、不休息的样子。曲:把麦子或白米蒸过,使它发酵后再晒干,称为曲,可用来酿酒。此处指酒。

吾又以为悲醉乡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sì)位,有意贞观、开元之丕绩,在廷之臣争言事。当此时,醉乡之后世又以直废吾既悲醉乡之文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识其子孙。今子之来见我也,无所挟,吾犹将张之;况文与行不失其世守,浑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见信于世也。于其行,姑分之饮酒。

所以我很哀怜那醉乡的人,不曾逢着好时候。建中初年,天子即位,很想按照贞观开元年间的政治,做一番大事业,朝庭上官,个个上奏疏,讨论时务,这时候那醉乡的后嗣,又因为所说的话太直,丢掉了官。我读了醉乡的文词很哀怜他,又很敬重那良臣的刚烈,总想认识他的子孙。现在你肯来见我,就算是没有什么才华,我也要协助于你,况且你的文才,你的品行,很能继承家风元气,浑浑然即端方又敦厚,只可惜我的力量很薄弱,不能够提拔于你,而我的话,又没有什么人相信。没有其他的法子了,只好趁你走的时候,请你吃上杯水酒。

建中:唐德宗年号。丕绩:大功业。无所挟:就算是没有什么才华。张之:协助他。文与行:文章与品行。

当薛侯之初令也,珰而虎者,张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庄氏所谓养虎者也。猝饥则噬人,而猝饱必且负嵎。吾饥之使不至怒;而饱之使不至骄,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约。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则招之亦不至。

在薛侯刚开始做县令的时候,宦官抓捕百姓,十分嚣张。荆州城里的良善平民,哭泣着让他们抓走。薛侯年纪不大,又刚刚上任,大家都替他感到危急。薛侯笑着说:“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养虎的道理,突然间很饿,它就会去吃人;可如果突然喂得很饱,它将会背靠山角反抗主人。我饿它,又不让它生气;我喂饱它,又不让它狂妄,政策就全在于我把握了。”过了不久,宦官果然接受了约束。等到其他郡城暴动气焰很盛,而荆州就算让那些人动乱也发动不起来。

入觐:指地方官员入朝进见帝王。珰:汉代宦官帽子上的装饰物,借指宦官。汉代宦官充武职者,其冠用珰和貂尾为饰,故后来用其称宦官。如:珰竖(对宦官的蔑称);珰子(对太监或太监义子的贬称)。

而是时适有播酋之变。部使者檄下如雨,计亩而诛,计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驿者哭于邮。而荆之去川也迩。沮水之余,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处。侯谕父老曰:“是釜中鱼,何能为?”戒一切勿嚣。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诸征调皆缓其议,未几果平。

而在当时,正赶上播州的少数民族叛乱。六部的使者的檄文就像下雨一样纷纷而来,计算家有一亩地的就要受罚,计算家有一个男丁的当壮丁服役。农民在田里哭泣;邮差在路上哭泣。而且荆州离叛乱之地四川很近,沿着沮河的支流顺流而下,百姓都惴惴不安,觉得朝不保夕。薛侯告示父老乡亲说:“大家反正是热锅里的鱼,担心又有什么用呢?”戒除一切纷扰,不得喧嚣。又说,“为什么因为一个小小的叛乱,就要使我们忠诚的子民疲惫不堪啊!”几个征调都压着慢慢讨论,过了不多久,叛乱果然平定了。

余时方使还,闻之叹曰:“今天下为大小吏者皆若此,无忧太平矣。”小民无识,见一二官吏与珰相持而击,则群然誉。故激之名张,而调之功隐。吾务其张而不顾其害,此犹借锋以割耳。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祸以来,识者之忧,有深于珰与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纯用攻伐之剂,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观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调之耶?吏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贪功幸名之药毒天下也审矣。

我当时正完成使命准备回去,听说他的事情,感慨地说:“现在如果全天下的大小官员都像薛侯这样,就不用为天下太平而担心了。”市井小民没什么见识,看到一两个官吏和宦官相持不下而出手打人,就群起叫好。所以,激发吏民争斗,名声就很传得很开;而协调吏民矛盾,功绩却得不到彰显。我为了追求扩张名声,而没有顾及这样做的危害,这就好比是借着刀锋来宰割东西啊。从古至今,国家的祸害从小人开始制造、而在那些贪图功名的君子那里酿成的情形,十有八九是这样。所以从荆楚、四川制造祸端以来,有识之士的忧虑,有比宦官和少数民族更为深切的。譬如病人希望疾病快一点离开,就专门服用攻克病症的猛药,那个人不是被疾病折磨死的,却是被用药害死的了。现在看看薛侯治理荆州,是激怒矛盾呢,还是调解纠纷呢?即便是薛侯只一天执掌政务,他也不会用贪图功名的药剂去荼毒天下的百姓啊。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侯为人丰颐广额,一见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试事分校省闱,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识卓绝,其为文骨胜其肌,根极幽彻,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赏识其俊者。余弟质直温文,其文如其人,能不为师门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谓神于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举。略述其大者如此。汉庭第治行,讵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薛侯这个人,面颊丰满,额头宽广,一看就知道他是伟大的人材。今年秋天,因为管理考务的事情选拔校录全省考生,第一名录取了我的好友李元善;第二名录用了我的弟弟宗郢(袁宗道)。李元善才能见识卓越超绝,他写的文章内容风骨胜过文理辞采,思想的根源非常的幽深透辟,要不是像薛侯一样独具慧眼,是没有人能赏识他的才俊的。我的弟弟文质朴直,温文尔雅,他的文章就像他本人一样,也能够不辱师门。任用这两个士子,共同辅佐一人掌政,到哪里比不上得到五个人才的使用啊?薛侯可谓是对录用士人很神明的了。薛侯的政治业绩,不胜枚举。在这里只大略描述其中重大的几个。大明王朝各方面治理政事的,难道有能够超出薛侯之上的吗?薛侯你就安心上路吧。

呜呼。使逆珰时不为激而为调,宁至决裂乎?谁谓文人无奇识,不能烛几于先也。

唉!倘使阉党在当时不采取激化矛盾的方式,而是采用协调之法,怎么会弄到决裂的地步呢?谁说文人没有不寻常的见识、不能够在事先洞察事情的苗头呢?

愚溪诗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灌水的北面有一条小溪,往东流入潇水。有人说,过去有个姓冉的住在这里,所以把这条溪水叫做冉溪。还有人说,溪水可以用来染色,用它的功能命名为染溪。我因愚犯罪,被贬到潇水。我喜爱这条溪水,沿着它走了二三里,发现一个风景绝佳的地方,就在这里安家。古代有愚公谷,如今我把家安置在这条溪水旁,可是它的名字没人能定下来,当地的居民还在争论不休,看来不能不改名了,所以把它定名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

我在愚溪上面买了个小丘,叫做愚丘。从愚丘往东北走六十步,发现一处泉水,又买下来作为积蓄,称它为愚泉。愚泉共有六个泉眼,都在山下平地,泉水都是往上涌出的。泉水合流后弯弯曲曲向南流去,经过的地方就称作愚沟。于是运土堆石,堵住狭窄的泉水通道,筑成了愚池。愚池的东面是愚堂,南面是愚亭。池子中央是愚岛。美好的树木和奇异的岩石参差错落。这些都是山水中瑰丽的景色,因为我的缘故都用愚字玷污了它们。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水是聪明人所喜爱的。可现在这条溪水竟然被愚字辱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水道很低,不能用来灌溉。又险峻湍急,有很多浅滩和石头,大船进不去;幽深浅狭,蛟龙又不屑于此,不能兴起云和雨,对世人没有什么好处,正像我。既然如此,即使是玷辱了它,用愚字来称呼它,也是可以的。

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

宁武子“在国家动乱时就显得很愚蠢”,是聪明人故意装糊涂。颜子“从来不提与老师不同的见解,像是很愚笨”,也是明智的人而故意表现得很愚笨。他们都不是真正的愚笨。如今我在政治清明时却做出与事理相悖的事情,所以再没有像我这么愚蠢的人了。因此,天下人谁也不能和我争这条溪水,我有给它命名的专利。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溪水虽然对世人没有什么好处,可它却能够映照万物,清秀明澈,能发出金石般的响声,能使愚蠢的人喜笑颜开,对它眷恋爱慕不忍离去。我虽然不合世俗,也还能稍用文章来安慰自己,用文笔自由驱使万物,创造出一个称心满意的审美境界,世间万象没有什么能逃得出我的笔墨形容。我用愚笨的言辞歌唱愚溪,觉得茫茫然没什么悖于事理的,昏昏然似乎都是一样的归宿,超越天地尘世,融入玄虚静寂之中,而寂寞清静之中没有谁能了解我。于是作《八愚诗》,记在溪石上。

《愚溪诗序》是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序。 《八愚诗》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以后,为了排遣他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而写的一组寄情于山水的诗。《八愚诗》已经亡佚。 一般说来,序有两种,一种是书序,一种是别序。书序一般用来陈述著作者的旨趣,多放在篇首。别序一般用来为朋友赠别。《愚溪诗序》是书序,是柳宗元陈述他写作《八愚诗》的旨趣的。 愚溪本来叫冉溪。为什么叫冉溪呢?有人说姓冉的曾经住在这里,以姓得名,所以叫冉溪;又有人说溪水能染色,所以叫染溪。总之,不论叫它冉溪还是叫它染溪,都是有缘由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溪水改名呢?据说“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意思是说,当地人对于究竟是冉溪,还是染溪,争论不休,所以不能不改。但是,为什么要改叫愚溪呢?因为“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 “予以愚触罪”,意思是我因糊涂触犯了刑律得了罪。“谪潇水上”,意思是被贬在潇水这个地方。“得其尤绝者家焉”,意思是寻得一处风景极佳的地方安了家。这里的“家”字是动词,安家、住下的意思。“愚公谷”,在现在山东临淄西。“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意思是说,现在我住在这溪边,不知道起一个什么名字好,鉴于古代有愚公谷,所以便改溪名为愚溪。 其实,愚公并不愚,他所以自称为愚公,不过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同样,改溪名为愚溪,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不仅于此,“予以愚触罪”,就更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了。“以愚触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言外之意就是说,聪明人是不会去干那种所谓的犯罪的傻事的。触罪之后,不仅要连累到妻子儿女,而且连自己居住的地方,都要受到连累,这是一种多大的不公平!这还不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吗? 更有甚者,连“愚溪之上”的小丘,丘东北六十步的泉,泉合流屈曲而南的沟,负土累石塞其隘的池,池东的堂,堂南的亭,池中的岛……虽然“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也一概以愚字命名,称之为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岛。这是为什么?都是“以予故,咸以愚辱焉”。这更是一种不公平,自然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 “合流屈曲而南”,意思是泉水汇合到一起曲曲折折向南流。“嘉木异石错置”,意思是好的林木、奇异的石头交错陈列。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和愚本来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今是溪独见辱于愚”,这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道理据说是有的,“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其流甚下”,指溪的水位太低。峻急,指水势湍急;坻石,指滩石。幽邃浅狭,指溪谷幽深,溪流浅窄;蛟龙不屑,就是蛟龙不屑于居住。蛟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民间相传它能兴风作雨发洪水。“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溪没有可利于人世的地方,只是和我相类似,因而虽然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那也是可以的。然而把愚和我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从而说溪“适类于予”,使用愚的称号来屈辱溪,自然也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了。 溪水无辜,而所以要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完全是因为“予家是溪”。而“我”又“以愚触罪”。那么,“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愚人呢?由此便转入写愚的种类和性质。 有三种愚人,一种像宁武子那样,“邦无道则愚”;一种像颜回那样,“终日不违如愚”。宁武子是“智而为愚者也”,颜回是“睿而为愚者也”。所以他们“皆不得为真愚”──他们都不是真的愚笨。 宁武子,春秋时卫国人,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论语·公冶长》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清明时,他就显得很聪明;当国家昏暗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到,他的那种傻劲,别人就做不到了。颜回,字子渊,是孔子的忠实门徒。《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来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好像很愚笨。可是我考察他私下的言行,发现他对我传授的东西能有所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笨。 像宁武子和颜回,当然都不愚笨。其实何只是不愚笨,应该说他们都是聪明人。“智”,智慧;“睿”,通达。“智”和“睿”,都有聪明的意思。“智而为愚者也”,意思是聪明而装糊涂;“睿而为愚者也”,意思是明白而装傻。因此,宁武子和颜回,都不是真的愚笨。而“我”的愚就完全不同了:“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才是真正的愚人呢! “有道”,指天子圣明;“遭有道”,就是遇到了圣明的天子;“违于理”,就是违犯了道理;“悖于事”,就是行事谬误。这都是就永贞革新这件事说的。 公元805年,就是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入主朝政,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藩镇、宦官,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这场运动只维持了146天,便被宦官勾结豪门贵族镇压下去。结果顺宗李诵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李纯。李纯上台后,杀了王叔文,逼死了王,柳宗元就是因此被贬到永州做司马的。所谓“遭有道”,就是指遇到了宪宗这样的天子。像宪宗这样的天子难道是圣明的吗?很显然,说这样的天子是圣明的,恐怕纯粹是一种讽刺!因而,所谓的“违于理”“悖于事”,便无一不是反话了。“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这样,世上就没有能和我争这条溪水,只有我才占有它,并给它命名为愚溪。这就更是愤激不平之词了!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朝廷规定他终生不得量移。这就是说,柳宗元只能老死在贬所。这对柳宗元来说,自然是最沉重的一种打击。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柳宗元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情,无法发泄,便只有寄情于山水,以超脱于尘世来自我麻醉,这就是所以要写第五段文章的原因。 “善鉴万类”,就是能够鉴照万物;“清莹秀澈”,就是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锵鸣金石”,是水声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漱涤万物”,就是洗涤世间万物;“牢笼百态”,就是包罗各种形态;“鸿蒙”,指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超鸿蒙”,等于说出世;“希夷”,指空虚寂静,不能感知的状态;“混希夷”,就是与自然混同,物我不分;“寂寥”,就是寂寞;“莫我知”,就是没有谁了解我。 这段话所抒发的仍然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 这段开头第一句说“溪虽莫利于世”,情调有点低沉。但是,紧接着笔锋一转,感情的色彩就完全不一样了:溪水能鉴照万物,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这是一个多么恬静、闲适、幽美、和谐的世界啊!把这么一个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黑暗政治对比一下,哪一个龌龊,哪一个光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样一个世界难道只能使愚昧的人心喜目笑、眷恋向往,高兴得不愿离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聪明的人所留恋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呢?真是意在言外,发人深思! 接下来笔锋又一转,便直抒起胸臆来了。“予虽不合于俗”,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是从人世中被排挤出来的。被排挤出来以后,虽然冷寞、孤单,却有一支能洗涤世间万物、包罗各种形态的笔伴随着自己,安慰着自己。在这无违无碍的茫茫然的大自然之中,返璞归真,自得其乐,不胜似生活在那昏暗龌龊的人世吗?清净寂寞,是没有谁能够了解我的,这并不是在宣扬与世无争的出世思想,而仍然是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情! 《愚溪诗序》通篇就是写了一个“愚”字。从“予以愚触罪”,到“以愚辞歌愚溪”,充分表达了一个遭受重重打击的正直士大夫的愤世嫉俗之情,同时,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愚溪诗序》侧重于抒情,文章以愚为线索,把自己的愚和溪水的愚融为一体。明明是风景极佳的地方,可是,“予家是溪”,由于我住在这溪水边,便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溪的头上。明明是“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因为我的缘故也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丘、泉、沟、池、堂、亭、岛的头上。就这样,作者把自己的愚和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愚融为一体。从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受愚的称号的屈辱,自然也就可以想到作者受到的屈辱。溪、丘、泉、沟、池、堂、亭、岛仿佛全是作者苦难的知己,而奇石异木便成了作者耿介性格的象征。文章清新秀丽,前两段基本上是记叙,在记叙中抒发感情,后三段则主要是议论,在议论中发表感慨。语言简洁生动,结构严谨妥贴,不愧是传世的名篇。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赖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沈君青霞,以锦衣卫经历的身份,上书抨击宰相,宰相因此非常痛恨他。正在竭力罗织他罪名的时候,幸亏皇帝仁慈圣明,特别减轻他的罪责,把他流放到边塞去。在那段时期,沈君敢于直谏的美名已传遍天下。不久,沈君就拖累着妻子儿女,离家来到塞上。正巧遇到北方敌人屡次来寇边,而帅府以下的各级将领,都束手无策,紧闭城垒,任凭敌寇出入侵扰,连射一支箭抗击敌人的事都没有做到。甚至等到敌人退却,就割下自己队伍中阵亡者和在郊野行走百姓的左耳,来邀功请赏。于是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哥哥哭弟弟的惨状,到处都是,百姓们连控诉呼吁的地方都没有。沈君对上既愤慨边疆防务的日益废弛,对下又痛恨众将士任意残杀人民,蒙骗朝廷,多次哭泣感叹,便把他的忧郁表现在诗歌文章之中,以抒发情怀,就成为文集中的这些篇章。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君既没,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而君之故人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而其子襄,来请予序之首简。

沈君原来就以敢于直谏,受到时人的敬重,而他所写的诗歌文章,又对时政多所讽刺,逐渐传播出去,朝廷上下都感到震惊恐慌。于是他们开始竭力进行造谣陷害,这样沈君的大祸就发生了。沈君被害死以后,虽然朝中的官员不敢为他辨冤,但当年身居军事要职、一起陷害沈君的人,不久便因罪撤职。又过了不久,原来仇视沈君的宰相也被罢官。沈君的老朋友俞君,于是收集编辑了他一生的著述若干卷,刊刻流传。沈君的儿子沈襄,来请我写篇序言放在文集前面。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而下,其间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岂皆古之中声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予谨识之。

我恭读了文集后写道:像沈君这样的人,不就是古代有高尚节操的那一类志士吗?孔子删定《诗经》,从《小弁》篇的怨恨亲人,《巷伯》篇的讥刺谗人以下,其中忠臣、寡妇、隐士和愤世嫉俗之人的作品,一起被列入“国风”、分入“小雅”的,数不胜数。它们难道都符合古诗的音律吗?然而孔子所以并不轻易删掉它们,只是因为怜悯这些人的遭遇,推重他们的志向。还说“这些诗歌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又以合乎礼义为归宿”,“说的人没有罪,听的人完全应该引为鉴戒”。我曾经按次序考察从春秋以来的作品,屈原的《离骚》,似乎有发泄怨恨之嫌;伍子胥的进谏,似乎有进行威胁之嫌;贾谊的《陈政事疏》,似乎有过于偏激之嫌;嵇康的诗歌,似乎有过分激愤之嫌;刘蕡的对策,似乎有亢奋偏执之嫌。然而运用孔子删定《诗经》的宗旨,来收集编次它们,恐怕也未必不被录取。沈君虽已去世,但海内的士大夫至今一提到他,没有一个不鼻酸流泪的。啊!文集中所收载的《鸣剑》、《筹边》等篇,如果让后代人读了,它们足以使奸臣胆寒,使边防战士跃马杀敌,而激发起同仇敌忾的义愤,那是肯定的!日后假如朝廷的采风使者出使各地而看到这些诗篇,难道会把它们遗漏掉吗?我恭敬地记在这里。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

至于说到文采辞藻的精美不精美,以及与古代作家为文的宗旨是否符合,那不是评论沈君大节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写了。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这来源比妇女的祸患还要深。妇人女子,不过使君王好色罢了。但是宦官的危害,并非在某一处或某一件事情。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因为宦官做事情,经常在君王左右,亲近服侍。他们的心思专一,善于忍耐。能讨好以迎合君王的心意,能在小处表现诚实以稳固君王的心,使得君王必定相信而亲近他们。等到取得君王的信任,然后拿福祸来恐吓君王把持朝政。这时虽然有忠臣贤士罗列在朝廷,而君王以为离自己疏远。宦官却服侍起居饮食,不离自己前后左右,显得更为亲近可靠,所以在君王前后左右的宦官日益亲近,忠臣贤士日益疏远,君王的势力日益孤立。势力越孤立,则恐惧祸乱的心情一天天更厉害,而把持君王的宦官,地位日益牢固。国家的安危出于他们的喜怒,祸患隐伏于宫门帷幄之中。这样昔日所谓可以依赖信任的人,就是现在起祸为患的。待君王觉得祸患已深,想与被疏远的忠臣贤士策划,除掉左右亲近的宦官,但事情和缓则培养祸乱越深;事情急促,则宦官挟持君王为人质,这时虽然有圣贤的智慧,也不能与之谋划。即使谋划了也不能实行,实行了也不能成功。如果事情发展走了极端,则两败俱伤,所以大的祸患导致国家灭亡,小的祸患导致君王身死,而使奸雄借机起事,围捕宦官一党,将他们斩尽杀绝来快愉天下人之心才罢休。以前史书上所记载的关于宦官的祸患,常常就是这样,并不是一朝一代如此。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为君王的人,也不想养祸患在宫内,而疏远忠臣贤士于宫外,只是渐渐积累而时势使他那样。女色的媚惑人,如果不幸而不觉悟,那么祸患就会来临。假使他一旦觉悟,揪起头发,将她驱逐就可以了。宦官为祸患,虽然想悔悟,但时势使君王不能将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的祸患深于女色的祸患”,即指如此。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