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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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

臣等依凭空虚浅薄的才学,在翰林院侍讲、侍读的职位上充个数目。皇上的聪明睿智是上天赋予的,学问一天比一天深厚。臣等才学有限,然而圣贤之道没有穷尽,心中虽然想表述清楚可口头上表达不出来,因此自己感到很是惭愧,不知道该怎么办。

备员:凑数。讲读:指侍讲、侍读,官名。逮:到,及。

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

臣等认为作为臣子向皇帝进献忠诚,就像医生对准病症去用药一样,药虽然经医生之手传过去,但药方多是从古人那里留下来的。如果药方在世间证明确实很灵验,那么就不必一定要由医生自己创造出来才用。

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乐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臣等听说唐德宗时的宰相陆贽,才能本来就是帝王的辅佐,学问足可成为帝王的老师。他的议论深刻而切合物事人情,言语从不偏离圣贤的道德规范。才能与西汉的张良(张良字子房)齐肩而文才却要胜过他,议论的才能像西汉的贾谊而方法却不粗疏。上可以纠正皇帝想法上的错误,下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三代也只他一人罢了。但他不幸的是做官没能赶上良好的时机。唐德宗以严厉刻薄为能事,陆贽就以忠诚敦厚去规谏;唐德宗以猜疑忌恨去对人,陆贽就以推心置腹去劝说;唐德宗喜好用兵打仗,陆贽则认为消除战事是当时首先要做到的;唐德宗喜好敛聚财物,陆贽则认为散财于民最为迫切。至于任用人才、接受意见的方法,整治边防、驾驭将帅的策略,归罪于自身以收拢人心,改正过错以顺应天道,斥去小人以消除人民的祸患,珍惜爵位、宝器以授予有功的人,像这类合理的建议,很难列举完。陆贽真可以说是进献了苦口的良药,去诊治危害身体的重病。假使唐德宗能完全按陆贽的进言去实行,那么贞观之治的盛况便会再一次出现。

陆贽:任翰林学士、宰相,后受谗被贬,著有《翰苑集》,亦名《陆宣公奏议》。唐德宗时,宰相陆贽为政清廉,从来不收受任何馈赠。在与地方藩镇官员的交往中更是从不言利,分外之财分毫不取。陆贽的母亲去世,在3年的丁忧期间,各地藩镇都纷纷赠送厚礼,数量达几百份,可他硬是一份没收。对此,一些想通过送礼巴结他这位朝中重臣的地方官员便老大不满,埋怨他不近人情。这种声音传到德宗的耳朵里,德宗也觉得陆贽“清慎太过”,便私下里对陆贽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概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意思是说,过于清慎廉洁,拒绝地方各级官员的馈赠,恐怕有些过分。可以不收受贵重物品,接受点儿诸如马鞭、靴鞋之类的小礼物总还是可以的。然而,陆贽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利于小者必害于大,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及,必及金璧。”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此后,陆贽依旧保持清廉的节操,始终不渝。名器:《左传》:“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意即赏赐不可滥。

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臣等每次从皇帝听讲的西阁退出,都私下相互议论,认为您是圣明的天子,一定喜欢陆贽的议论。只要使像您这样的圣明天子和像陆贽那样的贤能大臣意见相吻合,那就像圣君和贤臣处于同一时代一样了。当初冯唐高度赞扬战国时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则为不能使用他们而深深叹息;魏相陈述了西汉晁错、董仲舒等应对当时皇帝的言语,汉宣帝就按这些言语施政而成就了汉室中兴的业绩。如果陛下能自己寻求老师,就不如从近一点的唐朝选取陆贽。再说那《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史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并不是没有可以效法的,而且依照这些史籍所阐述的道理都足以治理好国家。然而《六经》当中的圣贤言论精深奥秘,而史书、子书中存留的圣贤学说却颇不完整,犹如高山大海那样崇高深远,很难从中选择出多少可以直接推广运用的东西。而陆贽的议论,一打开书本就非常明了清楚,汇聚了古往今来的学说精华,确实是国家治乱的一面镜子。臣等想把他向皇帝的进言文章稍微加以整理校对,重新抄好进呈给陛下。希望陛下把它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就像亲眼见到陆贽之面一样;反复熟读它,就像和陆贽当面谈话一样。这样,一定能启发陛下天子之性的神明天资,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成就强盛国家的功业。臣等说不尽愚陋的心意,请陛下决定是否采用。

颇:廉颇。牧:李牧。均为战国时名将。太息:出声长叹。晁:晁错。董:董仲舒。均为西汉时思想家。

陆贽为唐德宗时宰相,著名政论家。他的奏议往往切中时弊,为后世所推崇。该文写于宋哲宗即位不久。当时旧党上台,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吕惠卿等人弄得面目全非,弊端百出,新旧党之争依然激烈,国无宁日。苏轼进此札子,乞校正陆贽奏议,并建议哲宗反复熟读,从中得到治国的启发。文章写得娓娓动听,很有说服力。如“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都非常切合作者、陆贽、宋哲宗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陆贽的札子虽当世不为德宗所用,但已是如“经效于世间”的良药,为“治乱之龟鉴”,若为哲宗熟读,“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文章写得真切动人。

季梁谏追楚师
楚武王侵随,使薳(wěi)章求成焉,军于瑕(xiá)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

楚武王侵犯随国,派薳章去要求议和。军队扎在瑕地,等待谈判的结果。随国派少师来主持议和。

楚:芈(mǐ)姓国。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周成王封其首领熊绎以子男之田,为楚受封的开始。后来楚国自称王,与周处于对立地位。楚武王为楚国第十七代君。楚也称荆。随:姬姓。今湖北随县。薳章:楚大夫。瑕:随地。今湖北随县境。少师:官名。董:主持。

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léi)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

斗伯比对楚王说:“我们不能在汉水以东得志,全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我们扩大军队,增加装备,以武力威胁邻国。它们怕起来了,就协同对付我国,很难离间它们。汉水以东,要算随国最大。如果随国骄傲起来,必定抛弃那些小国。小国离散,咱们楚国就可从中得利了。少师这人,一向狂妄自大,请把我们的军队摆出个窝囊的样子,使他更加傲慢起来。”熊率且比说:“随国还有个季梁哩,这有什么作用?”斗伯比说:“以后会有用处的呀!少师很得国君的宠信啊。”

斗伯比:楚大夫。楚子:指楚武王。因楚为子爵,故称楚子。汉东:指汉水以东的小国。我则使然: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张:陈列。被:同“披”。侈:骄傲自大。羸:使…瘦弱。羸师:故意使军队装作衰弱。熊率且比:楚大夫。

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

于是楚武王故意损毁军容,接待少师。少师回去,果然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将要答应他。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shòu)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yín)。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něi)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jì),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shēng)(quán)肥腯(tú),粢(zī)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fān)滋也,谓其不疾瘯(cù)(lǐ)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zī)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lǐ)以告曰:‘嘉栗(lì)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xīn)香,无谗慝(tè)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yīn)(sì)。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shù)免于难。”

季梁急忙阻止,说:“上天正在帮楚国,楚军的疲弱,恐怕是骗我们上当吧,君王何必急于出师呢?臣听说,小国所以能抗拒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而大国淫暴。什么是道呢?就是忠于人民,取信于鬼神。国君经常考虑如何利民,就是忠。祝官史官老老实实向神灵祭告,就是信。现在人民在挨饿而君王纵情享乐,祝官史官却在祭神时虚报功德,臣不知道这样如何能抗拒大国!”随侯说:“我上供的牲畜毛色纯正,膘肥肉壮,祭器里的黍稷也很丰盛,怎么不能取信于鬼神呢?”季梁说:“人民才是鬼神的主人啊。圣明的君主总是先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再致力于祭祀鬼神。所以在进献牺牲时就祷告说:‘请看献上的牲畜多么硕大肥壮啊!’意思就是说:我国人民普遍都有生产的能力,请看他们的牲畜肥大而蕃盛,没有生癣生病,备用的牲畜充分得很!在奉上黍稷时就祷告说:‘请看献上的黍稷多么洁净而丰盛啊!’意思就是说:今年春夏秋三季都没有灾害,请看我国人民多么和睦、收成多么丰盛。在进献美酒甜酒时又祷告说:‘请尝尝我们用好米酿成的美酒吧!’意思是说:请看在我全国上下都有美德,不干没天良的事!由此可见,所谓馨香,就是上上下下有德性而没有谗言和邪行。所以能够忠心从事三时的农作,讲习五教,亲和九族,虔敬地祭祀鬼神。于是人民都很和睦,鬼神也就赐福,他们一举一动都有成就。如今,百姓各有自己的心事,鬼神也就缺了主人,光靠您的祭礼丰盛,怎么会得到幸福呢?您还是先整顿内政,和周围兄弟之国亲密友好,也许可以避免灾祸吧。”

季梁:随国的贤臣。授:付予。楚强盛,古人认为天意如此。淫:淫乱,暴虐。祝史:管理祭祀的官吏。正辞:如实说明,不欺假。馁:饥饿。矫:假。牲牷:纯色而完整的牛、羊、猪。腯:肥壮。粢盛:盛在祭器里供神用的谷物。黍、稷叫粢,装进器皿之后叫盛。硕:大,高大。瘯蠡:六畜所患皮肤病。咸有:兼备而无所缺。醴:甜酒。嘉:美好,善良。栗:敬。旨:美味。或说,栗是新收获的粮食。谗:诬陷人的坏话。慝:邪恶。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九族:上自高、曾、祖、父,下至子、孙、曾、玄,加上本身。另一说,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妻族二代,合为九族。禋祀:诚心祭祀。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随侯感到恐惧,于是整顿内政。楚国不敢侵犯它。

本篇反映了春秋时代对于民和神的关系的一种新的进步主张:民是主体,神是附属。所以好的君主必须首先做好对民有利的事,然后再去致力于祭祀神祇一类的事,即“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先是忠民信神并提,然后深入论述应该以民为主,神为附。在谈到神的地方都是从民着眼,所以说服力很强,能使“随侯惧而修政”。

齐桓下拜受胙
夏,会于葵(kuí)丘,寻盟,且修好,礼也。

夏天,齐桓公在葵丘与各国诸侯聚会,为的是重申原来的盟誓,使大家更加和好。这是合乎礼的。

葵丘:宋国地名,在今河南兰考。一说在民权县东北。当时齐桓公与宋襄公、鲁僖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在葵丘相会。寻盟:重温旧盟。齐桓公曾在曹国的洮会合过鲁、宋等诸侯,故称“寻盟”。寻,通“爝(jué)”,把冷了的东西重新温一温,引申为重续或重温。盟,在神前立誓缔约。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zuò),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dié)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zhǐ)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周襄王派宰孔赏赐齐侯一块祭肉。宰孔说:“天子正忙于祭祀文王、武王,特派我来,赏赐伯舅一块祭肉。”齐侯刚要下阶拜谢。宰孔说:“且慢,后面还有命令哩。天子命我告诉您:‘伯舅年纪大了,加之对王室有功,特赐爵一级,不必下阶拜谢。’”齐桓公答谢:“天子的威严,离我不过咫尺,小白我岂敢贪受天子之命‘不下拜’?果真那样,只怕就会垮台,使天子也蒙受羞耻。怎敢不下阶拜谢!”下阶,拜谢;登堂,领赏。

王:周襄王。宰孔:周襄王的使臣。宰,官名。孔,人名。胙:古代祭祀时供的肉。文、武:周文王与周武王。伯舅:周天子尊称同姓诸侯为伯父或叔父,尊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周,姬姓;齐,姜姓。耋老:老迈,年高。耋,七十岁。加劳:加上有功劳。一说重加慰劳。违:离。颜:面。咫尺:距离很近,八寸为咫。小白:齐桓公名。余:我。敢:怎敢。贪:贪妄,意为恃宠而违礼法。陨越:坠落。指违背礼法。

这篇百字短文记述了齐桓公在会晤诸侯时接受周襄王赏赐祭肉的一个场面。粗读似乎平淡无奇,细品则觉别有滋味。 依据周朝的规矩,“胙”是不应赐给异姓诸侯的,并且诸侯受赐必须“下拜”。周襄王却破例赐给齐侯“胙”并传令免去“下拜”之礼。这是为什么?齐桓公虽已年迈功高,且当着众诸侯的面,坚持要“下拜”受赐,绝不违礼法,又是为什么?文章围绕“下拜”二字,一波三折,既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微,也反映了当时还普遍存在尊周意识。 周襄王对齐侯的特殊礼遇,不无讨好巴结之嫌,企盼霸主尊周,以维持周王室的生存与面子。他未必不觉屈辱、难堪,心中酸苦唯有自知。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时已任诸侯盟主数十年,功高年迈,傲视群雄,称霸中原。周天子在他心目中未必有多大分量。但他在接受周天子赏赐时却表现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情态,非但谦恭有礼,甚至近于肉麻。与其说他的言行带有矫揉的成分,毋宁说他的表演相当成功。霸主尊周,固然是给周王室面子,而他表演的真正目的,则是给在场与不在场的诸侯看,借周天子的名号,使自己的霸权合法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后世曹孟德一类奸雄的祖师爷。 《左传》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很少客观地描绘,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本文写齐桓公只有一段话、一套程式化动作,却把一个雄才大略、老谋深算的形象刻画得形神毕肖。 附带说一句,《左传》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与当时儒家“尊王”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文章在平稳朴实中仍可见到作者对齐桓公的赞许。

潮州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一个普通人却成为千百代的榜样,一句话却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这是因为他们的品格可以与天地化育万物相提并论,也关系到国家气运的盛衰。他们的降生是有来历的,他们的逝世也是有所作为的。所以,申伯、吕侯由高山之神降生,傅说死后成为天上的列星,从古到今的传说,是不可否认的。孟子说:“我善于修养我盛大正直的气。”这种气,寄托在平常事物中,又充满于天地之间。突然遇上它,那么,王公贵族就会失去他们的尊贵,晋国、楚国就会失去它们的富有,张良、陈平就会失去他们的智慧,孟贲、夏育就会失去他们的勇力,张仪、苏秦就会失去他们的辩才。是什么东西使它这样的呢?那一定有一种不依附形体而成立,不依靠外力而行动,不等待出生就存在,不随着死亡就消逝的东西了。所以在天上就成为星宿,在地下就化为河川山岳;在阴间就成为鬼神,在阳世便又成为人。这个道理十分平常,不值得奇怪的。

申、吕:申侯,吕伯,周朝大臣。岳降:指他们是四岳所降生。傅说(yuè):商朝大臣。传说死后化为星宿。浩然之气:即正气,刚正至大的气概。良平:张良、陈平,西汉谋臣。贲(bēn)育:孟贲、夏育,古代武士。仪秦:张仪、苏秦:战国辩士。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自从东汉以来,儒道沦丧,文风败坏,佛、道等邪说一齐出现。经历了唐代贞观、开元的兴盛时期,依靠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辅佐,还不能挽救。只有韩文公从普通人里崛起,在谈笑风生中指挥古文运动,天下人纷纷倾倒追随他,使思想和文风又回到正路上来,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年左右了。他的文章使八代以来的衰败文风,得到振兴,他对儒道的宣扬,使天下人在沉溺中得到拯救,他的忠诚曾触犯了皇帝的恼怒,他的勇气能折服三军的主帅:这难道不是与天地化育万物相并列,关系到国家盛衰,浩大刚正而独立存在的正气吗?

房杜:房玄龄、杜如晦,贞观年间贤相。姚宋:姚崇、宋璟,开元年间贤相。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此时骈文盛行,文风衰败。道济天下之溺:谓提倡儒家之道,使天下人不受佛教、道教之害。济:拯救。忠犯人主之怒:唐宪宗迎佛骨入官,韩愈直谏,几被处死,经大臣营救,贬潮州刺史。勇夺三军之帅:唐穆宗时,镇州兵变,韩愈奉命前去宣抚,说服叛军首领归顺朝廷。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我曾谈论过天道和人事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出来,只是天不容许人作伪。人的智谋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小猪和鱼;人的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老百姓的民心。所以韩公的专心诚意,能够驱散衡山的阴云,却不能够挽回宪宗佞佛的执迷不悟;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够制止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在潮州老百姓中取得信任,百代都享受庙堂祭祀,却不能使自身在朝廷上有一天的平安。原来,韩公能够遵从的,是天道;他不能屈从的,是人事。

豚鱼:《易·中孚》说“信及豚鱼”,意即只有诚心祭祀,连供品猪鱼都感动,才得吉卦。开衡山之云:韩愈赴潮州中途,谒衡岳庙,因诚心祝祷,天气由阴晦转睛。驯鳄鱼之暴:传说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时,听说潮州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就写下了《祭鳄鱼文》来劝戒鳄鱼搬迁。不久,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皇甫镈(bó)、李逢吉:均当时宰相。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佑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从前,潮州人不知道学习儒道,韩公指定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此潮州的读书人,都专心于学问的研究和品行的修养,并影响到普通百姓。直到现在,潮州被称为容易治理的地方。确实不错啊,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有地位的人学了道理,就会爱护人民;地位低的人学了道理,就容易治理。”潮州人敬奉韩公,吃喝的时候必定要祭祀他,水灾旱荒、疾病瘟疫,凡是有求助于神灵的事,必定到祠庙里去祈祷。可是祠庙在州官衙门大堂的后面,百姓以为进出不方便。前任州官想申请朝廷建造新的祠庙,没有成功。元佑五年,朝散郎王涤先生来担任这个州的知州,凡是用来培养士子,治理百姓的措施,完全以韩公为榜样。老百姓心悦诚服以后,便下命令说:“愿意重新修建韩公祠庙的人,就来听从命令。”老百姓高高兴兴地赶来参加这项工程。在州城南面七里选了一块好地方,一年后新庙就建成了。

朝散郎:五品文官。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七年,诏拜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辞曰:“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影不能望。作书抵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於粲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有人说:“韩公远离京城约万里,而贬官到潮州,不到一年便回去了,他死后有知的话,是不会深切怀念潮州的,这是明摆着的。”我说:“不是这样的,韩公的神灵在人间,好比水在地上,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而且潮州人信仰得特别深厚,思念得十分恳切,每当祭祀时,香雾缭绕,不由涌起悲伤凄怆的感觉,就象见到了他,好比挖一口井得到了水,就说水只在这个地方,难道有这个道理的吗?”元丰七年,皇帝下诏书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祠庙的匾额上题为“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我书写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因此作首诗送给他们,让他们歌唱着祭祀韩公,歌词说:您从前骑龙邀游在白云乡,双手拨动银河,挑开天上的云彩,织女替您织成云锦衣裳。您轻快地乘着风来到皇帝的身旁,下降到人间,为混乱的俗世扫除异端。您在西边游览了咸池,巡视了扶桑,草木都披上了您的恩泽,承受着您的光辉普照。您追随李白、杜甫,与他们一起比翼翱翔,使张籍、皇甫湜奔跑流汗、两腿都跑僵了,也不能仰见您那能使倒影消失的耀眼光辉。您上书痛斥佛教,讽谏君王,被邀请到潮州来观看,中途又游览了衡山和湘水,经过了埋葬帝舜的九嶷山,凭吊了娥皇和女英。到了潮州,祝融为您在前面开路,海若躲藏起来了,您管束蛟龙、鳄鱼,好像驱赶羊群一样。天上缺少人材,天帝感到悲伤,派巫阳唱着歌到下界招您的英魂上天。用牦牛作祭品,用鸡骨来占卜,敬献上我们的美酒;还有殷红的荔枝,金黄的香蕉。您不肯稍作停留,使我们泪下如雨,只得送您的英灵,披着头发,轻快地返回仙乡。

熏:香气。蒿(hāo):蒸发。凄怆:祭祀时引起的感情。云汉:天河。天章:文采。天孙:织女星。咸池:神话中太阳沐浴的地方。扶桑:神木名。籍湜(shí):张籍、皇甫湜,均韩愈学生,其古文的成就远不及师,因此说“不能望”。海若:海神。钧天:天之中央。巫阳:神巫名。这两句意思是韩愈死后必为神。犦(bào)牲:牦牛。鸡卜:用鸡骨卜卦。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上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欢休:和善也。惨戚:悲哀也。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士:狱官也。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方命:逆名也。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祉:犹喜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遄:速也。沮:止也。

背后的故事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二十一岁考进士的试卷文字。宋人曾作为逸话流传,说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请诗人梅圣俞阅卷,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轲之风”,荐于欧阳修。此时欧阳修门下士曾巩也在同试,他俩认为此文优异,可能是曾巩作的,欧阳修为了避嫌不敢定为第一,遂降为第二。但是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不知其出处,待苏轼拜见问他,苏轼笑道:想当然耳。竟是他捏造出来哄骗试官的,欧,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实际所引事例出于《礼记·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处,遂加以增饰,造作出这段佳话来。但从这佳话中也反映出古代应试文字的情况。对于这类文字不应过于执着,认为真的表达了作者的见解,其实不过是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态。在这篇和下面几篇所选的苏轼的几篇论文,就都是苏轼为应试而拟作的文字。苏轼在其《答李之仪书》中曾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又因应举制策课,就写了些“妄论厉害,搀说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习气”。这局客气话,虽含有遁词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几分真情。所以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应予考虑。 题目出处 本篇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伪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为了扣题,其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用这些手段来引起考官的注意,则是很成功的。 创作背景 宋代王安石执政后,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这种政论性文体称为策论。策论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即论证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侧重于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宋嘉祐二年礼部进士考试策论的题目。

袁州州学记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dān)虑,祗(zhǐ)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仁宗皇帝廿三年,下诏命令各州县设立学馆。那时的州县长官,有的贤明,有的愚昧。奉行诏令时,有的尽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装装门面,充当官、师,胡乱写一道奉诏文书了事。以致有些地方,一连几座城邑,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上面倡导而地方不响应,使得教学受阻,不能推行。

皇帝:这里指宋仁宗。祗:恭敬。

三十有二年,范阳祖君无泽知袁州。始至,进诸生,知学宫阙状。大惧人材放失,儒效阔疏,亡以称上意旨。通判颍川陈君侁,闻而是之,议以克合。相旧夫子庙,狭隘不足改为,乃营治之东。厥土燥刚,厥位面阳,厥材孔良。殿堂门庑,黝垩丹漆,举以法。故生师有舍,庖廪有次。百尔器备,并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仁宗皇帝三十二年,范阳人祖无择任袁州知州。初来时,就召见一班儒生,了解到学馆残缺破败的情况。他很担心人材流失,儒学的教化作用逐渐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颍川人陈侁通判,听了很以为然,意见与祖无择完全一致。他们一同察看了旧有的夫子庙,觉得太狭窄,不适宜改建为学馆,于是决定在城的东北角上建造新学馆。那儿土地干燥坚硬,那儿地势朝南,那儿建筑材料非常优良。学馆的陶瓦、墙壁、大门、房廊,有深灰、雪白、朱红、漆黑诸色,完全合乎法度。所以学生、老师都有安身之所,厨房、粮仓都有安排之处。各种器物准备齐全,大家齐心协力建造,工匠技艺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没日没夜努力从事,过了一年,就将学馆建成。

范阳:古郡名,在今河北涿县一带。祖君无泽:祖无泽,字泽之,北宋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历官直集贤院。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县。通判:官名,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陈君优:陈优,字复之,北宋长乐(今福建长乐县)人,进士。黝:淡黑色。垩:白色土。

舍菜且有日,盱(xū)江李觏(gòu)(shěn)于众曰:“惟四代之学,考诸经可见已。秦以山西鏖(áo)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武夫健将,卖降恐后,何耶?诗书之道废,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焉耳。孝武乘丰富,世祖出戎行,皆孳(zī)孳学术。俗化之厚,延于灵、献。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闻命而释兵;群雄相视,不敢去臣位,尚数十年。教道之结人心如此。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俾尔由庠(xiáng)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谭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赖,且有所法。是睢(suī)朝家教学之意。若其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

在即将开学之时,旴江人李觏对众人勉励说:“那虞、夏、商、周四代办学之事,我们只需考察一下经书就可以知道。那秦始皇凭藉崤山以西之地,与六国大战,想万世称帝,被刘邦率军振臂一呼,却连关门也守不住。武官战将,争相投降惟恐落后,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秦国废弃了诗书教化之道,使众人见利忘义的缘故。汉武帝即位于民富国强之际,光武帝出身于行伍之间,都能极力推行儒学,所以民风淳厚极了,一直影响到汉灵帝、汉献帝的时代。当时,那些在野之人而敢直言的,即使有杀身之祸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劳大得连皇帝也感到威摄的大臣,一听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诸侯虎视眈眈,却都不敢称帝,这种局面尚且维持了数十年。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这样地维系人心。如今躬逢圣明天子,你们袁州人又遇到了贤明的官长,使你们能通过学馆的教化,追随古代圣贤的遗迹。当天下太平的时候,则可以继承礼乐来陶冶我们百姓的性情;一旦有了变故,还可以坚持节操,做臣子的为国尽忠,当人子的为父尽孝。学了儒道,可以使人有所效法,有了精神支柱。这就是国家倡导教学之意。如果到这里来只学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领以求得名利,那岂仅是你们的羞耻,而且也是治国之人的忧虑。”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至和元年夏某月甲子日作记。

舍菜:也作“舍采”,古代入学开始时举行的一种仪式。即向孔子牌位献上芹藻一类菜蔬。舍,放下。盱江:水名,一称抚河,又称建昌江,在今江西东部,谂:规劝,告诉;勉励。草茅:指在野的人。谭:同“谈”。二三子:即“二三君子”的略称,大家,诸君。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

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记。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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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据我了解,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伏见:看到。旧时下对上有所陈述时的表敬之辞。下文的“窃”,也是下对上表示敬意的。天后:即武则天(624—705),名曌(即“照”),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655年(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被立为皇后,李治在世时即参预国政。后废睿(ruì)宗李旦自立,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在位十六年。中宗李哲复位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后人因称武则天。同州:唐代州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一带。下邽(guī):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县吏赵师韫:当时的下邽县尉。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武后时曾任右拾遗,为谏诤之官。旌(jīng):表彰。闾:里巷的大门。过:错误,失当。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礼:封建时代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泛称。黩(dú)刑:滥用刑法。黩,轻率。僭(jiàn):超出本分。制:制定,规定。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刺谳(yàn):审理判罪。原:推究。端:原因。州牧:州的行政长官。蒙冒:蒙蔽,包庇。戴天:头上顶着天,意即和仇敌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枕戈:睡觉时枕着兵器。介然:坚定的样子。自克:自我控制。谢之:向他认错。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愆(qiàn):过错。戕(qiāng):杀害。悖骜(bèiào):桀骜不驯。悖,违背。骜,傲慢。邦典:国法。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和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内容是汇编周王室的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等历史资料。调人:周代官名。《春秋公羊传》:即《公羊传》,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另二传是《春秋左氏传》和《春秋谷梁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子夏弟子公羊高作,一说是他的玄孙公羊寿作。推刃:往来相杀。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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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秘演诗集序
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tú)(fàn),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qīng)

我年轻时因考进士寄居京城,因而有机会遍交当时的贤者豪杰。不过我还认为:国家臣服统一了四方,停止了战争,休养生息以至天下太平了四十年,那些无处发挥才能的智谋雄伟不寻常之人,就往往蛰伏不出,隐居山林,从事屠宰贩运的人,必定有老死其间而不被世人发现的,想要跟从访求他们,与之结交而不可得。后来却认识了我那亡友石曼卿。

释:佛教。这里指佛教徒,即僧人,俗称和尚。秘演,人名。京师: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家:指当时的朝廷。臣一:臣服,统一。四海:古代以为中国在四海之中,故四海指全国。兵革:兵,武器。革,将士作战用的甲盾,这里指战争。养息:休养生息。山林屠贩:指隐居山林做屠夫、商贩的隐士。

曼卿为人,廓(kuò)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hān)(xī),淋漓颠(diān)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xiá)而得之,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

曼卿的为人,胸怀开阔而有大志,今人不能用他的才能,曼卿也不肯委屈自己迁就别人。没有施展志向的地方,就往往跟布衣村民饮酒嬉戏,闹得痛快颠狂也不满足。因此我怀疑所谓蛰伏而不被发现的人,或许会在亲的玩乐中得到。所以常常喜欢跟从曼卿游玩,想借此暗中访求天下奇士。

曼卿:名延年,河南商丘人,北宋诗人,他一生遭遇冷落,很不得志。廓然:开朗豪放的样子。布衣:百姓。野老:乡村老人。酣嬉:尽情喝酒,尽情嬉游。庶几:或许。狎:打近而且态度随便。阴求:暗中寻求。

浮屠(tú)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yùn),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jiē)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

和尚秘演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够将自己遗弃在世俗之外,以崇尚气节为高。两个人相处融合毫无嫌隙。曼卿在酒中隐身,秘演则在佛教中隐身,所以都是奇男子。然而又都喜欢做诗自我娱乐。当他们狂饮大醉之时,又唱又吟,又笑又叫,以共享天下的乐趣,这是多么豪迈啊!当时的贤士,都愿意跟从他们交游,我也常常上他们家。十年间,秘演北渡黄河,东到济州、郓州,没有遇上知己朋友,困顿而归。这时曼卿已经死了,秘演也是又老又病。唉!这两个人,我竟看到了他们从壮年而至衰老,那么我自己也将衰老了吧!

浮屠:佛教,也称和尚。也作“浮图”。遗外:超脱。即抛弃世俗的功名富贵。河:黄河。济、郓:济州、郓州。都在今山东省。

夫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qū)其橐(tuó),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的诗清妙绝伦,可他更称道秘演的作品,以为典雅劲健,真有诗人的意趣。秘演相貌雄伟杰出,他的胸中又存有浩然正气。然而已经学了佛,也就没有可用之处了,只有他的诗歌能够流传于世。可是他自己又懒散而不爱惜,已经老了,打开他的箱子,还能得到三、四百首,都是值得玩味的好作品。

清绝:清新绝顶。即特别清新。浩然:刚直正大之气。胠:打开。橐:袋子。

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diān)崖崛(jué)(lù),江涛汹涌,甚可壮也,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

曼卿死后,秘演寂寞无处可去。听说东南地区多山水美景,那儿高峰悬崖峭拔险峻,长江波涛汹涌,很是壮观。便想到那儿去游玩。这就足以了解他人虽老了可是志气尚在。在他临行之时,我为他的诗集写了序言,借此称道他的壮年并为他的衰老而悲哀。

崛峍:高峻陡峭。

庆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序。

提及九四年,居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那年的春天,东商到福建出差,在泉州的广化寺中,我看到禅房外一个小黑版上有这样的话:“人有两个眼睛,一只是理智,一只是慈悲,用理智看世界,就会没有爱,而只用感性看世界,就失去理智,所以,人要用两只眼睛看世界。” 现在对专门搞文学的人,社会是有点“偏见”的。而究其原因,却和我上面讲的小故事有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中一些朋友太执着于感性来看问题了。 其实传统的“文学型”文人不是这样的,这点我们有幸可以在欧阳文忠公的这篇《释秘演诗集序》中看到。 高僧大多姓释,不光现在如此,何时开始我们无从所知,但据此文可知起码是在宋朝就是这样了。欧阳文忠公的朋友,一个叫做秘演的文化僧人,让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气场”。 北宋建国几十年了,由于修兵革,国家不尚武备,许多“智谋雄伟之士,无所用其能,往往伏而不出。”作为副宰相的欧阳公,一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也是出于体察这些异能之士,用于施政安邦的考虑而与他们优游浸渍而深交之。 然而,朋友是有感情的。欧阳公是以文会友,久而久之,这样文学朋友的高风也深深地感染了他。 秘演诗文雅健,深受朋友们赞赏,虽然才品极高,“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欧阳公的好朋友石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 后来十年之间,秘演北渡黄河,向东到过山东济郓两州,此时,他的好友曼卿去世了,秘演既老且病,然而,此时的秘演胸中依然有着浩然之气。好朋友去世后,他听说“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峍,江涛汹涌,甚可壮也。”还坚持要去壮游。到了生命的垂暮之年,仍然是一种“老而志在”的状态。读起这篇欧阳公纪念好友的文章,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位宋代才子的高古之风。 过去的读书人,大多受孟子所说的“吾善养我浩然之气”的影响很深。小苏又云“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作为不为世用的文人,秘演大师自始至终,无时不焕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浩然之气。每读斯文,小子无不为之感仰钦佩! 受朋友们的鼓励,自去年始,我也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小小游历,受祖国壮美山川,人文遗风的感召,小子也神往着今后能有所长进,能修炼出一股浩然之气来。这样,到了我老得走不动的时候,回顾的一生,也许可以给自己游学历程的前面加上一个小小的“壮”字。

阅江楼记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qì)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皇帝,定鼎(dǐng)于兹,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jì),罔(wǎng)间朔(shuò)南;存神穆(mù)清,与天同体。虽一豫(yù)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wān)(yán)而来。长江如虹贯,蟠(pán)绕其下。上以其地雄胜,诏建楼于巅(diān),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xī)嘉名为“阅江”云。

金陵是帝王居住的城邑。从六朝以至南唐,全都是偏安一方,无法与当地山川所呈现的王气相适应。直到当今皇上,建国定都于此,才足以与之相当。从此声威教化所及,不因地分南北而有所阻隔;涵养精神和穆而清明,几乎与天道融为一体。即使一次巡游、一次娱乐,也想到怎样被天下后世效法。京城的西北方有座狮子山,是从卢龙山蜿蜒伸展而来。长江有如一线长虹,盘绕着流过山脚下。皇上因为这地方形势雄伟壮观,下诏在山顶上建楼,与百姓同享游览观景之乐,于是赐给它美妙的名字叫“阅江”。

金陵:今江苏南京市。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传说夏禹铸九鼎以象九州,历商周,都作为传国重器置于国都,后因称定都或建立王朝为定鼎。暨:至罔间朔南:不分北南。穆清:指天。一豫一游:谓巡游。豫,义同“游”。狮子山:晋时名卢龙山,明初,因其形似狻猊,改名为狮子山。山西控大江,有高屋建瓴之势,自古以来是南京西北部的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卢龙:卢龙山,在今江苏江宁县西北。锡:赐。

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俟(sì)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yú)?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阑遥瞩(zhǔ),必悠然而动遐(xiá)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栉(zhì)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bó)接迹而来庭,蛮琛(chēn)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suí)威服,覃(tán)及外内之所及也。”四陲(chuí)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zhì)肤皲(jūn)足之烦,农女有捋(luō)桑行馌(yè)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rèn)席者也。”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触类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此阅夫长江而已哉?彼临春、结绮(qǐ),非弗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yín)响,藏燕赵之艳姬。一旋踵(zhǒng)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

登上楼极目四望,万千景色次第罗列,千年的大地秘藏,似乎顷刻显露无遗。这难道不是天地有意造就了景,以等待一统海内的明君,来展现千秋万世的奇观吗?每当风和日暖的时候,皇上的车驾降临,登上山巅,倚着栏杆远眺,必定神情悠悠而启动遐想。看见长江汉江的流水滔滔东去,诸侯赴京朝见天子,高深的城池,严密固防的关隘,必定说:“这是我栉风沐雨,战胜强敌、攻城取地所获得的啊。”广阔的中华大地,更感到想要怎样来保全它。看见波涛的浩荡起伏,帆船的上下颠簸,外国船只连续前来朝见,四方珍宝争相进贡奉献,必定说:“这是我用恩德安抚、以威力镇服,声望延及内外所达到的啊。”四方僻远的边陲,更想到要设法有所安抚它们。看见大江两岸之间、四郊田野之上,耕夫有烈日烘烤皮肤、寒气冻裂脚趾的烦劳,农女有采桑送饭的辛勤,必定说:“这是我拯救于水火之中,而安置于床席之上的人啊。”对于天下的黎民,更想到要让他们安居乐业。由看到这类现象而触发的感慨推及起来,真是不胜枚举。我知道这座楼的兴建,是皇上用来舒展自己的怀抱,凭借着景物而触发感慨,无不寄寓着他志在治理天下的思绪,何止是仅仅观赏长江的风景呢?那临春阁、结绮阁,不是不华美啊;齐云楼、落星楼,不是不高大啊。但无非是因为演奏了淫荡的歌曲而感到快乐,或藏匿着燕赵的美女以供寻欢。但转瞬之间便与无穷的感慨联结在一起了,我真不知怎样来解释它啊。

景,以等待一统海内的明君,来展现千秋万世的奇观吗?每当风和日暖的时候,皇上的车驾降临,登上山巅,倚着栏杆远眺,必定神情悠悠而启动遐想。看见长江汉江的流水滔滔东去,诸侯赴京朝见天子,高深的城池,严密固防的关隘,必定说:“这是我栉风沐雨,战胜强敌、攻城取地所获得的啊。”广阔的中华大地,更感到想要怎样来保全它。看见波涛的浩荡起伏,帆船的上下颠簸,外国船只连续前来朝见,四方珍宝争相进贡奉献,必定说:“这是我用恩德安抚、以威力镇服,声望延及内外所达到的啊。”四方僻远的边陲,更想到要设法有所安抚它们。看见大江两岸之间、四郊田野之上,耕夫有烈日烘烤皮肤、寒气冻裂脚趾的烦劳,农女有采桑送饭的辛勤,必定说:“这是我拯救于水火之中,而安置于床席之上的人啊。”对于天下的黎民,更想到要让他们安居乐业。由看到这类现象而触发的感慨推及起来,真是不胜枚举。我知道这座楼的兴建,是皇上用来舒展自己的怀抱,凭借着景物而触发感慨,无不寄寓着他志在治理天下的思绪,何止是仅仅观赏长江的风景呢?那临春阁、结绮阁,不是不华美啊;齐云楼、落星楼,不是不高大啊。但无非是因为演奏了淫荡的歌曲而感到快乐,或藏匿着燕赵的美女以供寻欢。但转瞬之间便与无穷的感慨联结在一起了,我真不知怎样来解释它啊。轩露:显露。法驾:皇帝的车驾。崇椒:高高的山顶。江汉之朝宗:《尚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意谓江汉等大川以海为宗。沐风栉雨:即“栉风沐雨”。风梳发,雨洗头,形容奔波的辛劳。中夏:这里指全国。琛:珍宝。德绥:用德安抚。覃:延。柔:怀柔。皲足:冻裂脚上的皮肤。行馌:为田里耕作的农夫送饭。衽席:卧席。意谓有寝息之所。临春、结绮:南朝陈后主所建之阁。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更有望春阁,用以居龚、孔二贵嫔。齐云:唐曹恭王所建之楼,后又名飞云阁。明太祖朱元璋克平江,执张士诚,其群妾焚死于此楼。故址在旧吴县子城止。落星:吴嘉禾元年,天桂林苑落星山起三层楼,名曰落星楼。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北。

虽然,长江发源岷(mín)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qiàn);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yè)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wǎng)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

虽然这样,长江发源于岷山,曲折蜿蜒地流经七千余里才向东入海,白波汹涌、碧浪翻腾,六朝之时,往往将它倚为天然险阻。如今已是南北一家,于是视长江为平安河流,不再用于战争了。然而,这到底是谁的力量呢?读书人有登上此楼观看此江的,应当想到皇上的恩德有如苍天,浩浩荡荡难以形容它的广阔,简直与大禹凿山疏水拯救万民的功绩同样地无边无际。忠君报国的心情,难道还有不油然而生的吗?

委蛇:亦作“逶迤”,连绵曲折。逢掖:宽袖之衣,古代儒者所服,因用作士人的代称。荡荡难名:《论语.泰伯》:“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神禹疏凿之功:指夏禹治水之功。

臣不敏,奉旨撰(zhuàn)记,欲上推宵旰(gàn)图治之切者,勒(lè)诸贞珉(mín)。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xiè)也。

我没有才能,奉皇上旨意撰写这篇记文,于是准备将心中替皇上考虑到的昼夜辛劳操持国事最急切之处,铭刻于碑石。至于其它留连光景的言辞,一概略而不言,惟恐有所亵渎。

宵旰:即“宵衣旰食”,指勤于政务,早起晚食。勒:刻。贞珉:指碑石。

文章不作一味的奉迎,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意存讽劝。登上阅江楼,览“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四隀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就是登览中处处想着国家社稷人民,既“元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至于那些“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文章确实写得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而又有分寸的应制文字。 阅江楼,在今南京狮子山,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诏令所建,建成后,朱元璋常登临其上览胜。本文即为宋濂奉诏所写的一篇歌颂性的散文。 宋濂为明初文官中的重臣,朱元璋颁发的诏令多出其手,实为皇帝的左右手。本文既为奉诏而作,其中自不免存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作者又能援引历史上,特别是六朝覆灭的事实,巧妙地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寓规劝于叙事,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宋濂为一代宗师,而且常为明太祖草诏,故其文风庄重浑厚,语言简洁得体。本文堪称代表作之一。文中虽多有歌功颂德的套语,但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明太祖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终于推翻了腐朽残暴的元政权,而且在即位后确实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应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中提到的“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陈词滥调”。至于写到皇帝在登楼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虽然是在赞扬“一统之君”,但颇有弦外之音,即为皇帝敲响警钟,暗寓皇帝要处处关心国事民疾,而不应为观赏胜景而登临。特别是在第三段中,作者援引了古代楼阁的往事陈迹,说明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教训,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规劝之意。 全文有叙有议,骈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之类的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颇具音韵美。“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等五字的排比句,又把当地的气象万千的场面尽摄眼底。特别是第二段中的“三思”,更是把人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确实功力不凡。 阅江楼。 雄视吴楚阅江楼,评说成败帝王侯。 云锦绝技惊天下,金陵官话撰石头。 友好远航垂青史,共和首义傲亚洲。 诗文书画历代秀,稻作玉雕岁月稠。 南通州余西古镇精进书院任侠家作于南京陋室,2011年3月18日。

送天台陈庭学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shǔ)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zhàn)道之险,水有瞿(qú)塘、滟(yàn)(yù)之虞(yú)。跨马行,则篁(huáng)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diān)际。临上而俯视,绝壑(hè)万仞,杳(yǎo)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dào)(lì)。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wō)诡,舟一失势尺寸,辄(zhé)(mí)碎土沉,下饱鱼鳖(biē)。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我国西南一带的山水,只四川境内最为奇特。但那里与中原一带相距万里之遥,陆路上有剑阁、栈道之类的险阻;水路上有瞿塘峡、滟滪堆之类的忧虑。骑着马走,沿路层层竹林遮蔽高山,连续十来天,仰头看不到山顶;登上高处往下俯瞰,绝险的山谷有几万尺深,茫茫渺渺看不到谷底,令人惊恐万状,肝胆颤抖。乘船在水中行,江水悍猛,礁石尖利,波涛险恶,漩涡诡异,船只一旦稍微失去控驭,偏离航道仅有尺寸大小,就被撞得粉碎像泥土般下沉,船中人便喂饱了江中鱼鳖之腹,通往四川的道路艰难到这种地步。因此,不是做官出仕富有财力的人不能前往游历;不是天生富有文才的人,即使游览了也无所得;不是身强体壮人,大多老死在那里。喜欢寻奇探胜的人因而心存憾恨。

扬子云,即扬雄,西汉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司马相如,西汉著名文学家。诸葛武侯,即诸葛亮。颜回,即颜渊;原宪,即子思。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糜碎:粉碎。虞:忧虑。栗:颤抖。诡:指怪异的旋流。嗜:爱好。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yuàn),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zhuó)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tiào)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天台士陈庭学君,会写诗。他由中书左司掾,屡次随从大将北征,颇有功劳,升任四川都指挥司照磨,从水路到了成都。成都,是四川的要地,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等名人住过的地方。入川后,凡是英雄俊杰争战攻取、驻扎戍守的遗迹,诗人文土游览登临、饮酒射投、赋诗咏诗、歌唱呼啸的处所,庭学没有不去游历观览的。他既经游览,就必定写诗抒发感受,来记写那景物时世的变迁。于是他的诗歌愈加工妙。过了三年,庭学依照惯例辞官归家,在京城和我会遇。他的精神更加饱满,言谈愈发宏壮,志向意趣益加高远,这大概是因为在川蜀山水中得到了很多的助益吧。

擢:提升,提拔。眺:游览。侈:大,多。耄:老。得无:莫非。工:精巧,精致。恨:遗憾。杳:幽深。旬日:十日。累:连续。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mào)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我很惭愧,当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出外游历天下的志愿,但是因为学业未成,没有空闲的时间。到了壮年可以出游时,四面八方战火纷飞,没有落脚的地方。及至当今,圣明天子兴起天下安定,远到海边,合为一家,而我已经年龄更加大了。想要再像庭学君那样去游历,还能够实现吗?

顾:只是,只不过。表轻微转折。逮:等到。齿:年龄。沉:像……沉下去。巅际:山顶尽头。尚:还,尚且。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xiàn),皆坐守陋室,蓬蒿(hāo)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náng)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不过,我听说古代的贤士,如孔子的弟子颜回、原宪等,大都坐守乡间甘居陋室,蓬蒿杂草遮没了门户,但他们的志向意趣却经常是很充沛的,好像他们的胸中存在足以包容天地万物的精神力量。这是什么原因呢?莫非有超出于山水之外的东西吗?希望庭学君归去之后,尝试探求一番。如果有什么新的体会,就请把它告诉给我,我将不仅仅因为庭学曾经游历川蜀这一点而惭愧了。

历:逐。纵:即使。宇内:天下。

本文是一篇赠序。赠序的通常写法,多以对所赠人物进行劝勉为主。宋濂在这篇赠序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更多的是称道游览名山大川对写作上的裨益,并热情地希望陈庭学要重视提高个人的修养。全文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后辈的殷切希望,真情厚谊溢于言表。 宋濂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元末,入明后,他已是将近六旬的老人了。当时他虽地位显赫,但性喜奖掖后进,从不以长者自居。他在晚年写过不少赠序,以本文和另一篇《送东阳马生序》最为著名。 文章的开头便紧密地结合了陈庭学的生活实际。由于他是从川蜀来到南京的,宋濂便肯定他“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说明山水确实有助于人的发展。在第三段中,作者不无遗憾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法像陈庭学那样游览川蜀,这一段还是紧扣前文的。令人称奇的是,在第四段中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即“坐守陋室”也照样可以修身养性。这其实是对陈庭学提出了劝诫:不要把游览名山大川当作提高自己的唯一途径。 本文中关于川蜀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介绍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作者在介绍地理环境时着重描摹一个“险”字。当然,这里面不乏作者的想象成分,但更多的是从李白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衍化而来。写川蜀的险途,是为了诠释“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在介绍人文环境时,作者列举了与川蜀有关的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则又是为了诠释“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通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堪称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