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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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

臣等依凭空虚浅薄的才学,在翰林院侍讲、侍读的职位上充个数目。皇上的聪明睿智是上天赋予的,学问一天比一天深厚。臣等才学有限,然而圣贤之道没有穷尽,心中虽然想表述清楚可口头上表达不出来,因此自己感到很是惭愧,不知道该怎么办。

备员:凑数。讲读:指侍讲、侍读,官名。逮:到,及。

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

臣等认为作为臣子向皇帝进献忠诚,就像医生对准病症去用药一样,药虽然经医生之手传过去,但药方多是从古人那里留下来的。如果药方在世间证明确实很灵验,那么就不必一定要由医生自己创造出来才用。

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乐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臣等听说唐德宗时的宰相陆贽,才能本来就是帝王的辅佐,学问足可成为帝王的老师。他的议论深刻而切合物事人情,言语从不偏离圣贤的道德规范。才能与西汉的张良(张良字子房)齐肩而文才却要胜过他,议论的才能像西汉的贾谊而方法却不粗疏。上可以纠正皇帝想法上的错误,下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三代也只他一人罢了。但他不幸的是做官没能赶上良好的时机。唐德宗以严厉刻薄为能事,陆贽就以忠诚敦厚去规谏;唐德宗以猜疑忌恨去对人,陆贽就以推心置腹去劝说;唐德宗喜好用兵打仗,陆贽则认为消除战事是当时首先要做到的;唐德宗喜好敛聚财物,陆贽则认为散财于民最为迫切。至于任用人才、接受意见的方法,整治边防、驾驭将帅的策略,归罪于自身以收拢人心,改正过错以顺应天道,斥去小人以消除人民的祸患,珍惜爵位、宝器以授予有功的人,像这类合理的建议,很难列举完。陆贽真可以说是进献了苦口的良药,去诊治危害身体的重病。假使唐德宗能完全按陆贽的进言去实行,那么贞观之治的盛况便会再一次出现。

陆贽:任翰林学士、宰相,后受谗被贬,著有《翰苑集》,亦名《陆宣公奏议》。唐德宗时,宰相陆贽为政清廉,从来不收受任何馈赠。在与地方藩镇官员的交往中更是从不言利,分外之财分毫不取。陆贽的母亲去世,在3年的丁忧期间,各地藩镇都纷纷赠送厚礼,数量达几百份,可他硬是一份没收。对此,一些想通过送礼巴结他这位朝中重臣的地方官员便老大不满,埋怨他不近人情。这种声音传到德宗的耳朵里,德宗也觉得陆贽“清慎太过”,便私下里对陆贽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概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意思是说,过于清慎廉洁,拒绝地方各级官员的馈赠,恐怕有些过分。可以不收受贵重物品,接受点儿诸如马鞭、靴鞋之类的小礼物总还是可以的。然而,陆贽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利于小者必害于大,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及,必及金璧。”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此后,陆贽依旧保持清廉的节操,始终不渝。名器:《左传》:“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意即赏赐不可滥。

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臣等每次从皇帝听讲的西阁退出,都私下相互议论,认为您是圣明的天子,一定喜欢陆贽的议论。只要使像您这样的圣明天子和像陆贽那样的贤能大臣意见相吻合,那就像圣君和贤臣处于同一时代一样了。当初冯唐高度赞扬战国时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则为不能使用他们而深深叹息;魏相陈述了西汉晁错、董仲舒等应对当时皇帝的言语,汉宣帝就按这些言语施政而成就了汉室中兴的业绩。如果陛下能自己寻求老师,就不如从近一点的唐朝选取陆贽。再说那《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史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并不是没有可以效法的,而且依照这些史籍所阐述的道理都足以治理好国家。然而《六经》当中的圣贤言论精深奥秘,而史书、子书中存留的圣贤学说却颇不完整,犹如高山大海那样崇高深远,很难从中选择出多少可以直接推广运用的东西。而陆贽的议论,一打开书本就非常明了清楚,汇聚了古往今来的学说精华,确实是国家治乱的一面镜子。臣等想把他向皇帝的进言文章稍微加以整理校对,重新抄好进呈给陛下。希望陛下把它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就像亲眼见到陆贽之面一样;反复熟读它,就像和陆贽当面谈话一样。这样,一定能启发陛下天子之性的神明天资,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成就强盛国家的功业。臣等说不尽愚陋的心意,请陛下决定是否采用。

颇:廉颇。牧:李牧。均为战国时名将。太息:出声长叹。晁:晁错。董:董仲舒。均为西汉时思想家。

陆贽为唐德宗时宰相,著名政论家。他的奏议往往切中时弊,为后世所推崇。该文写于宋哲宗即位不久。当时旧党上台,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吕惠卿等人弄得面目全非,弊端百出,新旧党之争依然激烈,国无宁日。苏轼进此札子,乞校正陆贽奏议,并建议哲宗反复熟读,从中得到治国的启发。文章写得娓娓动听,很有说服力。如“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都非常切合作者、陆贽、宋哲宗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陆贽的札子虽当世不为德宗所用,但已是如“经效于世间”的良药,为“治乱之龟鉴”,若为哲宗熟读,“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文章写得真切动人。

亲政篇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易经》中的《泰》卦说:“上下交好通气,他们的志意就和同。”那《否》卦说:“上下阴隔,国家就要灭亡。”因为上面的意图能够通到下面,下面的意见能够传到上面,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叫做“泰”。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不能传到上面;上下之间有隔膜,虽然名义上有国家,裨上却没有国家,所以叫做“否”。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hè)(yì),御史纠仪,鸿胪(lú)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tuān)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上下通气就泰,上下阻隔就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上下不通气的弊病,没有象近代这样厉害的了。君臣互相见面,只在皇上临朝的短时间内。上下之间,只不过靠奏章、批答互相关联,用名分、法度彼此维持罢了。这不单是遵循老规矩,也是地位权势使他们这样。为什么呢?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上朝,没有一天间断,可说是勤于政事了;但是朝堂和台阶相距很远,皇帝的威仪显耀盛大,御史纠察朝见的礼仪,鸿胪检举不合规矩的行动,通政使代为呈上奏章,皇上只是随意看看,臣子就谢恩拜辞,心神不安地退了下来。皇上何尝处理过一件事,臣子又何尝说过一句话呢!这没有其他原因,地位权势悬殊,所谓有天子堂上比万天还远,虽然想进言,却无从说起啊。

《易》:即《易经》。《泰》:《易经》六十四卦之一。壅阏:阻塞;阻止。上:指君。下:指臣。意思是说君臣交好通气,就能志同意合。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我认为要做到上下通气,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的时候有三种朝见的方式:库门的外面是正朝,顾问大臣守候在这里;路门的外面是治朝,皇上每天在这里受百官朝见;路门的里面是内朝,也叫燕朝。《礼记·玉藻》上说:“君主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去上朝,退下来到路寝处理政事。”上朝接见群臣,是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处理政事却到路寝,是用来疏通远近的意见。汉朝的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是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是外朝。唐代皇城北面靠南的第三门,叫承天门,元旦和冬至节,接受各国的朝贺过贡皇上才来到这里,原来就是古代的外朝呢。它的北面叫太极门,它的西面叫太极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上就坐在这里受建群臣朝见,原来就是古代的正朝呢。再北面叫做两仪殿,平日在这里上朝和处理政务,原来就是古代的内朝呢。宋朝时候,平时朝见在文德殿;五天一问皇上的起居,在垂拱殿;元旦、冬至、皇上的生日,祝颂、受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或者集英殿;面试进士在崇政殿。自侍从官以下,每五天由一名官司员上殿,叫做轮班奏对,他必须进来陈说当政治得失;在内殿引见,也有时赐坐,有时免穿靴子。这大概还保留有三朝的意思呢。因为上天有三垣,天子就仿效它:正朝,仿效太极;外朝,仿效天市,内朝,仿效紫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赫奕:显耀盛大的样子。鸿胪:职官名。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lián)、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jiǎn)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yōng)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bì),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lǚ)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本朝皇帝生日、元旦、冬至的大朝会,在奉天殿,便是古代的正朝呢;平日就在奉天门,便是古代的外朝呢;可是单缺内朝。然而并不是缺少,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难道不是遗留下来的内朝制度么?洪武年间,象宋濂、刘基,永乐以来,象杨士奇、杨荣等,每天侍奉在皇帝身旁;大臣蹇义、夏元吉等,经常在便殿奏对。在这个时候,哪里有阻隔的忧患呢?现在内朝制度没有恢复,皇上临驾常朝以后,臣子不能再进来朝见;三殿的门高高地关闭着,很少有人能够看见。所以上下的意见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因此积累起来。孝宗晚年,在之方面深有感慨。他屡次在便殿召见大臣,谈论天下的事情。正要有所作为他便去世了,百姓没有福气,不能看到太平盛世的美事。直到现在,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一件恨事。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wǎng)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希望皇上远的效法圣祖,近的学习孝宗,完全铲除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常朝以外,就到文华、武英两殿,仿效古代内朝的意思:大臣每隔三天或五天,进来问一次起居;侍从官司和御史,各选一员上殿来轮流回答咨询;各部门有事请求决断,皇上根据自己的看法决断它;有不容易决断的,就和大臣当面讨论解决。不时地引见群臣,凡是谢恩、辞行这类情况,群臣都可以上殿陈奏,皇上虚心地问他,和颜悦色地开导他。象这样,人人都能够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皇上虽然深居皇宫,可是天下的事情却全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外朝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用来沟通远后的意见。像这样,哪里会有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呢?唐尧、虞瞬的时候,耳聪目明,好的言论没有被埋没,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也不过是这样罢了。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浦江(在现在浙江省义乌县西北)人。元末明初文学家。蹇义:字宜之,初名瑢,明太祖朱元璋赐名“义”,巴县(今重庆市)人,明初六朝重臣。閟:古同“闭”。屡:接连着,不止一次。

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