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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谏猎

译注赏

两汉司马相如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bēn)、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cù)然遇逸材之兽，骇(hài)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yú)不及还(xuán)辕(yuán)，人不暇(xiá)施巧，虽有乌获、逢(páng)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枝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gǔ)下，而羌夷接轸(zhěn)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臣子听说物有族类相同而能力不一样的，所以力气要称誉乌获，速度要说起庆忌，勇敢要数到孟贲、夏育。臣子愚蠢，私下认为人确实有这种力士勇士，兽类也应该是这样。现在陛下喜欢登险峻难行之处，射猎猛兽，要是突然遇到特别凶猛的野兽，它们因无藏身之地而惊起，冒犯了您圣驾车骑的正常前进，车子来不及掉头，人来不及随机应变，即使有乌获、逢蒙的技术也施展不开，枯树朽枝全都成了障碍。这就像胡人越人从车轮下窜出，羌人夷人紧跟在车子后面，岂不危险啊！即使一切安全不会有危险，但这类事本来不是皇上应该接近的啊。

乌获：战国时秦国力士。庆忌：吴王僚之子。贲、育：孟贲、夏育，皆战国时卫国人，著名勇士。卒然：卒同“猝”。突然。逸材：过人之材。逸，通“轶”，有超越意。这里喻指凶猛超常的野兽。属车：随从之车。颜师古释作连续不断的车队。两义可并存。这里是不便直指圣上的婉转说法。清尘：即尘土。“清”是一种美化的说法。还：通“旋”。辕：车舆前端伸出的直木或曲木。这里借指舆车。逢蒙：夏代善于射箭的人，相传学射于羿。毂：车轮中心用以镶轴的圆木，也可代称车轮。轸：车箱底部四围横木。也用为车的代称。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xián)橛(jué)之变。况乎涉丰草，骋(chěng)丘虚，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

况且清扫了道路而后行车，驰骋在大路中间，尚且不时会出现拉断了马嚼子、滑出了车钩心之类的事故。何况在密层层的草丛里穿过，在小丘土堆里奔驰，前面有猎获野兽的快乐在引诱，心里却没有应付事故的准备，这样造成祸害也就不难了。看轻皇帝的贵重不以为安逸，乐于外出到可能发生万一的危险道路上去以为有趣，臣子以为陛下这样不可取。

衔：马嚼。橛：车的钩心。衔橛之变：泛指行车中的事故。万乘：指皇帝。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yàn)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聪明的人在事端尚未萌生时就能预见到，智慧的人在危险还未露头时就能避开它，灾祸本来就多藏在隐蔽细微之处，而暴发在人忽视它的时候。所以俗语说：“家里积聚了千金，就不坐在近屋檐的地方。”这说的虽是小事，却可以引申到大的问题上。臣子希望陛下留意明察。

垂堂：靠近屋檐下，坐不垂堂是防万一屋瓦坠落伤身。

这篇文章题名采自《史记》、《汉书》版本传成句。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但在迷信神仙、奢靡侈费、贪恋女色、沉湎于游猎等方面，并不输于昏君。司马相如为郎时，曾作为武帝的随从行猎长杨宫，武帝不仅迷恋驰逐野兽的游戏，还喜欢亲自搏击熊和野猪。司马相如写了这篇谏猎书呈上，由于行文委婉，劝谏与奉承结合得相当得体，武帝看了也称“善”。

古文观止 , 狩猎 , 劝谏 , 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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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策

译注赏

两汉贾谊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我私下考虑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在奏疏中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我却认为还不是那么回事。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的地方，现在国家的局势，与此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冲突，国制混乱，不合理的现象严重，怎么能够说是大治！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对您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策，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叙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射箭打猎之类的娱乐与国家安危的关键相比，哪一样更急迫？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耗费心血，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能保证使陛下所享受的各种乐趣不受影响，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平民拥护首领，匈奴归顺，纯朴之风响彻边陲，百姓温良朴素，官司之类的事情停止不发。大的气数已定，那么，全国便会顺应而治理得好，四海之内，一派升平的气象，万物都符合事理，陛下在生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礼》书上说宗庙有功德，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大宗，得以与太祖共享盛名，与大汉天下共存亡。创建长久安定的形势，造成永久太平的业绩，以此来承奉祖庙和六亲，这是最大的孝顺；以此来使老百姓得到幸福，使芸芸众生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创设准则，标立纪纲，使大小事物各得其所，对后代可以为万世子孙树立楷模，即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还可以安享太平，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有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辅佐，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其内容全都可以原本地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不要忽视。我谨慎地用它来考察过天地的变化，应验过往古的情况，核对过当今的事情，日夜思考而详细地知道了它的内容，即使是禹和舜再生，为陛下考虑，也不能加以改变。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本来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之间互相对立的形势，臣下屡遭祸害，皇上也多次忧伤，这实在不是使皇上放心、使臣下保全的办法。如今有的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近来吴王的谋反活动又被人告发。天子现在年富力强，品行道义上没有过错，对他们施加功德恩泽，而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十倍呢！

树国：建立诸侯国。相疑：指朝廷同封国之间互相猜忌。通行本《汉书》“疑”下无也字，据《群书治要》补。被：遭受。爽：伤败，败坏。安上而全下：指稳定中央政权，保全黎民百姓。亲弟：指汉文帝的弟弟淮南厉王刘长。谋为东帝：《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淮南王长“归聚奸人谋逆乱，自称东帝”。刘长的封地在今安徽淮河以南地区，在长安的东方。刘长谋反后被废死。亲兄之子：指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乡：向。汉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谋反，发兵袭击荥阳，失败被杀。见告：被告发。句指吴王刘濞抗拒朝廷法令而被告发。春秋：指年令。春秋鼎盛，即正当壮年。行义未过：行为得宜，没有过失。莫大：最大。十此：十倍于此。全句意指吴王等诸侯的实力，要比前述亲弟、亲兄之子大得多。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虽然如此，但是天下还比较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诸侯国的国王年纪还小没有成年，汉朝安置在那里的太傅、丞相还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血气方刚，而汉朝委派的太傅、丞相都要称病还乡了，而诸侯王会自下而上地普遍安插亲信，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到了那时，而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也办不到了。

大国之王：指较大的封国的诸侯王。傅：朝廷派到诸侯国的辅佐之官。相：朝廷派到诸侯国的行政长官。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狶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肴乱，高皇帝与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黄帝说：“到了中午一定要抓紧曝晒，拿着刀子一定要赶紧宰割。”现在要使治安之道顺利而稳妥地推行，是十分容易的。假使不肯及早行动，到头来就要毁掉亲骨肉，而且还要杀他们的头，这难道同秦朝末年的局势还有什么区别吗？凭着天子的权位，趁着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所顾虑，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境地，大概不会去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吧？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那样做的。假如国家的局势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着楚，黥布统治着淮南，彭越统治着梁，韩王信统治着韩，张敖统治着赵，贯高做赵国的相，卢绾统治着燕，陈还在代国，假令这六七个王公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继位做天子，自己能感到安全吗？我判断陛下是不会感到安全的。在天下混乱的年代，高祖和这些王公们共同起事，并没有子侄亲属的势力做为依靠。这些王公走运的就成了亲近的侍从，差一点的仅当个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他们的才能远不及高祖。高祖凭着他的明智威武，即位做了天子，割出肥沃的土地，使这些王公成为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优厚的了，然而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反叛汉朝的事发生了九次。陛下跟这些王公，并没有亲自较量过才能而使他们甘心为臣的，也不是亲自封他们当诸侯王的。即使高祖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我知道陛下更不能得到安宁的。

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

不过，上面这些情况，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关系疏远”。那就请允许我试着谈谈那些亲属诸侯王吧。假如让齐悼惠王统治着齐，楚元王统治着楚，赵王统治着赵，幽王统治着淮阳，恭王统治着梁，灵王统治着燕，厉王统治着淮南，假如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即皇帝位，能使天下太平吗？我又知陛下是不能的。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他们都怀有老百姓那种兄弟关系的想法，大概没有不想采用天子的制度，而把自己当做天子的。他们擅自把爵位赏给别人，赦免死罪，甚至有人乘坐天子的黄屋车。他们不执行汉朝的法令。即使执行了，像厉王那样的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又怎么能招他来呢！幸而召来了，法律怎么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动了一个近亲，天下诸王都环视着惊动起来。陛下的臣子当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勇敢的人，但是他刚开口揭发诸侯王的不法行为，刺客的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谁能和您一起来治理这些人呢？

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徵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所以说，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必定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王也一定作乱，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那些自负强大而发动叛乱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侥幸地战胜他们了，可是却没有改变酿成叛乱的制度。同姓诸侯王也袭用了这种做法，发动叛乱，如今已有征兆了，形势又完全回复到以前那种状态！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要转移到何处，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代又将怎么办呢！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并不变钝，这是因为他所刮剔割剥的，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去砍了。仁义恩厚好比是君王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君王的砍刀、斧头。如今的诸侯王好比是胯骨、大腿骨，如果放弃砍刀、斧头不用，而要用刀刃去碰，我认为刀子不是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仁义恩厚不能用在淮南王、济北王的身上呢？因为形势不容许啊！

髋（kuān宽）：上股与尻之间的大骨。髀（bì敝）：股骨。髋髀泛指动物体中的大骨。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狶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

我私下里考察从前的事件，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淮阴侯韩信统治着楚，势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靠了匈奴的力量，就又反叛了；贯高借助了赵国的条件，就又反叛了；陈部队精锐，也反叛了；彭越凭借梁国，也反叛了；黥布凭借淮南，也反叛了；卢绾势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才有二万五千封户，功劳很少，却保全了下来，权势最小而对汉朝最忠顺；这不只是由于性情和别人不同，也是由于形势使他这样。倘若从前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个城为王，那现在他们由于作恶而亡国，也是可能的。假使让韩信、彭越之流，只居于彻侯的地位，即便今天也还能保全，也是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天下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天下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汉朝，那最好让他们都像长沙王一样；要想让臣下不至于像韩信那样被杀掉，那最好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徉；要想使天下安定，最好多多建立诸侯国而使他们的势力减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指使他们，国土小就不会有反叛的邪念。这样就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似的，没有不听从指挥的。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如同辐条聚向车轮一样，都归顺天子，即使是老百姓，也会知道他们都很安稳。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出制度：把齐、赵、楚三个王国分成若干侯国，让齐王、赵王、楚王的子孙，全都依次受封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尽为止。对燕、梁等其他王国也是这样。有些封地大而子孙少的，也都分成若干侯国，暂时空着搁置起来，等着他们的子孙出生以后，再封他当候。诸侯王的封地，有不少已被削除收归汉朝所有的，那就替他们调整侯国所在的地区，等到要封他的子孙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按候国的应有户数，给以补偿。一寸土、一口人，皇帝也不沾他们的，确实只是为了安定太平罢了。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封土地的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考虑保住自己的统治的。臣子没有背叛的念头，皇帝没有讨伐的想法。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法令制定了，没有人触犯；政令推行了，没有人抵触。贯高、利几一类的阴谋不会出现，柴奇、开章那样的诡计不会萌生。老百姓都向往良善，大臣都向皇上表示恭顺。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道义。这样，即使让幼儿当皇帝，天下也很安定；即使立一个遗腹子作天子，让臣子朝拜老皇帝遗留下来的皇袍，天下也不致于混乱。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安定无事，后代也称颂陛下的圣明。只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上述五个方面的业绩也就随之而来了，而陛下又怕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办呢？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不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当今，天下的形势像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小腿粗得差不多像腰围，脚指粗得差不多像大腿。平时都不能伸屈自如，一两个指头抽搐，浑身就觉得无所依赖。丧失了今天的机会而不医治，一定要成为难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神医，也都无能为力。这个病还不只是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不能走动。楚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叔伯兄弟，当今的楚王，是叔伯兄弟的儿子，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当今的齐王是陛下哥哥的孙子。陛下自己的子孙，有的还没有分封土地，以便安定天下，旁支的子孙，倒有人掌握大权来威胁皇帝。所以，我说：不仅是害了浮肿病，还苦于脚掌扭折了不能走动。令人痛哭的就是这样一种病啊！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于，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是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舩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传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子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于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于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太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天下的形势，正像一个倒吊着的人一样。天子，本来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子的地位至高无上。蛮夷，本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属臣。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占土地，掠夺财物，对汉朝非常不敬，给天下制造的祸患，已经无以复加。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棉和绚丽的丝织品。蛮夷向汉朝发号施令，这是行使人主的权力；天子向蛮夷恭敬地纳贡，这是在行属臣的礼节。脚反而朝上，头反而朝下，这样头脚倒置，谁也不能解救，这还能说国家有贤明的人吗？还不仅仅是头脚倒置，还有足病，而且又有风病。足痛，痛的是一边，风病，痛的是一方。如今西部和北部的边郡，虽然封有高爵守边，仍然免除不了敌人入侵的忧患，从老至幼都因为战备而不得安宁，侦察人员要观察烽火而不能睡觉，将士则披着铠甲而睡，所以我说痛的是一方。医生能够治愈这种病，但是陛下却不让他治，这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跌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陛下怎么忍心以帝皇的尊号去作匈奴的诸侯，位势既已卑下屈辱，但祸患却不因此停息，长此下去怎么会有穷尽！进谏的人大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本来就不能解决，太缺乏治安的办法了。我私下估计匈奴的人数不过汉朝一个大县的人数，拥有广大天下的汉朝被只有一县人口的匈奴所困扰，我深为当政者感到羞辱。陛下怎么不让我作属国官去掌管匈奴事务？低照我的计谋，一定勒住单于的脖子而杀了他，降伏叛徒中行说而用鞭子抽他的背，率领匈奴的官民只听陛下的命令。现在不去征服敌人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畜养的兔子，沉湎于微小的娱乐中而不考虑消除国家的大患，这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威德本来可以远播于四海之外，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之外的地方，朝廷的威严和政令都不能被接受，这又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治安策》是贾谊的著名作品。背景：西汉初期中央与地方权利不平衡，诸侯王几度叛乱，再加上北方匈奴的骚扰和其它社会问题的存在。贾谊虽被贬谪，然其苦思忧惮。随之，贾谊根据当时情境和历史经验写了《治安策》。《治安策》中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及其它政治思想方案影响极大，其后来的晁错、主父偃等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延续。《治安策》不仅以其政治思量被后人称赞，更以其文调势雅而被后人推崇。

古文观止 , 策略 , 公文

谏逐客书

译注赏

先秦李斯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入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那敲击瓦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那郑、卫桑间的歌声，《韶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淫靡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可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士众。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陛下”，对帝王的尊称，“致”，求得，收罗。“昆山”，即昆仑山。“随、和之宝”，即所谓“随侯珠”和“和氏璧”，传说中春秋时随侯所得的夜明珠和楚人卞和来得的美玉。“明月”，宝珠名。“太阿（ē）”，亦称“泰阿”，宝剑名，相传为春秋著名工匠欧冶子、干将所铸。“纤离”，骏马名。“翠凤之旗”，用翠凤羽毛作为装饰的旗帜。“鼍”（tuó）亦称扬子鳄，俗称猪婆龙，皮可蒙鼓。“说”，通“悦”，喜悦，喜爱。“犀象之器”，指用犀牛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郑”，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宣王弟友，公元前年分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春秋时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县），有今河南中部之地，公元的年被韩国所灭。“卫”，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康叔，初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后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县），有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之地。公元前年被魏国所灭。“郑、卫之女”，此时郑、卫已亡，当指郑、卫故地的女子。“后宫”，嫔妃所居的宫室，也可用作嫔妃的代称。“駃騠”，音juétí，骏马名。“外厩（jiù）”，宫外的马圈。“江南”，长江以南地区。此指长江以南的楚地，素以出产金、锡著名。“丹”，丹砂，可以制成红色颜料。“青”，青，可以制成青黑色颜料。“西蜀丹青”，蜀地素以出产丹青矿石出名。“采”，彩色，彩绘。“下陈”，殿堂下陈放礼器、站立傧从的地方。“充下陈”，此泛指将财物、美女充买府库后宫。“宛”，宛转，缠绕。”宛珠之簪”，缀绕珍珠的发簪。或以“宛”为地名，指用宛（今河南南阳市）地出产的珍珠所作装饰的发簪。“傅”，附着，镶嵌。“玑”，不圆的珠子。此泛指珠子。“珥”，音er，耳饰。“阿”，细缯，一种轻细的丝织物。或以“阿”为地名，指齐国东阿（今山东东阿县）。“缟”，音gǎo，未经染色的绢。“随俗雅化”，随合时俗而雅致不凡。“佳”，美好，美丽。“冶”，妖冶，艳丽。“窈窕”，音yǎotiǎo，美好的样子。“赵”，国名，始封君赵烈侯，系晋国大夫赵衰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魏文侯、韩景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东南），有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角、河北西南部。公元前三八六年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国所灭。古人多以燕、赵为出美女之地。“瓮”，音wèng，陶制的容器，古人用米打水。“缶”，音fǒu，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器。秦人将瓮、缶作为打击乐器。“搏”，击打，拍打。“髀”，音bì，大腿。“搏髀”，拍打大腿，以此掌握音乐唱歌的节奏。“《郑》”，指郑国故地的音乐。“《卫》”，指卫国故地的音乐。“《桑间》”，桑间为卫国濮水边上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有男女聚会唱歌的风俗。此指桑间的音乐，即本书《乐书》的“桑间濮上之音”。“《昭》”，通“韶”，《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昭，一作‘韶’。”歌颂虞舜的舞乐。”《虞》”，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南化本、枫山本、三条本等作“护”，当为歌颂商汤的舞乐。“《武》”，歌颂周武王的舞乐。“《象》”，歌颂周文王的舞乐。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泰山一作：太山)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国家大就人口众，武器精良将士就骁勇。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无可匹敌的缘故。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事奉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裹足止步不入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啊。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宝贵的却很多；贤士中不出生于秦，愿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减损百姓来充实对手，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

“让”，辞让，拒绝。“择”，舍弃，抛弃。细流，小水。“却”，推却，拒绝。“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黔首”，无爵平民不能服冠，只能以黑巾裹头，故称黔首。此泛指百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称百姓为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资”，资助，供给。“业”，从业，从事，事奉。“赍”（jī）送，送给。这句是说，把武器粮食供给寇盗。“益”，增益，增多。“雠”，通“仇”，仇敌。减少该国的人口而增加敌国的人力。“外树怨于诸侯”，指宾客被驱逐出外必投奔其它诸侯，从而构树新怨。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实效性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论断典范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与“却客不内”（虚笔）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针对性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古文观止 , 公文

和武必达郢亭杂咏韵

宋廖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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