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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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之始生,一寸之萌(méng)耳,而节叶具焉。自蜩(tiáo)腹蛇蚶(hān)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hú)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竹子刚生时,只是一寸长的嫩芽,可是却节、叶俱全。从蝉腹、蛇鳞般的小笋,长到挺直的几丈高的巨竹,从来都是有节有叶的。可是现在的人画竹时,却是一节一节的接起来,一叶一叶地堆上去,这样做哪里还有竹子呢?所以说画竹,一定要心里有完整的竹子,拿着笔凝神而视,就能看到自己心里想要画的竹子了。这时快速地跟着自己的所见去画,去捕捉看到的形象,就像兔子跃起、鹘鸟降落一样迅速。这是与可教给我的。我不能做到,但心里却明白这样做的道理。既然心里明白应该这样做,却不能做到,认识和行动不统一,理解道理和实际操作不能一致,这都是学习不够的毛病。所以,常常是对事情心里了解而不能熟练地去做,平时自以为很清楚,但事到临头却忽然不明白了,难道只有画竹才是如此吗!

萌:嫩芽。蜩腹:蝉的肚皮。蛇蚶:蛇腹下的横鳞。遂:完成。

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páo)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piān),斫(zhuó)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子由写了《墨竹赋》给与可,说:“庖丁,是宰牛的,可是(他讲的道理)却为养生的人所采纳;轮扁,是制造车轮的,可是(他的经验)却被读书人所运用。现在,您在画竹上所寄托的思想情感,我以为是有道者的认识,难道不是吗?“子由从来不画画,所以,只知道大致的意思而已。而像我呢,不只是理解与可的绘画理论,还学得了他的绘画方法。

庖丁:厨师。《庄子·养生》说:庖丁解牛的技艺高妙,因为他能洞悉牛的骨骼肌理,运刀自如,十九年解了数千只牛,其刀刃还同新磨的一样,毫无损伤。文惠君听了庖丁的介绍后,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轮扁,斫轮者也:《庄子·天道》载: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斫轮,轮扁停下工具,说桓公所读的书都是古人的糟粕,桓公责问其由。轮扁说:臣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却无法用口传授给别人。斫:雕斫。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jiān)素而请者,足相蹑(niè)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cuì)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shāo)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yǎn)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yún)(dāng)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tuò)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起初,与可对自己的墨竹画并不看重。各地拿着丝绢前来求画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找上门来。与可很厌烦,把丝绢抛在地上骂道:“我要拿这些丝绢去做袜子!“致使士大夫把这当成话柄相传。后来,与可自洋州回京师,我去徐州任知州,与可跟我说:“我近来告诉士大夫们说:我们墨竹画派近在彭城,你们可以去那里求画。这回袜子材料应当集中到你那里了。“信尾还写了一首诗,其中说道:“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我向与可说:“竹子长万尺,应该用二百五十匹绢,我知道您是懒怠做画,只是想要得到这些绢而已!“与可无言可对,就说:“我说错了,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我对这做出了解释,回答他的诗说:“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道:“苏公真善辩啊!若有二百五十匹绢,我就要买田还乡养老了。“随着把他所画的《筼筜谷偃竹》赠给了我,说:“这竹子只不过数尺,却有万尺的气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曾经让我作《洋州三十咏》诗,《筼筜谷》就是其中的一首。我的诗说:“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那天正和他的妻子在谷中游赏,烧笋当晚饭吃,打开信封看到诗,禁不住大笑,把嘴里的饭喷了满桌子。

缣素:供书画用的白色细绢。墨竹一派:善画墨竹的人,指苏轼。袜材当萃于子矣:谓求画的细绢当聚集到你处。鹅溪:在今四川盐亭县西北,附近产名绢,称鹅溪绢,宋人多用以作书画材料。箨龙:指竹笋。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苏轼任湖州知州。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jì)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死于陈州。那一年的七月七日,我在湖州晾书画,见到这幅墨竹图,便停止了晾书,失声痛哭起来。以前曹操祭奠桥公文中有车过坟前就会腹痛的话,而我也记载下来过去和与可开玩笑的话,可以看出我和与可之间的亲密、深厚的情谊。

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建安七年,曹操军过浚仪,遣使以太牢祀旧友桥玄。祀文说:“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苏轼以此典比喻自己与文与可的情谊笃厚。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作为一篇绘画题记,大多要描述画面的形象,叙说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总之,不外以鉴赏、考订为主要内容。而苏轼这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却不是一般的绘画题记,它实际上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就不能不打破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作者所要追怀、悼念的不是普通的朋友、亲戚,而是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况且这追怀、悼念又是因逝者的一幅《筼筜谷偃竹》的绘画而引起的,所以最好的追怀、悼念,就莫过于充分指出和肯定逝者在艺术上的杰出的创造和成就。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 文同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种从生活体验到艺术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是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的。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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胠箧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为了对付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偷而做防范准备,必定要收紧绳结、加固插闩和锁钥,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聪明作法。可是一旦大强盗来了,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挑着口袋快步跑了,唯恐绳结、插闩与锁钥不够牢固哩。既然是这样,那么先前所谓的聪明作法,不就是给大盗作好了积聚和储备吗?所以我曾试图讨论这种情况,世俗所谓的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守卫财物的吗?

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专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当年的齐国,邻近的村邑遥遥相望,鸡狗之声相互听闻,鱼网所撒布的水面,犁锄所耕作的土地,方圆两千多里。整个国境之内,所有用来设立宗庙、社稷的地方,所有用来建置邑、屋、州、闾、乡、里各级行政机构的地方,何尝不是在效法古代圣人的作法!然而田成子一下子杀了齐国的国君也就窃据了整个齐国。他所盗窃夺取的难道又仅仅只是那样一个齐国吗?连同那里各种圣明的法规与制度也一块儿劫夺去了。而田成子虽然有盗贼的名声,却仍处于尧舜那样安稳的地位,小的国家不敢非议他,大的国家不敢讨伐他,世世代代窃据齐国。那么,这不就是盗窃了齐国并连同那里圣明的法规和制度,从而用来守卫他盗贼之身吗?所以我曾试图讨论这种情况,世俗的所谓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防守财物的吗?

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从前龙逢被斩首,比干被剖胸,苌弘被掏肚,子胥被抛尸江中任其腐烂。即使像上面四个人那样的贤能之士,仍不能免于遭到杀戮。因而盗跖的门徒向盗跖问道:“做强盗也有规矩和准绳吗?”盗跖回答说:“到什么地方会没有规矩和准绳呢?凭空推测屋里储藏着什么财物,这就是圣明;率先进到屋里,这就是勇敢;最后退出屋子,这就是义气;能知道可否采取行动,这就是智慧;事后分配公平,这就是仁爱。以上五样不能具备,却能成为大盗的人,天下是没有的。”从这一点来看,善人不能通晓圣人之道便不能立业,盗跖不能通晓圣人之道便不能行窃;天下的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那么圣人给天下带来好处也就少,而给天下带来祸患也就多。所以说:嘴唇向外翻开牙齿就会外露受寒,鲁侯奉献的酒味道淡薄致使赵国都城邯郸遭到围困,圣人出现了因而大盗也就兴起了。抨击圣人,释放盗贼,天下方才能太平无事。

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而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溪水干涸山谷显得格外空旷,山丘夷平深潭显得格外充实。圣人死了,那么大盗也就不会再兴起,天下就太平而没有变故了。圣人不死,大盗也就不会中止。即使让整个社会都重用圣人治理天下,那么这也是让盗跖获得最大的好处。给天下人制定斗、斛来计量物品的多少,那么就连同斗斛一道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秤锤、秤杆来计量物品的轻重,那么就连同秤锤、秤杆一道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符、玺来取信于人,那么就连同符、玺一道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仁义来规范人们的道德和行为,那么就连同仁义一道盗窃走了。

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那些偷窃腰带环钩之类小东西的人受到刑戮和杀害,而窃夺了整个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之门方才存在仁义。这不就是盗窃了仁义和圣智吗?所以,那些追随大盗、高居诸侯之位、窃夺了仁义以及斗斛、秤具、符玺之利的人,即使有高官厚禄的赏赐不可能劝勉,即使有行刑杀戮的威严不可能禁止。这些大大有利于盗跖而不能使他们禁止的情况,都是圣人的过错。因此说,鱼儿不能脱离深潭,治国的利器不能随便拿给人看。那些所谓的圣人,就是治理天下的利器,是不可以用来明示天下的。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所以,断绝圣人摒弃智慧,大盗就能中止;弃掷玉器毁坏珠宝,小的盗贼就会消失;焚烧符记破毁玺印,百姓就会朴实浑厚;打破斗斛折断秤杆,百姓就会没有争斗;尽毁天下的圣人之法,百姓方才可以谈论是非和曲直。搅乱六律,毁折各种乐器,并且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方能保全他们原本的听觉;消除纹饰,离散五彩,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方才能保全他们原本的视觉;毁坏钩弧和墨线,抛弃圆规和角尺,弄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方才能保有他们原本的智巧。因此说:“最大的智巧就好像是笨拙一样。”削除曾参、史鰌的忠孝,钳住杨朱、墨翟善辩的嘴巴,摒弃仁义,天下人的德行方才能混同而齐一。

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人人都保有原本的视觉,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毁坏;人人都保有原本的听觉,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忧患;人人都保有原本的智巧,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迷惑;人人都保有原本的秉性,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邪恶。那曾参、史鰌、杨朱、墨翟、师旷、工倕和离朱,都外露并炫耀自己的德行,而且用来迷乱天下之人,这就是圣治之法之所以没有用处的道理。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弃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

你唯独不知道那盛德的时代吗?从前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在那个时代,人民靠结绳的办法记事,把粗疏的饭菜认作美味,把朴素的衣衫认作美服,把纯厚的风俗认作欢乐,把简陋的居所认作安适,邻近的国家相互观望,鸡狗之声相互听闻,百姓直至老死也互不往来。像这样的时代,就可说是真正的太平治世了。可是当今竟然达到使百姓伸长脖颈踮起脚跟说,“某个地方出了圣人”,于是带着干粮急趋而去,家里抛弃了双亲,外边离开了主上的事业,足迹交接于诸侯的国境,车轮印迹往来交错于千里之外,而这就是统治者追求圣智的过错。统治者一心追求圣智而不遵从大道,那么天下必定会大乱啊!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弓弩、鸟网、弋箭、机关之类的智巧多了,那么鸟儿就只会在空中扰飞;钩饵、渔网、鱼笼之类的智巧多了,那么鱼儿就只会在水里乱游;木栅、兽栏、兽网之类的智巧多了,那么野兽就只会在草泽里乱窜;伪骗欺诈、奸黠狡猾、言词诡曲、坚白之辩、同异之谈等等权变多了,那么世俗的人就只会被诡辩所迷惑。所以天下昏昏大乱,罪过就在于喜好智巧。所以天下人都只知道追求他所不知道的,却不知道探索他所已经知道的;都知道非难他所认为不好的,却不知道否定他所已经赞同的,因此天下大乱。所以对上而言遮掩了日月的光辉,对下而言销解了山川的精华,居中而言损毁了四时的交替,就连附生地上蠕动的小虫,飞在空中的蛾蝶,没有不丧失原有真性的。追求智巧扰乱天下,竟然达到如此地步!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抛弃那众多淳朴的百姓,而喜好那钻营狡诈的谄佞小人;废置那恬淡无为的自然风尚,喜好那喋喋不休的说教。喋喋不休的说教已经搞乱了天下啊!

“胠箧”的意思是打开箱子。本篇的主旨跟《马蹄》篇相同,但比《马蹄》更深刻,言辞也直接,一方面竭力抨击所谓圣人的“仁义”,一方面倡导抛弃一切文化和智慧,使社会回到原始状态中去。宣扬“绝圣弃知”的思想和返归原始的政治主张,就是本篇的中心。 全篇大体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至“而天下始治矣”,从讨论各种防盗的手段最终都会被盗贼所利用入手,指出当时治天下的主张和办法,都是统治者、阴谋家的工具,着力批判了“仁义”和“礼法”。第二部分至“法之所无用也”,进一步提出摒弃一切社会文化的观点,使“绝圣”的主张和“弃知”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余下为第三部分,通过对比“至德之世”与“三代以下”的治乱,表达缅怀原始社会的政治主张。 本篇深刻揭露了仁义的虚伪和社会的黑暗,一针见血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但看不到社会的出路,于是提出“绝圣弃知”的主张,要摒弃社会文明与进步,倒退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这是庄子社会观和政治观的消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