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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论

译注赏

宋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niǔ)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jī)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社会安定没有祸乱，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安定因素。消极地看着祸乱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那么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却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人物，才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得成就伟大的功业。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

晁错：前年—前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主张重农贵粟，力倡削弱诸候，更定法令，招致王侯权贵忌恨。汉景帝四年（前年），吴、楚等七国以“讨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晁错因此被杀。患：祸患。为：治理，消除。所：处所。这里指解决问题的措施。狃：习惯。不吾信：不相信我。惟：只有。出身：挺身而出。犯：冒着。以：而，表顺接。固：原本。这里泛指短时期期月：一个月。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祸乱发生却想躲躲闪闪地避开它，让别人去承担平定它的责任，那么天下人的责难，必定要集中到我的身上。

治平：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其：代词，指祸患。端：开头，开始。发：触发。收：制止。然后有辞于天下：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循循焉：缓慢的样子。循循，徐徐。焉，……的样子。去：逃避。

昔者晁(cháo)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zhū)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山东诸侯各国的实力。于是山东诸侯各国共同起兵，借着杀晁错的名义。可是景帝没有洞察到他们的用心，就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杀身之祸而痛心，却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却是晁错自己造成的。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朝。昔者，从前。山东：指崤山以东。并起：一同起兵叛乱。以诛错为名：以诛杀晁错作为名义。以······为，把······作为。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但汉景帝没有洞察到起兵的诸侯的用心，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受杀身之祸而悲痛，却不明白其中一部分是晁错自己造成的。以，因为。取，招致。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kuì)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自古以来凡是做大事业的人，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洪水东流入海。当他的整个工程尚未最后完成时，可能也时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发生，只是他事先就预料到会这样，祸患发生时就不惊慌失措而能从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自古以来能够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仅仅要有超凡出众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之：用在主、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无实义。龙门：今陕西韩城东北，是黄河奔流最湍急处。大河：指黄河。方：当。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可能也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是以：所以，因此。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zhòu)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qiǎn)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七国那样强大，却突然想削弱它，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人承受抵挡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居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让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说那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自己想赢得那个美名，又怎么能躲避这场患难呢？拿亲自带兵平定叛乱的极其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其安全相比，自己是个引发祸乱的主谋，选择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却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去做，这就是让忠臣义士们愤怒不平的原因啊。

夫：句首发语词。骤：突然。其为变，岂足怪哉：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足，值得。乃：竟然。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想让皇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自己想求得这个美名，怎么能逃避这场患难呢？安，怎么。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这是忠臣义士们之所以愤怒不平的原因啊。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àng)，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cuì)砺(lì)，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shì)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可能免于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却叫皇帝御驾亲征，按情理来说，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这样正好给袁盎以进谗言的机会，使他的目的能够得逞。假若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豁出性命承担这一危险的平叛重担，夜以继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训练军队，向东边严阵以待，让自己的君主不至于受到烦忧，那么皇帝就会充分依靠他而不觉得七国叛乱有什么可怕。纵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虽：即使。何者：为什么呢？以情而言：按照情理来说。以，按照。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使：假若。淬砺：锻炼磨砺。引申为冲锋陷阵，发愤图强。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即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嗟(jiē)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xì)，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yú)！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伟大的功业，那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假如晁错自己亲自带兵去讨伐吴、楚等七国，不一定就不会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兴，奸臣正好趁此钻了空子。晁错企图保全自己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

嗟夫：感叹词，唉。则无务为自全之计：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务，从事。隙：空隙，空子。乃其所以自祸欤：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欤，语气助词，表感叹。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夭F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晃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晃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晃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晃错，但却句句在写晃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晃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晃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晃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晃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晃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晃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晃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晃错获祸。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古文观止 , 议论 , 写人 , 抒情

贾谊论

译注赏

宋苏轼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jiǎ)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人要有才能并不难，要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实在不容易。可惜啊，贾谊虽然能够做帝王的辅佐之臣，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贾生：即贾谊。汉代的儒者称为“生”，如贾生、董生（董仲舒）。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后见用于汉文帝，力主改革，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因当时长沙王不受文帝宠爱，故有被贬之意）。后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君子要想达成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的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所取者：指功业、抱负。所就者：也是指功业。可致之才：能够实现功业，抱负的才能。致，指致功业。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yáo)、舜(shùn)，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yù)？”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hàn)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超过他呢？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贾生之论：指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治安策》。汉文：汉文帝刘恒，西汉前期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昼：齐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孟子曾在齐国为卿，后来见齐王不能行王道，便辞官而去，但是在齐地昼停留了三天，想等齐王改过，重新召他入朝。事见《孟子·公孙丑下》。豫：喜悦。《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充虞，孟子弟子，苏轼这里误为公孙丑。

夫绛(jiàng)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guàn)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cí)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z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jù)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yū)郁愤闷，趯(tì)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完全抛弃旧有的规章制度，采用他的新主张，也太困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郁结烦闷，心绪不宁，表露出退隐的思想。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见识不足。

绛侯：周勃，汉初大臣。优游，叠韵连绵字，从容不迫的样子。浸渍，双声连绵字，渐渐渗透的样子。优游浸渍：从容不迫，逐渐渗透。遽：副词，急速，骤然，迫不及待地。指贾谊在《治安策》的序中所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萦纡：双声连绵字，缭绕的样子。这里比喻心绪不宁。趯然：超然的样子。远举，原指高飞，这里比喻退隐。贾谊《吊屈原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正是远举的意思。贾谊在做梁怀王太傅时，梁怀王骑马摔死，他自伤未能尽职，时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夭绝，指贾谊早死。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ruì)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fú)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juàn)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jǔ)，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因此没有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呀，谨慎的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世啊！

累：忧虑。睿：智慧通达。苻坚：晋时前秦的国君。王猛：字景略，初隐居华山，后受苻坚召，拜为中书侍郎。王猛被用后，受到苻坚的宠信，屡有升迁，权倾内外，遭到旧臣仇腾、席宝的反对。苻坚大怒，贬黜仇、席二人，于是上下皆服（见《晋书·载记·王猛传》）。匹夫：指苻坚。略：夺取。当时前秦削平群雄，占据着北中国，与东晋对抗，所以说“略有天下之半”。狷介：孤高，性情正直，不同流合污。病沮：困顿灰心。沮：颓丧。发：泛指立身处世，也就是上文所谓自用其才。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自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自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自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自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自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自伤自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自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自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古文观止 , 议论 , 写人 , 壮志难酬

后赤壁赋

译注赏

宋苏轼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gǎo)衣，戛(jiá)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这一年十月十五日，我从雪堂出发，准备回临皋亭。有两位客人跟随着我，一起走过黄泥坂。这时霜露已经降下，叶全都脱落。我们的身影倒映在地上，抬头望见明月高悬。四下里瞧瞧，心里十分快乐；于是一面走一面吟诗，相互酬答。过了一会儿，我叹惜地说：“有客人却没有酒，有酒却没有菜。月色皎洁，清风吹拂，这样美好的夜晚，我们怎么度过呢？”一位客人说：“今天傍晚，我撒网捕到了鱼，大嘴巴，细鳞片，形状就像吴淞江的鲈鱼。不过，到哪里去弄到酒呢？”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妻子说：“我有一斗酒，保藏了很久，为了应付您突然的需要。”就这样，我们携带着酒和鱼，再次到赤壁的下面游览。长江的流水发出声响，陡峭的江岸高峻直耸；山峦很高，月亮显得小了，水位降低，礁石露了出来。才相隔多少日子，上次游览所见的江景山色再也认不出来了！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我就撩起衣襟上岸，踏着险峻的山岩，拨开纷乱的野草；蹲在虎豹形状的怪石上，又不时拉住形如虬龙的树枝，攀上猛禽做窝的悬崖，下望水神冯夷的深宫。两位客人都不能跟着我到这个极高处。我大声地长啸，草木被震动，高山与我共鸣，深谷响起了回声，大风刮起，波浪汹涌。我也觉得忧愁悲哀，感到恐惧而静默屏息，觉得这里令人畏惧，不可久留。回到船上，把船划到江心，任凭它漂流到哪里就在那里停泊。须臾客去，予亦就睡。

步自雪堂：从雪堂步行出发。雪堂，苏轼在黄州所建的新居，离他在临皋的住处不远，在黄冈东面。堂在大雪时建成，画雪景于四壁，故名“雪堂”。临皋：亭名，在黄冈南长江边上。苏轼初到黄州时住在定惠院，不久就迁至临皋亭。黄泥之坂：黄冈东面东坡附近的山坡叫“黄泥坂”。坂，斜坡，山坡。文言文为调整音节，有时在一个名词中增“之”字，如欧阳修的《昼锦堂记》：“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木叶：树叶。木，本来是木本植物的总名，“乔木”“灌木”的“木”都是用的这个意思。后来多用“木”称“木材”，而用本义是“树立”的“树”作木本植物的总名。行歌相答：边行边吟诗，互相唱和；且走且唱，互相酬答。已而：过了一会儿。如此良夜何：怎样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呢？如……何，怎样对待……“如何”跟“奈何”差不多，都有“对待”“对付”的意思。今者薄暮：方才傍晚的时候。薄暮，太阳将落天快黑的时候。薄，迫，逼近。淞江之鲈：鲈鱼是松江（现在属上海）的名产，体扁，嘴大，鳞细，味鲜美，松小所产的鲈鱼。这是有名的美味。顾安所得酒乎：但是从哪儿能弄到酒呢？顾，但是，可是。安所，何所，哪里。谋诸妇：谋之于妻，找妻子想办法。诸，相当于“之于”。斗：古代盛酒的器具。不时之须：随时的需要。“须”通“需”。复游于赤壁之下：这是泛舟而游。下文“摄衣而上”是舍舟登陆，“反而登舟”是回到船上。断岸千尺：江岸上山壁峭立，高达千尺。断，阻断，有“齐”的意思，这里形容山壁峭立的样子。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才过了几天啊，（眼前的江山明知是先前的江山，）而先前的景象再不能辨认了。这话是联系前次赤壁之游说的。前次游赤壁在“七月既望”，距离这次仅仅三个月，时间很短，所以说“曾日月之几何”。前次所见的是“水光接天”，“万顷茫然”，这次所见的是“断岸千尺”“水落石出”，所以说“江山不可复识”。曾，才，刚刚。这样用的“曾”常放在疑问句的句首。“曾日月之几何”，也就是“曾几何时”。

梦一道士，羽衣蹁(pián)跹(xiān)，过临皋(gāo)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chóu)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寤(wù)。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这时快到半夜，望望四周，觉得冷清寂寞得很。正好有一只鹤，横穿江面从东边飞来，翅膀像车轮一样大小，尾部的黑羽如同黑裙子，身上的白羽如同洁白的衣衫，它戛戛地拉长声音叫着，擦过我们的船向西飞去。过了会儿，客人离开了，我也回家睡觉。梦见一位道士，穿着羽毛编织成的衣裳，轻快地走来，走过临皋亭的下面，向我拱手作揖说：“赤壁的游览快乐吗？”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回答。“噢！哎呀！我知道你的底细了。昨天夜晚，边飞边叫着从我这里经过的人，不是你吗？”道士回头笑了起来，我也忽然惊醒。开门一看，却看不到他在什么地方。

摄衣：提起衣襟摄，牵曳。履巉岩：登上险峻的山崖。履，践，踏。巉岩，险峻的山石。披蒙茸：分开乱草。蒙茸，杂乱的丛草。踞：蹲或坐。虎豹，指形似虎豹的山石。虬龙：指枝柯弯曲形似虬龙的树木。虬，龙的一种。登虬龙是说游于树林之间。栖鹘：睡在树上的鹘。栖，鸟宿。鹘，意为隼，鹰的一种。俯冯夷之幽宫：低头看水神冯夷的深宫。冯夷，水神。幽，深。“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这只是说，上登山的极高处，下临江的极深处。划然长啸：高声长啸。划有“裂”的意思，这里形容长啸的声音。啸，蹙口作声。亦：这个“亦”字是承接上文“二客不能从”说的。上文说，游到奇险处二客不能从；这里说，及至自己发声长啸，也感到悲恐，再不能停留在山上了。悄然：静默的样子。肃然：因恐惧而收敛的样子。留：停留。反：同“返”。返回。放：纵，遣。这里有任船飘荡的意思。听其所止而休焉：任凭那船停止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休息。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须臾客去，予亦就睡。前虽都以秋江夜月为景，以客为陪衬，但后赤壁赋重在游、状景，而前赤壁赋意在借景抒怀，阐发哲理。本文第一段，作者在月明风清之夜，与客行歌相答。先有“有客无酒”、“有酒无肴”之憾，后有“携酒与鱼”而游之乐。行文在平缓舒展中有曲折起伏。第二段，从“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江岸夜景，写到“履巉岩，披蒙茸……”的山崖险情；从“曾日月之几何而江水不可复识”的感叹，到“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变化，极腾挪跌宕之姿。第三段，借孤鹤道士的梦幻之境，表现旷然豁达的胸怀和慕仙出世的思想。《赤壁赋》分前后两篇，珠联璧合，浑然一体。文章通过同—地点(赤壁)，同一方式(月夜泛舟饮酒)，同—题材(大江高山清风明月)，反映了不同的时令季节，描绘了不同的大自然景色，抒发了不同的情趣，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字字如画，句句似诗，诗画合一，情景交融，真是同工异曲，各有千秋。《后赤壁赋》是《前赤壁赋》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姐妹篇。前赋主要是谈玄说理，后赋却是以叙事写景为主；前赋描写的是初秋的江上夜景，后赋则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时间也移至孟冬；两篇文章均以“赋“这种文体写记游散文，一样的赤壁景色，境界却不相同，然而又都具诗情画意。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不同季节的山水特征，在苏轼笔下都得到了生动、逼真的反映，都给人以壮阔而自然的美的享受。全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写泛游之前的活动，包括交待泛游时间、行程、同行者以及为泛游所作的准备。写初冬月夜之景与踏月之乐，既隐伏着游兴，又很自然地引出了主客对话。面对着“月白风清“的“如此良夜“，又有良朋、佳肴与美酒，再游赤壁已势在必行，不多的几行文字，又写了景，又叙了事，又抒了情，三者融为一体，至此已可转入正文，可东坡却“节外生枝“地又插进“归而谋诸妇“几句，不仅给文章增添生活气息，而且使整段“铺垫“文字更呈异采。第二层次乃是全文重心，纯粹写景的文字只有“江流有声“四句，却写出赤壁的崖峭山高而空清月小、水溅流缓而石出有声的初冬独特夜景，从而诱发了主客弃舟登岸攀崖游山的雅兴，这里，作者不吝笔墨地写出了赤壁夜游的意境，安谧清幽、山川寒寂、“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西鹊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奇异惊险的景物更令人心胸开阔、境界高远。可是，当苏轼独自一人临绝顶时，那“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场景又不能不使他产生凄清之情、忧惧之心，不得不返回舟中。文章写到这里，又突起神来之笔，写了一只孤鹤的“横江东来“'、“戛然长鸣“后擦舟西去，于是，已经孤寂的作者更添悲悯，文章再起跌宕生姿的波澜，还为下文写梦埋下了伏笔。最后，在结束全文的第三层，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文中写苏子独自登山的情景，真是“句句如画、字字似诗“，通过夸张与渲染，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文中描写江山胜景，色泽鲜明，带有作者个人真挚的感情。巧用排比与对仗，又增添了文字的音乐感。读起来更增一分情趣。但总的来说，后赋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及前赋。神秘色彩，消沉情绪与“赋“味较淡、“文“气稍浓恐怕是逊色于前篇的主要原因。《后赤壁赋》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之时，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后赤壁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不仅让我们感到了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文中的孤鹤形象更能够让我们感到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孤鹤历来便是道家的神物。乘鹤是道化升仙的标志，苏轼不仅借孤鹤以表达自己那种高贵幽雅、超凡脱俗、自由自在的心境，更表现了那种超越现实的痛苦遗世的精神。那我们就看看他在《后赤壁赋》中是如何将孤鹤的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山石高峻怪异，既是对立、压迫着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征了他积郁难消的苦闷之情。鹤则是这一苦闷孤独情感的意象。歇于松柏，不作稻粮谋的孤鹤在苏轼心中，就像在其他隐逸者的意中一样，本是高蹈于世外的象征。苏轼曾作《放鹤亭记》，以放鹤招鹤、与鹤共处来渲染内心弃世的幽情，孤鹤的形象尤其为他所钟爱。此际在苏轼最感孤独时，忽然有一东来的孤鹤振翅横江而掠过小舟西去。这只在暗夜独飞，独鸣的鹤是孤独的，它可以蔚藉同样感受状态中的苏子之心。因此与客不交一言的苏子对它注意极深。而且它不仅是苏子此际情怀的象征，也是七月之夜的道士形象新化。苏轼以“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的觉悟，联想前来入梦的道士，表明作者在这只孤鹤身上寄予了自己怀念故友之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苏子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苏子--孤鹤--道士的联结，暗示着苏轼在精神上已归向高蹈于世外的隐逸者。“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结尾处写自己梦醒后开门寻找，夜色茫茫，不见孤鹤，也并无道士。一笔双关，余味深长。将苦闷与希望糅合在诗化境界中。山形与鹤形，使苏轼因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不谙的精神不适感，和在孤独中向往自由的念头找到了对应。通观全文，在我们的眼前自然就展现出了好一幅“水月禅境、山鹤幽鸣”的美景图！

古文观止 , 纪游 , 山水 , 抒情 , 人生 , 哲理

石钟山记

译注赏

宋苏轼

《水经》云：“彭蠡(lǐ)之口有石钟山焉。”郦(lì)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qìng)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bó)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líng)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fú)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kēng)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水经》说：“鄱阳湖的湖口有一座石钟山在那里。”郦道元认为石钟山下面靠近深潭，微风振动波浪，水和石头互相拍打，发出的声音好像大钟一般。这个说法，人们常常怀疑它。如果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大风大浪也不能使它发出声响，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代李渤才访求石钟山的旧址。在深潭边找到两块山石，敲击它们，聆听它们的声音，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重浊而模糊，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清脆而响亮，鼓槌停止了敲击，声音还在传播，余音慢慢地消失。他自己认为找到了这个石钟山命名的原因。但是这个说法，我更加怀疑。敲击后能发出声响的石头，到处都这样，可唯独这座山用钟来命名，这是为什么呢？

石钟山：在江西湖口鄱阳湖东岸，有南、北二山，在县城南边的叫上钟山，在县城北边的叫下钟山。明清时有人认为苏轼关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今人经过考察，认为石钟山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具有钟之“声”，又具有钟之“形”。彭蠡：鄱阳湖的又一名称。郦元：即郦道元，《水经注》的作者。鼓：振动。搏：击，拍。洪钟：大钟。是说：这个说法。磬：古代打击乐器，形状像曲尺，用玉或石制成。李渤：唐朝洛阳人，写过一篇《辨石钟山记》。遗踪：旧址，陈迹。这里指所在地。南声函胡：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重浊而模糊。函胡，通“含糊”。北音清越：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清脆而响亮。越，高扬。桴止响腾：鼓槌停止了（敲击），声音还在传播。腾，传播。余韵徐歇：余音慢慢消失。韵，这里指声音。徐，慢。得之：找到了这个（原因）。之，指石钟山命名的原因。尤：更加。铿然：敲击金石所发出的响亮的声音。所在皆是：到处都（是）这样。是，这样。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kōng)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mù)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qī)鹘(hú)，闻人声亦惊起，磔(zhé)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ké)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guàn)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chēng)吰(hóng)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xià)，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kuǎn)坎镗(táng)鞳(tà)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zhì)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yì)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元丰七年六月初九,我从齐安坐船到临汝去，大儿子苏迈将要去就任饶州的德兴县的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而能够看到所说的石钟山。庙里的和尚让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中间选一两处敲打它，硿硿地发出声响，我当然觉得很好笑并不相信。到了晚上月光明亮，特地和苏迈坐着小船到断壁下面。巨大的山石倾斜地立着，有千尺之高，好像凶猛的野兽和奇异的鬼怪，阴森森地想要攻击人；山上宿巢的老鹰，听到人声也受惊飞起来，在云霄间发出磔磔声响；又有像老人在山谷中咳嗽并且大笑的声音，有人说这是鹳鹤。我正心惊想要回去，忽然巨大的声音从水上发出，声音洪亮像不断地敲钟击鼓。船夫很惊恐。我慢慢地观察，山下都是石穴和缝隙，不知它们有多深，细微的水波涌进那里面，水波激荡因而发出这种声音。船回到两山之间，将要进入港口，有块大石头正对着水的中央，上面可坐百来个人，中间是空的，而且有许多窟窿，把清风水波吞进去又吐出来，发出窾坎镗鞳的声音，同先前噌吰的声音相互应和，好像音乐演奏。于是我笑着对苏迈说：“你知道那些典故吗？那噌吰的响声，是周景王无射钟的声音，窾坎镗鞳的响声，是魏庄子歌钟的声音。古人没有欺骗我啊！”

元丰：宋神宗的年号。六月丁丑：农历六月初九。齐安：在今湖北黄州。临汝：即汝州（今河南临汝）。赴：这里是赴任、就职的意思。湖口：今江西湖口。硿硿焉：硿硿地（发出响声）。焉，相当于“然”。莫夜：晚上。莫，通“暮”。森然：形容繁密直立。搏人：捉人，打人。栖鹘：宿巢的老鹰。鹘，鹰的一种。磔磔：鸟鸣声。鹳鹤：水鸟名，似鹤而顶不红，颈和嘴都比鹤长。心动：这里是心惊的意思。噌吰：这里形容钟声洪亮。舟人：船夫。罅：裂缝。涵澹澎湃：波浪激荡。涵澹，水波动荡。澎湃，波浪相激。为此：形成这种声音。中流：水流的中心。空中：中间是空的。窍：窟窿。窾坎镗鞳：窾坎，击物声。镗鞳，钟鼓声。汝识之乎：你知道那些（典故）吗？识，知道。周景王之无射：《国语》记载，周景王二十三年（前）铸成“无射”钟。魏庄子之歌钟：《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一年（前）郑人以歌钟和其他乐器献给晋侯，晋侯分一半赐给晋大夫魏绛。庄子，魏绛的谥号。歌钟，古乐器。古之人不余欺也：古人（称这山为“石钟山”）没有欺骗我啊！不余欺，就是“不欺余”。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yì)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dài)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bó)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lòu)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任何的事情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听，只凭主观臆断去猜测它的有或没有，可以吗？郦道元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大概和我一样，但是描述它不详细；士大夫终究不愿用小船在夜里在悬崖绝壁的下面停泊，所以没有谁能知道；渔人和船夫，虽然知道石钟山命名的真相却不能用文字记载。这就是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然而浅陋的人竟然用斧头敲打石头来寻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自以为得到了石钟山命名的真相。我因此记下以上的经过，叹惜郦道元的简略，嘲笑李渤的浅陋。

臆断：根据主观猜测来判断。臆，胸。殆：大概。终：终究。渔工水师：渔人（和）船工。言：指用文字表述、记载。此世所以不传也：这（就是）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石钟山得名由来）的缘故。陋者：浅陋的人。以斧斤考击而求之：用斧头敲打石头的办法来寻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考，敲击。实：指事情的真相。

这篇文章通过记叙作者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说明要认识事物的真相必须“目见耳闻”，切忌主观臆断的道理。一共三段。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以及对这两种说法的怀疑。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引《水经》上的话，交代石钟山的处所，紧扣题目，点出石钟山，引起下文。第二层，提出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点明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态度，用钟磬置水中不能发声的情况对郦说质疑，说明“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正因为对郦说“人常疑之”，才引起后人的异议，这就由郦道元的说法导出唐人李渤的说法。第三层，提出李渤的说法并质疑。李渤也在“人常疑之”的“人”之列，于是就有他“访其遗踪”的行动。他亲“访”遗踪，亲“扣”其石，亲“聆”其声，理应无疑。作者表明自己对李渤的怀疑，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说明扣石发声之说难以置信。对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相提并论的，但实际上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对两说的分别怀疑，提法上也有所不同：用“人常疑之”，说明人们对郦说的疑惑，这里的“人”是否包括作者，没有明说，这是一种客观记叙，作者没有轻率地判断郦说的是非；用“余尤疑之”，强调自己对李说的否定，这里的“余”字，就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李说的态度。对郦说“人常疑之”和对李说“余尤疑之”，这两疑引出作者探访石钟山的行动，为第二段的“固笑而不信”和夜游石钟山，以及结尾的一“叹”一“笑”，一“简”一“陋”作铺垫。第二段记叙实地考察石钟山，得以探明其名由来的经过。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元丰七年······得观所谓石钟者”），点明探访石钟山的时间、同行者和缘由。因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已存“疑”念，所以作者乘自己赴任临汝并送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之便，顺道考察石钟山，正好借此释疑。这一层紧承上文。第二层（“寺僧使小童持斧······余固笑而不信也”），写访问寺僧。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发声，表明他们相信李渤的说法，也说明李渤的说法影响很大。这一段回应李说，“择其一二而扣之”，“因笑而不信”，分别照应第一段的“扣而聆之”，“余尤疑之”。寺僧的做法既然不能使人满意，就有了作者下面月夜考察的行动。第三层（“至莫夜月明······古之人不余欺也”），写月夜考察游石钟山的经过。先交代探访石钟山的时间是“莫夜月明”时分，同游者是长子苏迈，方式是“乘小舟”，地点是“绝壁下”。然后写绝壁下的情景：看见的是“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大石；听到的是“云霄间”鹘鸟的“磔磔”的惊叫声，以及“山谷中”鹳鹤像老人边咳边笑的怪叫声。描绘出一幅阴森可怖冷清凄厉的石钟山夜景，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形有声，十分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段描写着力渲染阴森可怖的环境气氛，烘托出亲身探访的不易，为下文批评“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转而写作者在“心动欲还”的时候，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使“舟人大恐”，而作者却被吸引了。他“徐而察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查明了发出“噌吰”之声的原因。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下面又起波澜。作者在“舟回至两山间”的时候，发现入港处有“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与风声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这里的“回”不是“返回”的意思，而是“掉转”的意思。“舟回至两山间”，不是船返回到两山中间，而是船掉头转行至两山之间。作者对两处声音的考察，极为细致深入，处处印证了首段的郦说：“微波入焉”和“与风水相吞吐”，分别照应“微风鼓浪”；“山下皆石穴罅······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和“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分别照应“水石相激”；“噌吰如钟鼓不绝”和“窾坎镗鞳之声”，分别照应“声如洪钟”。这就不仅证实了郦说，而且以详补“简”，为末段叹郦说之“简”作好铺垫。最后写作者对苏迈的谈话。“因笑谓迈曰”的“笑”不同于前面“笑而不信”的“笑”。前者是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笑，这里是释疑后轻松愉快的笑，表现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兴奋。作者在谈话中将两种声音与“周景王之无射”和“魏庄子之歌钟”相联系，肯定自己的考察结果，点出以钟名山命名的缘由。又以“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郦道元的说法，言语之间生动地显现了作者的确信和欣喜。在这一段，作者以自己的目见耳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说法，进一步否定了李渤的说法，为末段的议论提供了事实依据。第三段写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感想，表明写作意图。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说正确说法不能流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是说郦道元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言之不详”，致使“人常疑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二是士大夫不做实地考察，“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三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不能言”是说不能为文，并非不能说话。郦说失之于不详，士大夫能为文而“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为文，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由来在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然后用“而”字转到另一方面：“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是说李渤之类的“陋者”，主观臆断，“自以为得其实”，这是得以有李渤的错误说法和后人以讹传讹的原因。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笑李渤之陋”是否定李渤的观点，并讥笑其浅陋。这就表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见解，证实、补充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观点。这篇文章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

古文观止 , 纪游 , 写景 , 山

臧哀伯谏纳郜鼎

译注赏

先秦左丘明

夏四月，取郜(ɡào)大鼎(dǐng)于宋，纳于大(tài)庙，非礼也。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yuè)席，大(tài)羹(gēng)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ɡǔn)冕(miǎn)黻(fú)珽(tǐnɡ)，带裳(chánɡ)幅舄(xì)，衡紞(dǎn)纮(hónɡ)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ɡ)鸾(luán)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古文观止 , 劝谏 , 寓理

吕相绝秦

译注赏

先秦左丘明

夏四月戊(wù)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lù)力同心，申之以盟誓(shì)，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lù)，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bǐ)我惠公用能奉祀(sì)于晋。又不能成大勋(xūn)，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jué)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夏天四月初五，晋历公派吕相去秦国断交，说：“从前我们先君献公与穆公相友好，同心合力，用盟誓来明确两国关系，用婚姻来加深两国关系。上天降祸晋国，文公逃亡齐国，惠公逃亡秦国。不幸献公去逝，穆公不忘从前的交情，使我们惠公因此能回晋国执政。但是秦国又没有完成大的功劳，却同我们发生了韩原之战。事后穆公心里感到了后悔，因而成全了我们文公回国为君。这都是穆公的功劳。

晋侯：晋厉公。吕相，晋国大夫，魏骑现依的儿子魏相，因食色在吕，又称吕相。绝；绝交。戮力：合力，并力。申：申明。重：加重，加深。昏姻：婚姻。秦、晋国有联姻关系。天祸：天降灾祸，指骊姬之乱。无禄：没有福禄。这里指不幸。即世；去世。俾：使。用：因为。奉祀；主持祭祀。这里指立为国君。韩之师：韩地的战争，指秦晋韩原之战。厥：其，指秦穆公。用：因而。集：成全。

“文公躬擐(huàn)甲胄，跋(bá)履山川，逾(yú)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yú)、夏、商、周之胤(yìn)，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jiāng)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suí)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文公亲自戴盔披甲，跋山涉水，经历艰难险阻，征讨东方诸候国，虞、夏、商、周的后代都来朝见秦国君王，这就已经报答了秦国过去的恩德了。郑国人侵扰君王的边疆，我们文公率诸侯和秦国一起去包围郑国。秦国大夫不和我们国君商量，擅自同郑国订立盟约。诸侯都痛恨这种做法，要同秦国拼命。文公担心秦国受损，说服了诸侯，秦国军队才得以回国而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我们对秦国有大恩大德之处。

躬：亲身。擐：穿上。跋履：跋涉。胤：后代。东方诸侯国的国君大多是虞、夏、商、周的后代。旧德：过去的恩惠。怒：指侵犯。疆场：边疆。询：指商量。擅及郑盟：擅自与郑人订盟。疾：憎恶，憎恨。致命于秦；与秦国拼命。绥静：安定，安抚。大造：大功。西：指秦国。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miè)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xiáo)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tiǎn)灭我费(fèi)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yǔn)，是以有淆(xiáo)之师。犹愿赦(shè)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不幸文公去逝，穆公不怀好意蔑视我们故去的国君，轻视我们襄公，侵扰我们的淆地，断绝同中国的友好，攻打我们的城堡，灭绝我们的滑国，离间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扰乱我们的盟邦，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秦君以往的功劳，却又害怕国家灭亡，所以才有淆地的战斗。我们是希望穆公宽免我们的罪过，穆公不同意，反而亲近楚国来算计我们。老天有眼，楚成王丧了命，穆公因此没有使侵犯中国的图谋得逞。

不吊：不善。寡：这里的意思是轻视。迭：同“轶”，越过，指侵犯。奸绝：断绝。我好：同我友好。保：同“堡”，城堡。殄灭；灭绝。费：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偃师附近。费滑即滑国。散离：拆散。兄弟：指兄弟国家。挠乱；扰乱。同盟：同盟国家，指郑国和滑国。犹愿：还是希望。即楚：亲近楚国。谋我：谋算我晋国。诱：开启。衷：内心。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quē)翦(jiǎn)我公室，倾覆我社稷(jì)，帅我蝥(máo)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sù)川，俘我王官，翦我羁(jī)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穆公和襄公去逝，康公和灵公即位。康公是我们先君献公的外甥，却又想损害我们公室，颠覆我们国家，率公子雍回国争位，让他扰乱我们的边疆，于是我们才有令狐之战。康公还不肯悔改，入侵我们的河曲，攻打我们的涑川，劫掠我们的王宫，夺走我们的羁马，因此我们才有了河曲之战。与东方贵国的联系不通的原因，正是因为康公断绝了同我们的友好关系。

穆、襄：秦穆公和晋襄公。康、灵：秦康公和晋灵公。我之自出：秦康公是穆姬所生，是晋文公的外甥，所以说“自出”。阙翦：损害，削弱。蟊贼：本指吃庄稼的害虫，这里指晋国公子雍。悛：悔改。河曲：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东南。涑川：水名，在今山西西南部。俘：劫掠。王官：晋国地名，在今山西闻喜西。羁马：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南。东道：晋国在秦国东边，所以称“东道”。不通：指两国断绝关系。

“及君之嗣(sì)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shù)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dí)难，入我河县，焚我箕(jī)、郜，芟(shān)夷我农功，虔(qián)刘我边垂，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jiǎo)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脩(xiū)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chóu)，而我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hào)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gǔ)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nì)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jīn)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等到君王即位之后，我们景公伸长脖子望著西边说：‘恐怕要关照我们吧！’但君王还是不肯开恩同中国结为盟好，却乘我们遇上狄人祸乱之机，入侵我们临河的县邑，焚烧我们的萁、郜两地，抢割毁坏我们的庄稼，屠杀我们的边民，因此我们才有辅氏之战。君王也后悔两国战争蔓延，因而想向先君献公和穆公求福，派遣伯车来命令我们景公说：‘我们和你们相互友好，抛弃怨恨，恢复过去的友谊，以追悼从前先君的功绩。’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就去逝了，因此我们国君才有了令狐的盟会。君王又产生了不善之心，背弃了盟誓。白狄和秦国同处雍州，是君王的仇敌，却是我们的姻亲。君王赐给我们命令说：‘我们和你们一起攻打狄人。’我们国君不敢顾念姻亲之好，畏惧君王的威严，接受了君王使臣攻打狄人的命令。但君王又对狄人表示友好，对狄人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狄人表面上答应了你们的要求，心里却憎恨你们的做法，因此告诉了我们。楚国人同样憎恨君王反复无常，也来告诉我们说；‘秦国背叛了令狐的盟约，而来向我们要求结盟。他们向著皇天上帝、秦国的三位先公和楚国的三位先王宣誓说：‘我们虽然和晋国有来往，当我们只关注利益。’我讨厌他们反复无常，把这些事公开，以便惩戒那些用心不专一的人。’诸侯们全都听到了这些话，因此感到痛心疾首，都来和我亲近。现在我率诸侯前来听命，完全是为了请求盟好。如果君王肯开恩顾念诸侯们，哀怜寡人，赐我们缔结盟誓，这就是寡人的心愿，寡人将安抚诸侯而退走，哪里敢自求祸乱呢？如果君王不施行大恩大德，寡人不才，恐怕就不能率诸侯退走了，请向你的左右执事布置清楚，使他们权衡怎样才对秦国有利。”

君：指秦桓公。引：伸长。：脖子。蔗：大概，或许。抚：抚恤。称盟：举行盟会。狄难：指晋国同狄人打仗。河县：晋国临河的县邑。箕：晋国地名，在今山西蒲县东北。郜：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祁县西。芟：割除。夷：伤害。农功：庄稼。虔刘：杀害，屠杀。边垂：边陲，边境。辅氏：晋国地名，在今陕西大荔东。聚：聚众抗敌。伯车：秦桓公之子。寡君：指晋历公。不详：不善。白狄：狄族的一支。及：与。同州：同在古雍州。婚姻；指晋文公在狄娶季隗。吏：指秦国传令的使臣。是用：因此。二三其德；三心二薏，反复无常。昭：明。昊：广大。秦三公：秦国穆公、康公、共公。楚三王：楚国成王、穆王、庄王。出入：往来。唯利是视：一心图利，唯利是图。不壹：不专一。昵就：亲近。帅以听命：率诸侯来听侯君王的命令。承宁：安定。不佞：不敏，不才。图：考虑。利之：对秦国有利。

照吕相的说法，秦国及其国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恶不赦了，岂止断交，就是亡国灭种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就是言辞的力量。他们没有象索绪尔、乔姆期基等人那样发明出一套深奥的语言学理论，没有像福柯那样专心研究话语同权利的关系，也没有像六朝时期的佛典翻译家和文学家那样专门研究过语言问题；但他们是天才的运用言语的人，是天才的演说家和雄辩家。他们凭天赋悟出了言辞，懂得力量说话的艺术和利用言辞的技巧。同时，他们也是天才的心理学家，凭直觉把人心、人性摸了个透。因此，他们悟出锋利，有含蓄深沉；指向明确，又无所不包；温文尔雅，却又处处逼人，把言辞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无法再淋漓尽致了。他们达到的效果，是在不经意之中自然而然把白的说成黑的，方的说成圆的，错的说成对的，反的说成对的，大的说成小的，小的说成大的，让听者确信不疑，确信说者对了，自己错了，确信真理和道义在说者手中，而不在自己一方。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在此前提下，最妙的是不经意和自然而然，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圈套，等明白过来以后才大呼上当，他们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张力，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以及语言的开放性和遮蔽功能，再加上逻辑上偷梁换柱的手法，制造语言的和思维的种种陷阱，让对手无法摆脱语言的罗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并非易事。起码的条件是口齿伶俐，巧舌若簧，天资聪颖，脑子灵活，悟性很高，工于心计。还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广泛的阅历，天文地理、世事人情无所不晓，博古通今。然后要有心得理素质上的优势，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随机应变，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不改色心不跳，善于控制喜怒哀乐，让它们在适当的时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并且善于抓住对手的弱点发起猛攻，夺取心理上的制高点。此外，还要借助权势，以某君主、某实力派人物、某名人为靠山，以此增加话语的含金量和穿透力，尤其是话语的权威性，居高临下地、游刃有余地进行表演。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古人早把这一套捉摸透了。聪明的君主深懂决战不止在战场，平时用酒肉钱物蓄养各色人才，像孟尝君那样养上一群鸡狗盗之徒，到关键时刻就派上了用场。如今的一些大款们，也可以学学古人的这种远见卓识，有余钱时，收养一些特殊人才，到时候就会受益无穷。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吝惜钱财，不要只盯住眼前一点一滴的得失。胸有鸿鸿鹄之志者，大可以从古人那里学到不少法宝从而使自己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不过，现在似乎是一个不大适合培养说客，或者叫优秀演说家、辩才的时代。人们都很忙，或者忙于发财，忙于出名，忙于做官，忙于出国，或者忙于生计，几乎很少有闲暇来培养这种特殊的艺术才能。再说，现在的人更讲实际，更讲直来直去赤裸裸地交往，都讨厌能说会道的花言巧语，把这种专利拱手送给了街头骗子和“厚黑学”家们，让他们在现代化的繁忙之中转空子大发横财，而上当受骗的人或者不会厚黑，或者不在乎，或者怕麻烦，几乎不会同街头骗子和厚黑专家计较。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说客们水平固然很高，但他们并非完全没有良心，也并非完全不讲道义。首先，他们绝对忠于自己的主子。既然主子出血养了他们，主子就成了“有奶便是娘”的亲娘，即使肝脑涂地，也不会背叛主子。其次，他们有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把自己的才华、天赋、技艺、精力，有时甚至是生命，都用在维护他们所属的国家利益之上。绝对不会用来谋取一己的私利。这就体现了很高的觉悟和教养，坑蒙拐骗使用来对付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对自己人要讲仁、义、礼、智信；对敌人则在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氛围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天赋。两相对比，说客与骗子、厚黑家的本质区别，便以一目了然了。多读一读纽约时报等等西方主流报纸的文章，感受一下现代记者的语言力量，看一看他们那些支持“藏独”“东突”报道，简直将语言的模糊性运用的炉火纯青。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们就是在撒谎，让你具体指出来却突然发现有百口莫辩的感觉。相比较而言，我们的那些“党的喉舌”几乎永远只会鹦鹉学舌！

古文观止 , 写人 , 外交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译注赏

唐韩愈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郡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伯乐一走过冀北的郊野，马群就空了。那冀北的马在天下是最多的，伯乐虽然善于相马，又怎么能够使马群为之一空呢？解释的人说：“我所说的空，不是没有马，是没有好马。伯乐识马，遇到好马就把它挑了去，马群中没有留下好马了．假如没有好马了。即使说没有马，也不是虚夸的话。”

伯乐：传说是春秋中期秦穆公时人，以善相马著称。冀：冀州的北部，今河北、山西一带地方，相传冀州出产良马。

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东都洛阳，本来是士大夫的冀北，怀有才能，深深隐居而不愿为官换取俸禄的人，洛水北岸的叫石生，洛水南岸的叫温生。大夫乌公，凭着天子赐给的斧月镇守河阳的第三个月，认为石生是人才，以礼为工具，将他罗致到幕府之下。没有几个月的工夫，又认为温生是人才，于是让石生作介绍人，以礼为工具，又将温生罗致到幕府之下。纵然东都确实有很多才能出众的人，早晨挑走一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晚上挑走一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那么从东都留守，河南府尹，到各部门的主管官员，以及我们两县的大夫，政事有不顺利之处，事情有疑惑不解之处，又到哪里去咨询从而妥善处理呢？士大夫辞去官位而闲居里巷的人，同谁去交游呢？年轻的后辈，到哪里去考察道德，询问学业呢？东西往来，经过东都的官员，也不能在他们的居处以礼仪拜访他们了．人们以这样的情况而称赞说：“大夫乌公一镇守河阳，东部处士的茅庐中竟没有人了！”难道不可以吗？

东都：指洛阳。唐代首都长安，以洛阳为东都。洛：洛河。石生：名洪，字洁川，洛阳人。温生：即温造，字简舆，曾隐居王屋山及洛阳，后官至礼部尚书。乌公：乌重胤，元和五年（810年）任河阳军节度使、御史大夫。参阅前选《送石处士序》。鈇钺：同“斧钺”，本是古代的两种兵器，后成为刑罚、杀戮之权的标志。此处指节度使的身份。罗：罗网，此处用来比喻招聘贤士的手段。幕下：即幕府中。军队出征，施用帐幕，为此古代将帅的官署叫“幕府”。媒：中介。尤：特异的、突出的。河南尹：河南府的长官。百司之执事：婉指百官。司：官署。二县：指东都城下的洛阳县，河南县，当时韩愈任河南县令，所以称“吾辈二县之大夫”。缙绅：也作“捂绅”。古代官员插笏于绅带间，此处指官员。礼：此处指谒见，拜访。

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天子治理天下，他所托重和依靠的人，只是宰相和将军罢了。宰相在朝廷为天子求贤人，将军在幕府为天子求得谋士和武将，这样，设想内外得不到治理，是不可能的了。我羁留此地，不能自己退而离去，想靠石生，温生的帮助直到告老归去。现在他们都被有权力的人夺去了，我怎么能不耿耿于怀呢？温生到了那里之后，在军门拜见乌公时，请以我前面说的关于宰相将军选拔人才的话，替天下道贺；请把我后面说的关于把我对他选尽东都贤人的私怨告诉他。

南面：此处指皇帝。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皇帝见群臣时面向南而坐。縻：系住，这里指束缚，羁留。引去：引退，辞去。介然：耿耿于心。后所称：指石生，温生被选走，使河南人才空虚。留守相公：当指东都留守郑余庆。相公，指宰相。四韵：旧体诗一般为隔句押韵，四韵为八句。

尽管此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事件与人物均相关涉，然而在写法上却有所变化，所以有相得益彰之美。例如前文体势自然，而本文则颇有造奇的文势。文章开头的一段譬喻，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用来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但却不紧接着说出来，而是先论述“马群遂空”的原因来比喻乌公搜罗东都贤士的情况。作者在文中既设奇喻，又在正文中反复议论以求其合，显得煞有介事，将本是韩愈个人的一个想法写成似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论其章法，该文比《送石处士序》那篇文章要显得曲折离奇。此外，该篇的立意要比前一篇单纯一些，无非是变着法儿赞扬温、石二人。以伯乐喻乌公，是为了赞扬温、石；极说温、石一去，东都政府和士群无所依恃，也是为了赞扬温、石。看来似乎说得过分了，但作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强调人才的可贵，提醒朝廷要高度重视人才。该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石处士和温处士隐居在洛阳一带，韩愈与他们的关系密切，都是好朋友。石处士因大义而征召，温处士也因大义应聘出仕。这篇文章就是在送温处士时写的。文章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作者惜别了两个老朋友，心里难过。但更希望人尽其才，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文章用比喻与反衬，从“空”字引出“怨”字，而这“怨”比正面的“颂”乌公识才更具有力量。所以，本文笔法巧妙，渲染得当。

古文观止 , 赞美 , 用人 , 序文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译注赏

唐骆宾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jì)乎晚节，秽(huì)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bì)。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chán)，狐媚偏能惑(huò)主。践元后于翚(huī)翟(dí)，陷吾君于聚麀(yōu)。加以虺(huǐ)蜴(yì)为心，豺狼成性，近狎(xiá)邪僻，残害忠良，杀姊(zǐ)屠兄，弑(shì)君鸩(zhèn)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kuī)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chí)帝后，识夏庭之遽(jù)衰。

那个非法把持朝政的武氏，不是一个温和善良之辈，而且出身卑下。当初是太宗皇帝的姬妾，曾因更衣的机会而得以奉侍左右。到后来，不顾伦常与太子（唐高宗李治）关系暧昧。隐瞒先帝曾对她的宠幸，谋求取得在宫中专宠的地位。选入宫里的妃嫔美女都遭到她的嫉妒，一个都不放过；她偏偏善于卖弄风情，象狐狸精那样迷住了皇上。终于穿着华丽的礼服，登上皇后的宝座，把君王推到乱伦的丑恶境地。加上一幅毒蛇般的心肠，凶残成性，亲近奸佞，残害忠良，杀戮兄姊，谋杀君王，毒死母亲。这种人为天神凡人所痛恨，为天地所不容。她还包藏祸心，图谋夺取帝位。皇上的爱子，被幽禁在冷宫里；而她的亲属党羽，却委派以重要的职位。呜呼！霍光这样忠贞的重臣，再也不见出现了；刘章那样强悍的宗室也已消亡了。“燕啄皇孙”歌谣的出现，人们都知道汉朝的皇统将要穷尽了；孽龙的口水流淌在帝王的宫庭里，标志着夏后氏王朝快要衰亡了。

伪：指非法的，表示不为正统所承认的意思。临朝：莅临朝廷掌握政权。地：指家庭家族的社会地位。下陈：古人宾主相馈赠礼物陈列在堂下，称为“下陈”。因而，古代统治者充实于府库内宫的财物妾婢，亦称“下陈”。这里指武则天曾充当过唐太宗的才人。更衣：换衣。古人在宴会中常以此作为离席休息或入厕的托言。这里借以说明武则天以不光彩的手段得到唐太宗的宠幸。洎：及，到。晚节：后来。春宫：亦称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后人常借指太子。私：宠幸。嬖宠爱。蛾眉：原以蚕蛾的触须比喻女子修长而美丽的眉毛，这里借指美女。掩袖工谗：说武则天善于进谗害人。这里借此暗指武则天曾偷偷窒息亲生女儿，而嫁祸于王皇后，使皇后失宠的事（《新唐书·后妃传》）。狐媚：唐代迷信狐仙，认为狐狸能迷惑害人，所以称用手段迷人为狐媚。元后：正宫皇后。翚翟：用美丽鸟羽织成的衣服，指皇后的礼服。翚，五彩雉鸡。翟，长尾山鸡。聚麀：多匹牡鹿共有一匹牝鹿。麀，母鹿。这句意谓武则天原是唐太宗的姬妾，却当上了高宗的皇后，使高宗乱伦。虺蜴：指毒物。虺，毒蛇。蜴，蜥蜴，古人以为有毒。狎：亲近。邪僻：指不正派的人。忠良：指因反对武后而先后被杀的长孙无忌上官仪，褚遂良等大臣。弑君鸩：谋杀君王毒死母亲。其实史书中并无武后谋杀唐高宗和毒死母亲的记载。弑，臣下杀死君王。鸩，传说中的一种鸟，用其羽毛浸酒能毒死人。窥窃神器：阴谋取得帝位。神器，指皇位。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指唐高宗死后，中宗李显继位，旋被武后废为庐陵王，改立睿宗李旦为帝，但实际上是被幽禁起来（事见《新唐书·后妃传》）。宗盟：家属和党羽。霍子孟：名霍光，西汉大臣，受汉武帝遗诏，辅助幼主汉昭帝；昭帝死后因无后，故而由昌邑王刘贺继位，刘贺荒嬉无道，霍光又废刘贺，更立宣帝刘病已，是安定西汉王朝的重臣（《汉书·霍光传》）。作：兴起。朱虚侯：汉高祖子齐惠王刘肥的次子，名刘章，封为朱虚侯。高祖死后，吕后专政，重用吕氏，危及刘氏天下，刘章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合谋，诛灭吕氏，拥立文帝，稳定了西汉王朝（《汉书·高五王传》）。祚：指皇位，国统。漦，涎沫。遽，急速。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jué)，或地协周亲，或膺(yìng)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póu)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mèi)先几(jī)之兆，必贻(yí)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xí)州郡，咸使知闻。

艺术价值作为军用文书的檄文，本篇确实达到了“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文心雕龙·檄移》)的要求。首段历数武氏罪恶昭彰，警醒李唐社稷面临生死存亡之秋，为兴兵讨武铺垫了充足的理由，可谓“事昭而理辨”；次段接写敬业举义之名正言顺和兵威强盛之必胜无疑，可谓气盛京藩，文武响应，示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更是理直气壮，慷慨果断。首段分两层：先历数武氏之罪不容诛，紧扣首句一个”伪”字(篡位不合法、非正统)。第二层先以呼吁领起，前两段感叹王佐之臣已被杀尽，讥刺现有朝臣中再无霍光、刘章那样辅佐；以汉成帝后赵飞燕，周幽王褒拟为喻，直斥武后是亡国灭君的祸根，说明李唐社稷危在旦夕。为下段写兴兵讨武、匡扶唐室刻不容缓，做了有力铺垫。次段亦分两层，先写起兵之正义，再写其兵威之壮大。从多方面铺张扬厉，说明天时、地利、人和均占优势，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整段从道义之正和实力之强两方面来争取人心，理直气壮，慷慨磅礴，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骆宾王提出了文章的主人公——李敬业。敬业乃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英国公徐世绩之后，所以骆宾王说：“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寥寥数语就表明李敬业为国尽忠的决心，其言语使人信服，富有号召力。之后文章由痛诉武则天的暴行转而号召宗室功勋、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反对武氏之暴行、拯救大唐江山水火之中。“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末段针对各方先示之以大义：前四句呼吁在朝诸君，皆厚蒙国恩重托，不论宗室异姓，讨逆义不容辞；接以“一抔之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诘问，激发故君之思和新君之危，是动之以深情。再以“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正面饵之以赏赐：以不察征兆，“后至之诛”怀之以刑罚。末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气势磅礴，充满必胜信心，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警句。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第一句话就表明了，武则天的伪善。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中少有的毒妇，其任用酷吏、奢靡淫乱、兴佛伤民，陷大唐锦绣山河于水深火热之中，屠杀皇室宗亲、功勋权贵，是一个双手粘满皇室和人民鲜血的屠夫、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暴君。骆宾王的《为李敬业讨武曌檄》乃反武之至文。文章从开头就直指武则天的种种恶性，精明简洁、鞭挞入理，将一个丑陋猥亵的毒妇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使读者愤恨、听者泣涕，皆哀大唐之不幸、怒武贼之淫虐。文章写武则天淫乱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等，将其靡乱不堪的私生活及为达目的兜弄色相、出卖肉体的事实交代的一清二楚，在我们的眼中出现了一个可比妓女的形象。如果仅仅如此，也不过是商纣王的妲己、周幽王的褒姒等惑主之狐姬耳。但事实并非如此，武则天还有很大的野心，“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自掌权以来残暴不仁，“近狎邪僻，残害忠良”。骆宾王如实的记录了其恶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对于其罄竹难书的罪行骆只用了一句话形容：“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虽然仅止一句却概括了宇宙的一切，充分的说明武则天罪恶之深以为世人所不容。武则天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她的淫乱、她的残暴都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为了这样的终极野心武则天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肆排除异己、任用亲信、屠杀宗室、罢黜功勋，致使大唐江山风雨飘摇，“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一时之间先代君王所打下来的大唐帝国几欲崩溃。以振奋人心之语、发人深省之言，刺武氏之痛处、壮义军之声望。并近一步形容反武的可能性必然性，“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夸张的形容义军的强大威猛，既振奋己方的士气、争取民众的支持，又威慑敌军、打击武氏的气焰。提出“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文章达到高潮，使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激情澎湃，读到此处尚感心动，可见当时之人。这是这篇檄文最鼓动人心之出，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一个个热血男儿读及此处，投笔从戎、舍身报国的情景，可以说此处是文章的精华，是今古檄文的典范。在体会激情之后，话锋一转又循循善诱说服意志不坚定的亲贵，动只以情晓之以里，以无法回避和驳斥的话语再次强调讨武的必要，提出“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并指出“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与李室江山共存亡的必要，最后提出苍凉的提问，“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再次将文章带入小高潮，以发人深省的方式结局。《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笔力雄健，行文流畅，其名垂千古的文学价值向为学人所尊奉。或许其历数武氏罪状极具文献价值，在最终将武氏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功不可没。如果将此文印证于其创作时代，又会从其文里文外，体味出它隐涵深刻的历史文化命题。其中尤以社会权力的形成与维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最为令人警醒。这方面的严酷，不仅构成了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困惑，同时也与几千年来知识阶层沉重而扭曲着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千古以下仍令人深思难解。本篇通体骈四俪六，不仅句式整饬而略显错综（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六四、四六四六参差成趣；每句中的音步变化如四字句有二二结构，有一三结构；六字句有三三、三一二、二二二、二四、四二等结构），平仄相对而低昂有致（如“入门见嫉”四句，一三两句，二四两句平仄完全相反对应），对仗精工而十分自然（如“南连百越”对“北尽三河”，“海陵红粟”对“江浦黄旗”，不仅词性、句法结构相对，而且方位、地名、颜色等事类也相对），用典贴切委婉而不生硬晦涩（如用霍子孟、朱虚侯、赵飞燕、褒姒、宋微子，桓君山等典故），词采华艳赡富而能俊逸清新；尤其难得的是，无论叙事、说理、抒情，都能运笔如神，挥洒自如，有如神工巧铸，鬼斧默运，虽经锻炼而成，却似率然信口。音节美与文情美达到了高度统一，堪称声文并茂的佳作；与六朝某些堆砌典故藻饰、晦涩板滞、略无生气的骈体文，自有霄壤之别；而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堪称骈文的双璧。全篇雄文劲采，足以鼓舞斗志；事彰理辩，足以折服人心。李敬业的举义，终被武则天的三十万大军彻底打垮了，骆宾王从此也“亡命不知所之”(《新唐书》本传)，然而他的这篇檄文却传颂千古，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的巨大人文价值集中体现在其篇首，即历数武氏罪状的部分，不仅为历史提供了一个丑恶的统治样本，也提示了一些历史未解之谜。为方便叙述，将这一部分内容分句标识。其文曰： “1、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2、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 3、洎乎晚节，秽乱春宫。 4、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 5、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 6、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7、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8、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 9、近狎邪僻，残害忠良。 10、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够了。引文至此，已基本体现了该文的巨大价值——其可证实内容已足为世人提供一个道德败坏的掌权者的标本；而其不可证实部分，则给研究者指出了用力的方向。 1、文章开头就将当时的现状与历史结合到了一起。现实是什么？皇帝已经成年，太后临朝称制与古制不合。更值得诧异的是，这个违制称制的太后的品行也很成问题。“性非和顺”确有所指。早年唐高宗为立武氏为后，欲废当时的皇后王氏，为此与大臣褚遂良见解不合。高宗出言叱退遂良，一直藏在帏帐之后的武氏出言道“何不扑杀此獠”。“地实寒微”或有数解。武氏之父地位本不甚高，她在自己家里因非正室所出，就更见低微。正因为此，武氏在太宗宫中只是一介才人，此其一。武氏被唐高宗从沙门超擢入宫，此其二。皇后、太后，都是应以母仪天下之面目面世，武氏显然与此无缘。此等人物临朝，实在是开了历史的大玩笑。 2、进一步张扬武氏的来历。既然武氏曾为太宗所御，高宗再以其为妃为后，显然是高宗的不是了。当然，骆宾王的着眼点，并不在编排两位先帝的不是，只是着重强调武氏的尴尬出身。 3、此句费解。昔人以为此晚节是相对于太宗朝而言。武氏以事太宗之身，再事高宗，确实称得上秽乱。但以武氏日后的荒淫习性来看，如果在高宗宫里，有秽闻传出亦属情理之中。 4、此句又一次提到武氏身事两帝之事，并表明其原有的皇后地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联系到当年的皇后废立风波，武氏的个中伎俩当是朝野皆知的。 5、6两句回顾了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的简要过程及关键所在。确实如此。一向庸懦的唐高宗在废后立后一事上，表现了他绝无仅有的刚毅。其结果昭示，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也挡不住皇上的一意孤行。 7句是5、6两句的结果。后半句前人解为，因武氏以一身事父子两帝，从而陷太宗、高宗父子于兽行。确实，若武氏只是隐事高宗，不示丑于世，纵使这种乱伦行径为人不齿，但若隐晦行事，总较之冠冕堂皇张扬于世让人容易咽下这口气。怎奈唐高宗喝了武氏的迷魂汤，非示丑于天下，这也叫无可奈何。或许前人的解释还不充分，高宗朝前期，曾由武氏授意，赐其长子、废太子燕王李忠死。而李忠的谋反罪名又显然不为朝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的此等兽行又是拜武氏所赐。 8、此句为武氏品行定论，却并非臆断。武氏之毒也是大大有名的：为了搬倒王皇后，她不惜闷毙亲生女儿；如愿称后，她又将王皇后及萧妃斩去手足扔进酒缸溺毙；至于毒死亲生的儿子太子李弘，饿死儿媳等事，更是令人发指。 9、此的前半句，前人多解为武氏重用李义府等奸人。此解不确。李等人士毕竟还是朝廷大臣，不能一概指为邪僻。在高宗乾封年间，武氏招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行巫祝之事，被高宗发觉，差点酿成了一场废后风波。自汉武帝起，巫祝之事就被皇室严厉禁止。作为皇后，武氏以身犯事，尽管至骆宾王写此文时，年代已远，但仍是大罪一件。后半句无需解。长孙无忌、来济、韩瑗、褚遂良、于志宁都相继遭武氏陷害。 10、此句的“姊、兄”可以指出其证据：姐指韩国夫人——武氏的同母姐，因与高宗有染，被武氏毒死；兄指武氏异母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堂兄武惟良、武惟运——此四人因早先对武氏母女无礼，及武氏立为皇后，升他们的官，他们毫不领情，终被武氏找罪名处死。而“君、母”二字一向无解。史料中也找不到武氏谋害高宗的明证。但武氏的长子太子李弘被毒死后，曾由高宗破例尊号为孝敬皇帝，这或可给弑君一辞提供弱证。鸩母一说，则没有丝毫痕迹。或许是骆宾王写作时为了与前句配对凑音节而作。但在此之前，其所列武氏罪状足以骇人听闻，骆宾王及其主使似没有必要编排一条伪证，使武氏罪状的整体真实性受到破坏。在没有证据而只能臆断的情况下，笔者猜测此事可能与韩国夫人之死有关。武氏毒死其姐，或会受其母杨氏的诘难，母因此而遭毒手。究竟如何，恐怕已成千古无解之谜了。行文至此，武氏之罪大恶极已无可辩驳。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是昏君暴君层出不穷，但可以肯定，像武氏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品行低劣、公开罪恶者，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从理论上讲，皇帝应是天下道德伦理的准绳。毫无疑问，以武氏为首的政权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即使以前没有破产，经过骆宾王这一番张扬也必定破产无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道德破产的武氏政权曾有过任何意义上的权威削弱。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否，道德因素并非至关重要。这样说确实令人吃惊，然而却是严酷的事实。那么，维系一个政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或曰，是权力带来的利益分配——当一个权力可以有效地予人以好处时，它总是能有效地运转，正是武则天时代，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武则天不以杀功臣著称，但她杀功臣的数量之多，在历史上亦可名列前茅。这里所谓功臣，是指为其取得权力出过死力之人，其中有一大半为她所杀，过河拆桥的意味极重。值得一提的是，她如此作派，竟毫不担心会无人替她的政权效力。据传，确实有人为此提醒过她，可她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她以飞蛾扑火为譬，指出，尽管有飞蛾因扑火而死，并不能阻挡其它蛾子继续向火扑来，因为只要是蛾类，就非如此不可。原来如此，社会培养的士人都必须通过入仕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难怪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能入朝为官为毕生追求。所以，尽管中国古话里就产生了“伴君如伴虎”之感叹，迫不及待以求伴君者，仍然多如过江之鲫。这或许与供需关系有涉，因为由皇权决定社会地位分配的数量，总是远远低于社会显在与潜在的求职人数。而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欲为社会服务，除了入仕一道，竟再无其它出路。所谓“练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除了皇上的“恩典”，人们并没有其它途径。就是武则天本人，也是靠了笼络住唐高宗才一步一攫取权力、扩大权力的。深谙权力三味又修成正果的武则天之流，从骨子里轻贱知识分子和其它人才，先是使用他们，然后毫不留情地干掉他们，而绝无人才断档之虞。于是，在很多人还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时，它是很难垮台的。这就是武氏政权岿然不动的秘密所在。同时，这种现实又印证了这样一条严酷的社会法则——不论社会精英受到何等程度的摧残，都不会使一个政权迅即崩溃。它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只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生活的黑暗，而这一切灾难恰好是由社会底层，包括被摧残阶层最为深切地感受着。既然施虐者在施虐时没有任何直接损失，又怎能奢望这些暴虐会停止下来呢？除了对武氏的揭露，骆宾王文章还揭示了一个反抗者自身的问题，即，武氏的种种劣迹并非到骆宾王写作时才广为人知，为什么到李敬业起兵时才一下子提出清算总账呢。原来李敬业等人因触犯了武氏之法，遭到贬黜，一些心怀不满分子聚到一处，才酿成了一场大乱。那么，如果不是这样，武则天再有十倍罪恶，李敬业等也不会起事。于是，李敬业等人的反抗，并非只是出于公心义愤，完全是因为武则天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动了私心私愤，最终铤而走险。最妙不可言的是，他们居然也做成了这篇慷慨激昂的公论，尽管骨子里并不硬气。难怪武则天之流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只要他们可以依附，他们总是会安之若素，依附不成时，才会发难，而这种发难又多半成不了事。所谓秀才造反，十九不成。更有甚者，李敬业造反不成，自己人头落地、全家灭门不算，连祖坟都让武则天扒了。想当初，正是李敬业的祖父李绩一言九鼎，为武则天当上皇后铺平了道路，并为武则天主持史无前例的封后加冕仪式，其对武氏的贡献应是无与伦比的，其最后竟落得个掘墓鞭尸的下场。凡为武则天出力的人，多没有好下场。不知是报应，还是为虎作伥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已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范例。也许正是这种不良预后，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一份良知，也使恶势力的膨胀有度可限。无论怎么说，武则天政权持续时间之长还是令人惊异的。由于武氏早先的卑微以及其追逐权力的行径，受到绝对多数的朝廷正统势力的强烈抵制，故武氏政权对所谓的正派人士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如同武氏本人唯权是务、品行俗劣一样，武则天时代朝中的下三滥也异乎寻常的多。并且这些下三滥根本不屑以假仁假义的面目出现，处处以丑恶本色招摇得势，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有正义感及有才干的人处处受倾轧，常常处于下风，且人材凋零。就在这种状态下，武则天的政权经历了诸多的外忧内患，策动了无数次腥风血雨，竟是无往而不利。是不是那些品行极差之人身负治国之才呢？当然不是。那些败类充其量只能是构成武氏权力，并为其壮大声势，而事关天下气运的国计民生料理，又非正派人士料理不可。于是，历史又产生了一个奇异现象，即，尽管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有才干的正直人士饱受摧残，仿佛生物生理上的代偿功能一般，那些幸免于难的知识管理人才超负荷超水平的运作，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完成了那些看来无法完成的事，终于维系了社会不至于崩溃。如同历史上多数暴君一样，武则天的政权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只是由于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于是，一千多年前由骆宾王《讨武氏书》揭示的诸多命题，始终占据着人们的思考。人们沉痛地发现，此问题尚未因时代的演进而得到彻底解决。所幸的是，现在的知识阶层已可以不通过仕途而实现自身的价值。骆宾王《讨武檄文》流传千古，而李敬业的讨武战争，在华夏军事史上却难觅其踪！

古文观止 , 檄文 , 讽刺 , 写人

喜雨亭记

译注赏

宋苏轼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敌，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这座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纪念喜庆的事件。古时候有了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敌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他们的喜事大小不一样，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志：记。周公得禾，以名其书：周成王得一种“异禾”，转送周公，周公遂作《嘉禾》一篇。汉武得鼎，以名其年：汉武帝元狩七年（前116），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扶风：凤翔府。

予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qí)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biàn)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凿了一口池塘，引来流水，种上树木，把它当做休息的场所。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麦雨，占卜此事，认为今年有个好年成。然而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才因此忧虑起来。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们认为下得还不够；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此而高兴，生病的人因此而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明年：第二年。治：修建。雨麦：麦苗返青时正好下雨。占：占卜。有年：年将有粮，引申为大丰收。弥：整、满。雨：下雨。乙卯：农历四月初二。甲子：农历四月十一日。丁卯：农历四月十四口。相与：汇聚。贾：指坐商。忭：欢乐、喜悦。适：恰巧。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sòng)繁兴，而盗贼滋炽(chì)。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于是我在亭子里开酒宴，向客人劝酒而告诉了这件事，问他们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没有麦没有稻，年成自然荒废了，诉讼案件多了，而盗贼也猖獗起来。那么我与你们即使想在这亭子上游玩享乐，难道可能做得到吗？现在上天不遗弃这里的百姓，刚有旱象便降下雨来，使我与你们能够一起在这亭子里游玩赏乐的，都靠这雨的恩赐啊！这难道又能忘记的吗？”

属：同“嘱”，意为劝酒。禾：谷子，即小米。荐饥：古人说：“连岁不熟曰荐”，因此“荐饥”意应为：连续饥荒。滋：增多。炽：旺盛。优游：安闲舒适、无优无虑的神态。斯：这些。踢：给予。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rú)；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sù)。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既用它来命名亭子以后，又接着来歌唱此事。歌词说的是：“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当做短袄；假如上天下白玉，挨饿的人不能把它当做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说没有这力量。归功于天子，天子也否认。归之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归之于太空。而太空冥然飘渺，不能够命名它，于是我用它来为我的亭子命名。

襦：本意短衣，此处代表所有的衣服。伊：语助词，无意。不：通“否”，意为不然。造物：造物主（即上帝）或指上天。冥冥：高远渺茫。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早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古文观止 , 咏物 , 忧国忧民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译注赏

唐柳宗元

将为穹谷嵁(kān)岩渊池于郊邑(yì)之中，则必辇(niǎn)山石，沟涧壑(hè)，陵绝险阻，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咸无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

如果打算在城邑营造幽谷、峭壁和深池，那就必须运载山石，开凿山涧沟壑，逾越险阻，耗尽人力，才可能办到。可是要想有那种天造地设的景致，则不能做到。而不必耗费民力，顺应地形，且能保持天然之美，这种在过去很难办到的事情，如今在这里出现了。

穹谷：深谷。嵁岩：峭壁。渊池：深地。辇：人推或拉的车，这里用如动词，用车装载的意思。沟：这里用如动词，沟通，开凿的意思。陵绝：超越。

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duó)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yì)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huí)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pā)毒卉(huì)，乱杂而争植，号为秽(huì)墟。

永州在九嶷山麓，最初在这里测量规划的人，也曾环绕着山麓建起了城市。这里有山石，却被茂密的草丛遮蔽着；这里有清泉，却埋藏在污泥之下，成了毒蛇盘踞，狸鼠出没有地方。嘉树和恶木，鲜花与毒草，混杂一处，竞相疯长。因此被称为荒凉的地方。

九疑：即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内。度：量度，这里有勘测规划的意思。翳（益）：遮蔽。奥草：深草。涂：污泥。蛇虺：一种毒蛇。蟠：盘屈而伏。葩：花。卉：草。

韦公之来，既逾月，理甚无事。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shān)其芜，行其涂。积之丘如，蠲(juān)之浏如。既焚既酾(shī)，奇势迭(dié)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fū)舒；视其蓄，则溶漾纡(yū)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yú)。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wēi)邃(suì)，堆阜(fù)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wǔ)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lù)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qiáo)门之内。

韦公来到永州，过了一个月，州政大治，没有多少事情。望着这块土地，感到它很不平常，才让人铲除荒草，挖去污泥。铲下来的草堆积如山，疏通后的泉水晶莹清澈。烧掉了杂草，疏通了清泉，奇特的景致层出不穷。清秀和污浊分开了，美景代替了荒凉。看那树木，则清秀挺拔，枝叶舒展；看那湖水，则微波荡漾，曲折萦回。怪石森然繁密，环绕四周。有的排列成行，有的如同跪拜，有的站立，有的卧倒。石洞曲折幽深，石山突兀高耸。于是在此建造厅堂，作为观赏游玩的地方。所有的怪石无不适应地形地势，献技于堂庑之下。新堂的外边，高原和山连接，林木覆盖的山脚悬崖，穿插交错，或隐或现。绿色的原野从近处伸向远方，跟碧蓝的天空连成了一体。这一切，都汇集在门楼之内。

理：治理。芟：割除。芜：荒草。行：流通，流动。这里是疏导的意思。蠲：清洁，使动用法。浏如：水清澈的样子。酾：疏导。蓄：指积蓄的湖水。溶漾：水动荡的样子。纡余：曲折萦绕。四隅：这里指四方。窍穴：这里指山洞。逶邃曲折深远。栋宇：堂屋。庑：堂下四周的屋子。间厕：参加，这里是交错的意思。迩：近。谯门：古代建筑在门楼上用以了望的楼。

已乃延客入观，继以宴娱。或赞且贺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lù)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壁，编以为二千石楷(kǎi)法。

新堂盖好后，使君便邀请客人前来参观，接着又设宴娱乐。有的边赞誉，边祝贺说：“看到您修建这新堂，便知道您的心志。您随着地势开辟出胜景，难道不就是想顺着当地的风俗来形成教化吗？您铲除恶木毒草而保留嘉树鲜花，难道不就是想铲除凶暴而保护仁者吗？您挖除污泥而使清泉流淌，难道不就是想除去贪污而提倡廉洁吗？您登临高处而纵目远望，难道不就是想让每个家庭都安定和富饶吗？既然这样，那么建这个新堂难道仅仅是为了草木土石清泉流水怡人心意，或是为了观赏山峦、原野和树林的景色吗？该是希望继使君后治理这个州的人，能够通过这件小事，懂得治民的大道理啊。”宗元请求把这篇记文镌刻在石板上，嵌在墙里，编入书中，作为刺史的楷模法式。

延：邀请。择：应作“释”，舍弃。晓：据另本，晓应作“饶”，富裕。措：放置。这里是嵌置的意思。编：指编入书籍。二千石：汉代郡守的俸禄为二千石，后来习惯也称州郡一级的长官为二千石，这里指州刺史。结句一作“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屋漏，以为二千石楷法。”（见《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屋漏：西北隅之谓也。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绝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古文观止 ,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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