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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jùn)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yù)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shē)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望国一作:思国)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根系不牢固却想要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地位低见识浅,(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您这)聪明睿智(的人)呢!国君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在天地间尊大,就要推崇皇权的高峻,永远保持政权的和平美好。如果不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奢侈,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宽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也(如同)挖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塞源泉而想要泉水流得远啊。

长(zhǎng):生长。固其根本:使它的根本牢固。本,树根。浚:疏通,挖深。在下愚:处于地位低见识浅的人。明哲:聪明睿智(的人)。当神器之重: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神器,指帝位。古时认为“君权神授”,所以称帝位为“神器”。域中:指天地之间。休:美。这里指政权的平和美好。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yīn)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jié)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fù)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古代)所有的帝王,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他们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地忧虑而且治理成效显著的,但大功告成之后国君的品德就开始衰微了。国君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现在守卫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通常处在深重的忧虑之中一定能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已经成功,就放纵自己的性情来傲视别人。竭尽诚心,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来吓唬(人们),(臣民)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臣民)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他们像水一样)能够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疾驰的马车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

凡百元首:所有的元首,泛指古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景,大。殷忧:深忧。实:的确。克终者盖寡: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克,能。盖,表推测语气。傲物:傲视别人。物,这里指人。吴越为一体:(只要彼此竭诚相待)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胡,指北方;越,指南方。骨肉为行路:亲骨肉之间也会变得像陌生人一样。骨肉,有血缘关系的人。行路,路人,比喻毫无关系的人。董:督责。振:通“震”,震慑。苟免而不怀仁:(臣民)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怨不在大:(臣民)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畏唯人:可怕的只是百姓。人,本应写作“民”,因避皇上李世民之名讳而写作“人”。载舟覆舟:这里比喻百姓能拥戴皇帝,也能推翻他的统治。出自《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xiè)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yōng)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chù)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miù)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yì)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做国君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要想到用知足来自我克制,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全面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弘扬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文臣武将争先恐后前来效力,国君和大臣没有大事烦扰,可以尽情享受出游的快乐,可以颐养得像赤松子与王子乔那样长寿,皇上弹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用再说什么,天下人就已经都有教化了。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劳神费思,代替臣下管理职事,役使自己灵敏、明亮的耳、眼,减损顺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理呢!

见可欲: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出自《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下文的“知足”、“知止”(知道适可而止),出自《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将有所作:将要兴建某建筑物。作,兴作,建筑。安人:安民,使百姓安宁。念高危: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危,高。则思谦冲而自牧: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修养。冲,虚。牧,约束。江海下而百川:江海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下,居……之下。盘游:打猎取乐。三驱:据说古代圣贤之君在打猎布网时只拦住三面而有意网开一面,从而体现圣人的“好生之仁”。另一种解释为田猎活动以一年三次为度。敬终:谨慎地把事情做完。虑壅蔽: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壅,堵塞。想谗邪: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谗,说人坏话,造谣中伤。邪,不正派。正身以黜恶: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黜,排斥,罢免。宏兹九德:弘扬这九种美德。九德,指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简:选拔。效:献出。松乔:赤松子和王子乔,古代传说中的仙人。垂拱:垂衣拱手。比喻很轻易的天下就实现大治了。无为:道家主张清静虚无,顺其自然。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像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是它的根系牢固;想要河流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多聚积道德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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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过了二十一年,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秋七月,诏天下佛寺僧尼并勒归俗"。这是佛教"三武之难"的最后一次大劫难,又称"会昌之难"。前两次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诏令灭佛的法难。会昌之难,时间很短,到第二年五月,新上台的唐宣宗皇帝就"诏上京增置八寺,复度僧尼"。佛教极盛时,与官吏、百姓矛盾很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元气大伤,从此再也不能重现当年盛况。韩愈的文学地位大大扩大了他的反佛思想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韩愈的谏迎佛骨为唐武宗灭佛作了舆论准备。韩愈作为文学家、儒学家对宋明时代也有深刻的影响,宋明时代,儒家辩论时常指对方为"释教"、"禅学"。朱熹把佛学当作当代的墨杨之学,要像孟子辟墨杨那样,大破释教,以"辟佛"为己任。总之,韩愈的谏迎佛骨,虽然在当时没有明显的实际效果,而在几年、几十年以后,他的反佛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