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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鉧潭西小丘记

译注赏

唐柳宗元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gǔ)鉧(mǔ)潭。西二十五步，当湍(tuān)而浚(jùn)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yǎn)蹇(jiǎn)，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dài)不可数。其嵚(qīn)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chòng)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pí)之登于山。

（我）找到西山后的第八天，沿着山口向西北走两百步，又发现了钴鉧潭。钴鉧潭西面二十五步（的地方），在水流急而深处是一道坝。坝顶上有一座小丘，（小丘）上面生长着竹子和树木。小丘上的石头突出隆起、高然耸立，破土而出、争奇斗怪的，几乎（多得）数不清。那些重叠着、相负而下的石头，好像是（俯身）在小溪里喝水的牛马；那些高耸突出、如兽角斜列往上冲的石头，好像是在山上攀登的棕熊。

寻：通“循”，沿着。道：行走。步：指跨一步的距离。潭：原选本无，据中华书局版《柳河东集》补。湍：急流。浚：深水。鱼梁：用石砌成的拦截水流、中开缺口以便捕鱼的堰。突怒：形容石头突出隆起。偃蹇：形容石头高耸的姿态。殆：几乎，差不多。嵚然：山势高峻的样子。冲然：向上或向前的样子。角列：争取排到前面去，一说，像兽角那样排列。罴：棕熊。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yì)秽(huì)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áo)游，举熙(xī)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líng)之状与目谋，瀯(yíng)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zā)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hào)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小丘很小，不到一亩，可以把它装到笼子里占有它。（我）打听它的主人是谁，（有人）说：“这是唐家不要的地方，想出售却卖不出去。”（我）问它的价钱，（有人）说：“只要四百文。”我很喜欢（这个小丘），就（把它）买了下来。李深源、元克己这时和我一起游览，（他们）都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出乎意料的收获。（我们）随即轮流拿起工具，铲割杂草，砍伐杂树，点燃大火把它们烧掉。美好的树木树立起来了，秀美的竹子显露出来了，奇峭的石头呈现出来了。（我们）站在小丘中间眺望，（只见）高高的山岭、漂浮的云朵、潺潺的溪流、自由自在游玩的飞鸟走兽，全都欢快地呈巧献技，来为这个小丘效力。（我们在小丘上）枕着石头席地而卧，眼睛触及的是清澈明净的景色，耳朵触及的是淙淙潺潺的水声，精神感受到的是悠远空旷的浩然之气，心灵感受到的是恬静幽深的境界。不满十天（我）就得到了两处风景胜地，即使古代爱好山水的人士，也许没有到过这地方吧。

不能：不足，不满，不到。笼：包笼，包罗。货：卖，出售。不售：卖不出去。怜：爱惜。售：买。更：轮番，一次又一次。器用：器具，工具。刈：割。其中：小丘的当中。举：全。熙熙然：和悦的样子。回巧：呈现巧妙的姿态，技：指景物姿态的各自的特点。效：效力，尽力贡献。清泠：形容景色清凉明澈。谋：这里是接触的意思。瀯瀯：象声词，像水回旋的声音。匝旬：满十天。匝，周。旬，十天为一旬。虽：即使，纵使，就是。好事：爱好山水。或：或许，只怕，可能。焉：表示估量语气。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fēng)、镐(hào)、鄠(hù)、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唉！凭着这小丘优美的景色，（如果）把它放到（京都附近的）沣、镐、鄠、杜（等这些繁华的地方），那么喜欢游赏的、争相购买的人每天增加几千文钱（购买）反而（恐怕）更加买不到。如今（它）被抛弃在（这荒僻的）永州，连农民、渔夫走过也鄙视它，售价（只有）四百文钱，一连几年也卖不出去。而唯独我和李深源、元克己因为得到它了而高兴，难道遇到这个小丘真的要靠运气吗？（我）把这篇文章写在石碑上，用来祝贺（我和）这小丘的遇合。

胜：指优美的景色。陋：鄙视，轻视。连岁：多年，接连几年。其：岂，难道。遭：遇合，运气。所以：用来……的。

内容结构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文学价值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是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钴鉧潭西小丘记》不是客观描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像《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写的景物“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越过石渠是昌蒲掩映、苔藓环绕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向北曲行，则全都是诡石、怪木、奇卉、美竹。作者眼前的这些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他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宗元人格美的艺术写照，可谓情景交融。

古文观止 , 山水 , 游记 , 咏物 , 寓人 , 抒愤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译注赏

唐韩愈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恭谨地再拜进言给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韩愈听说周公作宰辅时,他是多么急于接见贤才啊,正当吃一顿饭,却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出来迎宾;正当洗一次头发,即三次握着头发出来见客.这时候,天下的贤才都已经提拔重用了,邪恶凶顽、图谋不轨、谄媚逢迎、虚伪欺诈的一流坏人，都已经清除；整个天下都已经无须担心；处在极边远地方的许多蛮夷部族，都已经归顺进贡；天时的灾害变化，昆虫草木的反常现象，都已经销声匿迹；国家的礼乐、刑政这些教化的制度都已建立；社会的风俗都已淳厚朴实；动物、植物，凡属风雨霜露所浸润滋养的一切，都已各得其所；麟、凤、龟、龙之类的美好吉祥的迹象，都已经一一出现。而周公凭着圣人的才能，借助于成王叔父这样至亲的关系，他所辅佐治理奉承教化的功绩，又都这样显著，那些请求进见的人，难道再有比周公更贤能的吗？不只不会比周公贤能而已，难道再有比当时的百官更贤能的吗？哪里还能有什么计策、议论能够对周公的教化有所补益呢？可是周公访求他们是这样的急切，只担心自己的耳朵有什么听不见、眼睛有什么看不到之处，自己的思索考虑有什么不周全之处，以致辜负成王托政给周公的深意，得不到天下人心。象周公这样的用心，假使那时辅佐治理奉承教化的功绩没有那样显著，又不是圣人的大才，又没有叔父的至亲关系，那么周公将没有时间去吃饭和洗头了，难道只是止于辛勤地“吐哺握发”吗？正因为他的用心能够这样，所以到现在，人们还念念不忘地歌颂成王的大德，称赞周公的功绩。

哺：指口中所含的食物。欺负：欺诈违背。古今异义。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现在阁下作为宰相，身份与周公也相近了。天下的贤才，难道都已经提拔重用了？邪恶凶顽、图谋不轨、谄媚逢迎、虚伪欺诈的一流坏人，难道都已经清除？整个天下都已经无须担心？处在极边远地方的蛮夷部族，难道都已经归顺进贡？国家的礼乐、刑政这些教化的制度难道都已建立？动物、植物，凡属风雨霜露所浸润滋养的一切，难道都已经各得其所了？麟、凤、龟、龙之类的美好吉祥的迹象，难道都已经一一出现？那些请求进见的人，虽则不能够期待他有您那样的大德，至于同您手下那些官吏相比，难道全都不如吗？他们所提所说的意见，难道全都对政事毫无补益吗？现在您却使不能象周公那样吐哺握发，也总应该引进、接见他们，考察他们究竟如何而决定用谁不用谁，不应该默不作声地了事啊！

虞：担忧。九夷八蛮：九、八为虚数。指蛮荒的各个部落。宾：服从，归顺。具：制度。沾被：沾湿，滋润。休征嘉瑞：休征、嘉瑞都是指吉兆。叔父之亲：指周公与成王的至亲关系。辅理承化：辅佐、治理、承继、教化。章章：显著的样子。设使：设、使都是“假设”的意思。特：只是。维其：正因为，现在通常写做“唯其”。出其下：比他们差。引：牵引，引见。进：使……进。去就：或去或就。去，使……离开，指不任用；就，就近，指任用。

愈之待命，四十馀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

韩愈等候回音已四十多天了。上了两次书而心愿不能够表达，三次登门，却被守门人拦住。只因为我糊涂愚顽，不知道逃隐山林，所以又有上述关于周公的一番议论。希望阁下明察！古代的读书人，只要有三个月不作官任职，相互之间就要慰问，所以他们只要走出本国疆界，车子上就一定载着准备随时进见用的礼品。然而他们为什么又不肯轻易自己主动要求作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周不被任用，就可以离开到鲁国去；在鲁不被任用，就离开到齐国去；在齐国不被任用，就离开到宋国去，到郑国去，到秦国去，到楚国去。现在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四海之内统一为一个国家，舍弃这里，那就是夷狄了，就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了。所以读书人中间那些想实行自己主张的人，不被朝廷用，就只有入山林当隐士了。隐居山林，只是读书人中那些独善其身、自己顾自己而不忧虑天下的才能安居，如果他有忧天下的心思，就不能了。因此韩愈每次自求进见而不知羞愧，频频上书、多次上门而不知道止步啊。岂只如此而已，心里经常惶恐不安，唯恐不能够出在您这样的大贤人门下，也望您稍加体察。冒犯了您的威严，内心惶恐不已。韩愈再拜。

待命：等待回音。再：两次。通：通达。阍（音昏）人：守门人。质：通“贽”，礼物，信物。去：离开（周）。之：往……去。亟：多次，屡次。此处读音为qì。惟：希望。少：稍微。垂：敬辞，用于别人（多是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行动，如～爱。～怜。～询。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古文观止 , 书信 , 抒愤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译注赏

唐韩愈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屡(lǚ)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燕赵一带自古就称说多有慷慨重义、悲壮高歌的豪杰之士。董生参加进士考试，接连几次未被主考官录取而不得志，怀抱着杰出的才能，心情忧郁地想去燕赵地区（谋职）。我料知他此去一定会有所遇合，（受到赏识）。董生努力吧！

燕、赵：借指的河北一带。慷慨悲歌之士：用悲壮的歌声抒发内心悲愤的人，多指有抱负而不得施展的人。有司：这里是指礼部主管考试的官。利器：锐利的武器，这里比喻杰出的才能。郁郁适兹土：忧郁地到那个地方去。意思是董生想去燕赵地区谋职。适，到……去。兹，这。兹土，指燕赵之地，当时受地方割据势力统治。有合：有所遇合，指受到赏识和重用。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qiǎng)仁者皆爱惜焉。矧(shěn)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wū)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像你这样不走运，即使一般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都会同情爱惜你的，更何况燕赵一带豪杰之士的仰慕仁义是出自他们的本性呢！然而我曾听说风俗是随着教化而改变的，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的风气跟古时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姑且通过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董生努力吧！

夫以子之不遇时：像你这样不走运的人。慕义强仁者：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矧：何况。出乎其性：（仰慕正义）来自他们的本性。这句意思是，燕赵之士由于有这样的本性而更加同情董生。风俗与化移易：风俗随着教化而改变。与，跟随。易，改变。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的风气跟古时说得有什么不同呢？恶，怎么。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姑且凭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聊：姑且。卜：测验、判断。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tú)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我因为你的这次前往而产生一些感想。请替我凭吊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墓，并且到那里的集市上去看看，还有像过去的屠狗者一类的埋没在草野的志士吗？替我向他们致意说：“有圣明的天子在上面当政，可以出来做官（为国家效力）了！”

望诸君：即战国时燕国名将乐毅，后因政治失意，离燕至赵，赵封他为望诸君。望诸，古泽名，在河南东北部，又称“孟诸”。屠狗者：凡指高渐离一类埋没在草野的志士。高渐离，荆轲的朋友，他的职业是屠狗。荆轲死后，他也曾行刺秦始皇，失败后被杀。这里泛指隐于市廛暂不得志的侠义之士。谢：告诉。出而仕：出来做官。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古文观止 , 初中文言文 , 送别 , 赠序

送杨少尹序

译注赏

唐韩愈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是公卿设供帐，祖道都门外，车数百辆；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古时候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因为年老，同一天辞掉职位离去。当时，朝廷中的公卿摆设宴席，在京都门外为他们饯行，车驾有数百辆之多；道路上旁观的，有很多人为之感叹并流下了眼泪，无不称赞他们贤明。汉代的史书既记载了他们的事迹，而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画下了他们的形象，到今天依然光彩照人，清清楚楚的仿佛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情。

杨少尹：名巨源，蒲州（今山西水济）人。疏广、受：即疏广、硫受，西汉人。疏广为太傅，其侄疏受为少傅。年老同时辞官，百官盛会欢送，封建时代传为美谈。设供张：即设供帐，陈设帐度举行酒宴。祖道：钱行。汉史：指《汉书》。

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方以能诗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

国子监司业杨巨源，正以他善于写诗来教育学生，一旦到了七十岁，也禀白丞相离职回归他的故乡。世上常说古时的人和现今的人是不能并论的，而今杨巨源与疏氏二人，他们的思想难道有什么差异吗？

国子司业：国子监的司业。国子：唐代最高学府；司业：学官，是国子监的副职。

予忝在公卿后，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辆，马几匹，道旁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固不论也。

我攀附于公卿之末，恰逢生病不能出去送行。不知道杨少尹走的时候，都城门外送行的有多少人？车有多少辆？马有多少匹？道边的旁观者，也有为他的行为感叹，知道他是贤者的，还是没有呢？而史官能不能铺张渲染他的事迹，写成传记以做为疏氏二人的事迹的继续呢？不会冷落寂寞吧？我看到现在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而画还是不画，也就不必考虑了！

忝（tiǎn）：有愧于。谦词。

然吾闻杨侯之去，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然而我听说杨侯的辞归，丞相中有敬重而怜惜他的，奏明皇上任命他为其故乡河中府的少尹，以便不断绝他的俸禄；又亲自写诗来慰勉他。京城中擅长写诗的人，也作诗来应和。又不知道古时候疏氏二人的归乡，有这样的事吗？古人与今人相同还是不同，不得而知啊！

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中古以后的士大夫，往往依靠官俸来养家，罢官之后就无归宿之处。杨侯刚成年，便在他的家乡被荐举，参加了《鹿鸣》宴而来到朝廷的。现在回到故乡，指着乡间的树说：“那些树是我的先人种的。”“那条溪流，那座山丘，是我小时候钓鱼、游戏的地方。”故乡的人没有不对他表示敬意的，人们告诫子孙要以杨侯不舍弃故土的美德做为榜样。古人所谓“乡先生”，逝去之后能够在乡里社庙中享受祭祀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冠礼以示成年。举：通过科举考试。法：仿效。没：通“殁”，死。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古文观止 , 送别 , 序文

春夜宴桃李园序

译注赏

唐李白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qióng)筵(yán)以坐花，飞羽觞(shāng)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桃花一作：桃李)

天地是万物的客舍，百代是古往今来时间的过客，死生的差异，就好像梦与醒的不同，纷纭变换，不可究诘，得到的欢乐，又能有多少呢！古人夜间执着火炬游玩实在是有道理啊，况且春天用艳丽景色召唤我，大自然把各种美好的形象赐予我，相聚在桃花飘香的花园中，畅叙兄弟间快乐的往事。弟弟们英俊优秀，个个都有谢惠连那样的才情，而我作诗吟咏，却惭愧不如谢灵运。清雅的赏玩兴致正雅，高谈阔论又转向清言雅语。摆开筵席来坐赏名花，快速地传递着酒杯醉倒在月光中，没有好诗，怎能抒发高雅的情怀？倘若有人作诗不成，就要按照当年石崇在金谷园宴客赋诗的先例，谁咏不出诗来，罚酒三杯。

逆旅：客舍。逆：迎接。旅：客。迎客止歇，所以客舍称逆旅。过客：过往的客人。浮生若梦：意思是，死生之差异，就好像梦与醒之不同，纷纭变化，不可究诘。秉烛夜游：谓及时行乐。秉：执。有以：有原因。这里是说人生有限，应夜以继日的游乐。秉，执。以，因由，道理。阳春：和煦的春光。召：召唤，引申为吸引。烟景：春天气候温润，景色似含烟雾。大块：大地。大自然。假：借，这里是提供、赐予的意思。文章：这里指绚丽的文采。古代以青与赤相配合为文，赤与白相配合为章。序：通“叙”，叙说。天伦：指父子、兄弟等亲属关系。这里专指兄弟。群季：诸弟。兄弟长幼之序，曰伯(孟)、仲、叔、季，故以季代称弟。季：年少者的称呼。这里泛指弟弟。惠连：谢惠连，南朝诗人，早慧。这里以惠连来称赞诸弟的文才。咏歌：吟诗。康乐：南朝刘宋时山水诗人谢灵运，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琼筵：华美的宴席。坐花：坐在花丛中。羽觞：古代一种酒器，作鸟雀状，有头尾羽翼。醉月：醉倒在月光下。金谷酒数：金谷，园名，晋石崇于金谷涧(在今河南洛阳西北)中所筑，他常在这里宴请宾客。后泛指宴会上罚酒三杯的常例。

这篇文章主要在说李白和其诸弟相聚一同歌唱一同饮酒的情景，深刻的表现出天伦之乐和兄弟之情，虽然文章篇幅不长，但却能令人有回味无穷之感，现时现况下，能拥有如些深厚的兄弟之情真的是不多见了，但却往往看到新闻报告：兄弟隙墙、反目成仇诸如些类的天伦悲剧，唉！这怎能叫人不心寒呢？相形之下，我们的手足之情该算什麼呢？兄弟就是「手足」，为什么叫「手足」呢？就是因为手与脚是不能分开的，只要手脚合作那就没有不能完成的事，同样的，只要兄弟同心，其力是可以断金的，这就和一根筷子折的断，但十根筷子要一次折断就不容易了哦！！所以我们更加要珍惜手足之情，将它扩大之朋友之情，如此一来，社会哪有不进步、国家哪有不强之理呢？本文以清新俊逸的风格，转折自如的笔调，记叙了作者与诸位堂在桃花园聚会赋诗畅叙天伦一事，慷慨激昂地表达了李白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生追求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古文观止 , 宴饮 , 抒怀 , 序文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译注赏

唐骆宾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jì)乎晚节，秽(huì)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bì)。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chán)，狐媚偏能惑(huò)主。践元后于翚(huī)翟(dí)，陷吾君于聚麀(yōu)。加以虺(huǐ)蜴(yì)为心，豺狼成性，近狎(xiá)邪僻，残害忠良，杀姊(zǐ)屠兄，弑(shì)君鸩(zhèn)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kuī)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chí)帝后，识夏庭之遽(jù)衰。

那个非法把持朝政的武氏，不是一个温和善良之辈，而且出身卑下。当初是太宗皇帝的姬妾，曾因更衣的机会而得以奉侍左右。到后来，不顾伦常与太子（唐高宗李治）关系暧昧。隐瞒先帝曾对她的宠幸，谋求取得在宫中专宠的地位。选入宫里的妃嫔美女都遭到她的嫉妒，一个都不放过；她偏偏善于卖弄风情，象狐狸精那样迷住了皇上。终于穿着华丽的礼服，登上皇后的宝座，把君王推到乱伦的丑恶境地。加上一幅毒蛇般的心肠，凶残成性，亲近奸佞，残害忠良，杀戮兄姊，谋杀君王，毒死母亲。这种人为天神凡人所痛恨，为天地所不容。她还包藏祸心，图谋夺取帝位。皇上的爱子，被幽禁在冷宫里；而她的亲属党羽，却委派以重要的职位。呜呼！霍光这样忠贞的重臣，再也不见出现了；刘章那样强悍的宗室也已消亡了。“燕啄皇孙”歌谣的出现，人们都知道汉朝的皇统将要穷尽了；孽龙的口水流淌在帝王的宫庭里，标志着夏后氏王朝快要衰亡了。

伪：指非法的，表示不为正统所承认的意思。临朝：莅临朝廷掌握政权。地：指家庭家族的社会地位。下陈：古人宾主相馈赠礼物陈列在堂下，称为“下陈”。因而，古代统治者充实于府库内宫的财物妾婢，亦称“下陈”。这里指武则天曾充当过唐太宗的才人。更衣：换衣。古人在宴会中常以此作为离席休息或入厕的托言。这里借以说明武则天以不光彩的手段得到唐太宗的宠幸。洎：及，到。晚节：后来。春宫：亦称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后人常借指太子。私：宠幸。嬖宠爱。蛾眉：原以蚕蛾的触须比喻女子修长而美丽的眉毛，这里借指美女。掩袖工谗：说武则天善于进谗害人。这里借此暗指武则天曾偷偷窒息亲生女儿，而嫁祸于王皇后，使皇后失宠的事（《新唐书·后妃传》）。狐媚：唐代迷信狐仙，认为狐狸能迷惑害人，所以称用手段迷人为狐媚。元后：正宫皇后。翚翟：用美丽鸟羽织成的衣服，指皇后的礼服。翚，五彩雉鸡。翟，长尾山鸡。聚麀：多匹牡鹿共有一匹牝鹿。麀，母鹿。这句意谓武则天原是唐太宗的姬妾，却当上了高宗的皇后，使高宗乱伦。虺蜴：指毒物。虺，毒蛇。蜴，蜥蜴，古人以为有毒。狎：亲近。邪僻：指不正派的人。忠良：指因反对武后而先后被杀的长孙无忌上官仪，褚遂良等大臣。弑君鸩：谋杀君王毒死母亲。其实史书中并无武后谋杀唐高宗和毒死母亲的记载。弑，臣下杀死君王。鸩，传说中的一种鸟，用其羽毛浸酒能毒死人。窥窃神器：阴谋取得帝位。神器，指皇位。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指唐高宗死后，中宗李显继位，旋被武后废为庐陵王，改立睿宗李旦为帝，但实际上是被幽禁起来（事见《新唐书·后妃传》）。宗盟：家属和党羽。霍子孟：名霍光，西汉大臣，受汉武帝遗诏，辅助幼主汉昭帝；昭帝死后因无后，故而由昌邑王刘贺继位，刘贺荒嬉无道，霍光又废刘贺，更立宣帝刘病已，是安定西汉王朝的重臣（《汉书·霍光传》）。作：兴起。朱虚侯：汉高祖子齐惠王刘肥的次子，名刘章，封为朱虚侯。高祖死后，吕后专政，重用吕氏，危及刘氏天下，刘章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合谋，诛灭吕氏，拥立文帝，稳定了西汉王朝（《汉书·高五王传》）。祚：指皇位，国统。漦，涎沫。遽，急速。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jué)，或地协周亲，或膺(yìng)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póu)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mèi)先几(jī)之兆，必贻(yí)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xí)州郡，咸使知闻。

艺术价值作为军用文书的檄文，本篇确实达到了“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文心雕龙·檄移》)的要求。首段历数武氏罪恶昭彰，警醒李唐社稷面临生死存亡之秋，为兴兵讨武铺垫了充足的理由，可谓“事昭而理辨”；次段接写敬业举义之名正言顺和兵威强盛之必胜无疑，可谓气盛京藩，文武响应，示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更是理直气壮，慷慨果断。首段分两层：先历数武氏之罪不容诛，紧扣首句一个”伪”字(篡位不合法、非正统)。第二层先以呼吁领起，前两段感叹王佐之臣已被杀尽，讥刺现有朝臣中再无霍光、刘章那样辅佐；以汉成帝后赵飞燕，周幽王褒拟为喻，直斥武后是亡国灭君的祸根，说明李唐社稷危在旦夕。为下段写兴兵讨武、匡扶唐室刻不容缓，做了有力铺垫。次段亦分两层，先写起兵之正义，再写其兵威之壮大。从多方面铺张扬厉，说明天时、地利、人和均占优势，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整段从道义之正和实力之强两方面来争取人心，理直气壮，慷慨磅礴，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骆宾王提出了文章的主人公——李敬业。敬业乃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英国公徐世绩之后，所以骆宾王说：“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寥寥数语就表明李敬业为国尽忠的决心，其言语使人信服，富有号召力。之后文章由痛诉武则天的暴行转而号召宗室功勋、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反对武氏之暴行、拯救大唐江山水火之中。“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末段针对各方先示之以大义：前四句呼吁在朝诸君，皆厚蒙国恩重托，不论宗室异姓，讨逆义不容辞；接以“一抔之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诘问，激发故君之思和新君之危，是动之以深情。再以“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正面饵之以赏赐：以不察征兆，“后至之诛”怀之以刑罚。末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气势磅礴，充满必胜信心，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警句。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第一句话就表明了，武则天的伪善。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中少有的毒妇，其任用酷吏、奢靡淫乱、兴佛伤民，陷大唐锦绣山河于水深火热之中，屠杀皇室宗亲、功勋权贵，是一个双手粘满皇室和人民鲜血的屠夫、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暴君。骆宾王的《为李敬业讨武曌檄》乃反武之至文。文章从开头就直指武则天的种种恶性，精明简洁、鞭挞入理，将一个丑陋猥亵的毒妇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使读者愤恨、听者泣涕，皆哀大唐之不幸、怒武贼之淫虐。文章写武则天淫乱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等，将其靡乱不堪的私生活及为达目的兜弄色相、出卖肉体的事实交代的一清二楚，在我们的眼中出现了一个可比妓女的形象。如果仅仅如此，也不过是商纣王的妲己、周幽王的褒姒等惑主之狐姬耳。但事实并非如此，武则天还有很大的野心，“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自掌权以来残暴不仁，“近狎邪僻，残害忠良”。骆宾王如实的记录了其恶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对于其罄竹难书的罪行骆只用了一句话形容：“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虽然仅止一句却概括了宇宙的一切，充分的说明武则天罪恶之深以为世人所不容。武则天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她的淫乱、她的残暴都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为了这样的终极野心武则天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肆排除异己、任用亲信、屠杀宗室、罢黜功勋，致使大唐江山风雨飘摇，“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一时之间先代君王所打下来的大唐帝国几欲崩溃。以振奋人心之语、发人深省之言，刺武氏之痛处、壮义军之声望。并近一步形容反武的可能性必然性，“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夸张的形容义军的强大威猛，既振奋己方的士气、争取民众的支持，又威慑敌军、打击武氏的气焰。提出“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文章达到高潮，使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激情澎湃，读到此处尚感心动，可见当时之人。这是这篇檄文最鼓动人心之出，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一个个热血男儿读及此处，投笔从戎、舍身报国的情景，可以说此处是文章的精华，是今古檄文的典范。在体会激情之后，话锋一转又循循善诱说服意志不坚定的亲贵，动只以情晓之以里，以无法回避和驳斥的话语再次强调讨武的必要，提出“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并指出“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与李室江山共存亡的必要，最后提出苍凉的提问，“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再次将文章带入小高潮，以发人深省的方式结局。《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笔力雄健，行文流畅，其名垂千古的文学价值向为学人所尊奉。或许其历数武氏罪状极具文献价值，在最终将武氏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功不可没。如果将此文印证于其创作时代，又会从其文里文外，体味出它隐涵深刻的历史文化命题。其中尤以社会权力的形成与维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最为令人警醒。这方面的严酷，不仅构成了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困惑，同时也与几千年来知识阶层沉重而扭曲着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千古以下仍令人深思难解。本篇通体骈四俪六，不仅句式整饬而略显错综（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六四、四六四六参差成趣；每句中的音步变化如四字句有二二结构，有一三结构；六字句有三三、三一二、二二二、二四、四二等结构），平仄相对而低昂有致（如“入门见嫉”四句，一三两句，二四两句平仄完全相反对应），对仗精工而十分自然（如“南连百越”对“北尽三河”，“海陵红粟”对“江浦黄旗”，不仅词性、句法结构相对，而且方位、地名、颜色等事类也相对），用典贴切委婉而不生硬晦涩（如用霍子孟、朱虚侯、赵飞燕、褒姒、宋微子，桓君山等典故），词采华艳赡富而能俊逸清新；尤其难得的是，无论叙事、说理、抒情，都能运笔如神，挥洒自如，有如神工巧铸，鬼斧默运，虽经锻炼而成，却似率然信口。音节美与文情美达到了高度统一，堪称声文并茂的佳作；与六朝某些堆砌典故藻饰、晦涩板滞、略无生气的骈体文，自有霄壤之别；而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堪称骈文的双璧。全篇雄文劲采，足以鼓舞斗志；事彰理辩，足以折服人心。李敬业的举义，终被武则天的三十万大军彻底打垮了，骆宾王从此也“亡命不知所之”(《新唐书》本传)，然而他的这篇檄文却传颂千古，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的巨大人文价值集中体现在其篇首，即历数武氏罪状的部分，不仅为历史提供了一个丑恶的统治样本，也提示了一些历史未解之谜。为方便叙述，将这一部分内容分句标识。其文曰： “1、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2、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 3、洎乎晚节，秽乱春宫。 4、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 5、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 6、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7、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8、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 9、近狎邪僻，残害忠良。 10、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够了。引文至此，已基本体现了该文的巨大价值——其可证实内容已足为世人提供一个道德败坏的掌权者的标本；而其不可证实部分，则给研究者指出了用力的方向。 1、文章开头就将当时的现状与历史结合到了一起。现实是什么？皇帝已经成年，太后临朝称制与古制不合。更值得诧异的是，这个违制称制的太后的品行也很成问题。“性非和顺”确有所指。早年唐高宗为立武氏为后，欲废当时的皇后王氏，为此与大臣褚遂良见解不合。高宗出言叱退遂良，一直藏在帏帐之后的武氏出言道“何不扑杀此獠”。“地实寒微”或有数解。武氏之父地位本不甚高，她在自己家里因非正室所出，就更见低微。正因为此，武氏在太宗宫中只是一介才人，此其一。武氏被唐高宗从沙门超擢入宫，此其二。皇后、太后，都是应以母仪天下之面目面世，武氏显然与此无缘。此等人物临朝，实在是开了历史的大玩笑。 2、进一步张扬武氏的来历。既然武氏曾为太宗所御，高宗再以其为妃为后，显然是高宗的不是了。当然，骆宾王的着眼点，并不在编排两位先帝的不是，只是着重强调武氏的尴尬出身。 3、此句费解。昔人以为此晚节是相对于太宗朝而言。武氏以事太宗之身，再事高宗，确实称得上秽乱。但以武氏日后的荒淫习性来看，如果在高宗宫里，有秽闻传出亦属情理之中。 4、此句又一次提到武氏身事两帝之事，并表明其原有的皇后地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联系到当年的皇后废立风波，武氏的个中伎俩当是朝野皆知的。 5、6两句回顾了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的简要过程及关键所在。确实如此。一向庸懦的唐高宗在废后立后一事上，表现了他绝无仅有的刚毅。其结果昭示，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也挡不住皇上的一意孤行。 7句是5、6两句的结果。后半句前人解为，因武氏以一身事父子两帝，从而陷太宗、高宗父子于兽行。确实，若武氏只是隐事高宗，不示丑于世，纵使这种乱伦行径为人不齿，但若隐晦行事，总较之冠冕堂皇张扬于世让人容易咽下这口气。怎奈唐高宗喝了武氏的迷魂汤，非示丑于天下，这也叫无可奈何。或许前人的解释还不充分，高宗朝前期，曾由武氏授意，赐其长子、废太子燕王李忠死。而李忠的谋反罪名又显然不为朝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的此等兽行又是拜武氏所赐。 8、此句为武氏品行定论，却并非臆断。武氏之毒也是大大有名的：为了搬倒王皇后，她不惜闷毙亲生女儿；如愿称后，她又将王皇后及萧妃斩去手足扔进酒缸溺毙；至于毒死亲生的儿子太子李弘，饿死儿媳等事，更是令人发指。 9、此的前半句，前人多解为武氏重用李义府等奸人。此解不确。李等人士毕竟还是朝廷大臣，不能一概指为邪僻。在高宗乾封年间，武氏招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行巫祝之事，被高宗发觉，差点酿成了一场废后风波。自汉武帝起，巫祝之事就被皇室严厉禁止。作为皇后，武氏以身犯事，尽管至骆宾王写此文时，年代已远，但仍是大罪一件。后半句无需解。长孙无忌、来济、韩瑗、褚遂良、于志宁都相继遭武氏陷害。 10、此句的“姊、兄”可以指出其证据：姐指韩国夫人——武氏的同母姐，因与高宗有染，被武氏毒死；兄指武氏异母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堂兄武惟良、武惟运——此四人因早先对武氏母女无礼，及武氏立为皇后，升他们的官，他们毫不领情，终被武氏找罪名处死。而“君、母”二字一向无解。史料中也找不到武氏谋害高宗的明证。但武氏的长子太子李弘被毒死后，曾由高宗破例尊号为孝敬皇帝，这或可给弑君一辞提供弱证。鸩母一说，则没有丝毫痕迹。或许是骆宾王写作时为了与前句配对凑音节而作。但在此之前，其所列武氏罪状足以骇人听闻，骆宾王及其主使似没有必要编排一条伪证，使武氏罪状的整体真实性受到破坏。在没有证据而只能臆断的情况下，笔者猜测此事可能与韩国夫人之死有关。武氏毒死其姐，或会受其母杨氏的诘难，母因此而遭毒手。究竟如何，恐怕已成千古无解之谜了。行文至此，武氏之罪大恶极已无可辩驳。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是昏君暴君层出不穷，但可以肯定，像武氏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品行低劣、公开罪恶者，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从理论上讲，皇帝应是天下道德伦理的准绳。毫无疑问，以武氏为首的政权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即使以前没有破产，经过骆宾王这一番张扬也必定破产无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道德破产的武氏政权曾有过任何意义上的权威削弱。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否，道德因素并非至关重要。这样说确实令人吃惊，然而却是严酷的事实。那么，维系一个政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或曰，是权力带来的利益分配——当一个权力可以有效地予人以好处时，它总是能有效地运转，正是武则天时代，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武则天不以杀功臣著称，但她杀功臣的数量之多，在历史上亦可名列前茅。这里所谓功臣，是指为其取得权力出过死力之人，其中有一大半为她所杀，过河拆桥的意味极重。值得一提的是，她如此作派，竟毫不担心会无人替她的政权效力。据传，确实有人为此提醒过她，可她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她以飞蛾扑火为譬，指出，尽管有飞蛾因扑火而死，并不能阻挡其它蛾子继续向火扑来，因为只要是蛾类，就非如此不可。原来如此，社会培养的士人都必须通过入仕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难怪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能入朝为官为毕生追求。所以，尽管中国古话里就产生了“伴君如伴虎”之感叹，迫不及待以求伴君者，仍然多如过江之鲫。这或许与供需关系有涉，因为由皇权决定社会地位分配的数量，总是远远低于社会显在与潜在的求职人数。而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欲为社会服务，除了入仕一道，竟再无其它出路。所谓“练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除了皇上的“恩典”，人们并没有其它途径。就是武则天本人，也是靠了笼络住唐高宗才一步一攫取权力、扩大权力的。深谙权力三味又修成正果的武则天之流，从骨子里轻贱知识分子和其它人才，先是使用他们，然后毫不留情地干掉他们，而绝无人才断档之虞。于是，在很多人还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时，它是很难垮台的。这就是武氏政权岿然不动的秘密所在。同时，这种现实又印证了这样一条严酷的社会法则——不论社会精英受到何等程度的摧残，都不会使一个政权迅即崩溃。它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只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生活的黑暗，而这一切灾难恰好是由社会底层，包括被摧残阶层最为深切地感受着。既然施虐者在施虐时没有任何直接损失，又怎能奢望这些暴虐会停止下来呢？除了对武氏的揭露，骆宾王文章还揭示了一个反抗者自身的问题，即，武氏的种种劣迹并非到骆宾王写作时才广为人知，为什么到李敬业起兵时才一下子提出清算总账呢。原来李敬业等人因触犯了武氏之法，遭到贬黜，一些心怀不满分子聚到一处，才酿成了一场大乱。那么，如果不是这样，武则天再有十倍罪恶，李敬业等也不会起事。于是，李敬业等人的反抗，并非只是出于公心义愤，完全是因为武则天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动了私心私愤，最终铤而走险。最妙不可言的是，他们居然也做成了这篇慷慨激昂的公论，尽管骨子里并不硬气。难怪武则天之流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只要他们可以依附，他们总是会安之若素，依附不成时，才会发难，而这种发难又多半成不了事。所谓秀才造反，十九不成。更有甚者，李敬业造反不成，自己人头落地、全家灭门不算，连祖坟都让武则天扒了。想当初，正是李敬业的祖父李绩一言九鼎，为武则天当上皇后铺平了道路，并为武则天主持史无前例的封后加冕仪式，其对武氏的贡献应是无与伦比的，其最后竟落得个掘墓鞭尸的下场。凡为武则天出力的人，多没有好下场。不知是报应，还是为虎作伥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已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范例。也许正是这种不良预后，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一份良知，也使恶势力的膨胀有度可限。无论怎么说，武则天政权持续时间之长还是令人惊异的。由于武氏早先的卑微以及其追逐权力的行径，受到绝对多数的朝廷正统势力的强烈抵制，故武氏政权对所谓的正派人士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如同武氏本人唯权是务、品行俗劣一样，武则天时代朝中的下三滥也异乎寻常的多。并且这些下三滥根本不屑以假仁假义的面目出现，处处以丑恶本色招摇得势，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有正义感及有才干的人处处受倾轧，常常处于下风，且人材凋零。就在这种状态下，武则天的政权经历了诸多的外忧内患，策动了无数次腥风血雨，竟是无往而不利。是不是那些品行极差之人身负治国之才呢？当然不是。那些败类充其量只能是构成武氏权力，并为其壮大声势，而事关天下气运的国计民生料理，又非正派人士料理不可。于是，历史又产生了一个奇异现象，即，尽管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有才干的正直人士饱受摧残，仿佛生物生理上的代偿功能一般，那些幸免于难的知识管理人才超负荷超水平的运作，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完成了那些看来无法完成的事，终于维系了社会不至于崩溃。如同历史上多数暴君一样，武则天的政权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只是由于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于是，一千多年前由骆宾王《讨武氏书》揭示的诸多命题，始终占据着人们的思考。人们沉痛地发现，此问题尚未因时代的演进而得到彻底解决。所幸的是，现在的知识阶层已可以不通过仕途而实现自身的价值。骆宾王《讨武檄文》流传千古，而李敬业的讨武战争，在华夏军事史上却难觅其踪！

古文观止 , 檄文 , 讽刺 , 写人

送孟东野序

译注赏

唐韩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náo)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qū)也，或梗(gěng)之；其沸也，或炙(zhì)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一般说来各种事物处在不平静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草木本来没有声音，风摇动它就发出声响。水本来没有声音，风震荡它就发出声响。水浪腾涌，或是有东西在阻遏水势；水流湍急，或是有东西阻塞了水道；水花沸腾，或是有火在烧煮它。金属石器本来没有声音，有人敲击它就发出音响。人的语言也同样如此，往往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才发言。人们唱歌是为了寄托情思，人们哭泣是因为有所怀恋，凡是从口中发出而成为声音的，大概都有其不能平静的原因吧！

激：阻遏水势。后世也用以称石堰之类的挡水建筑物为激。炙：烤。这里指烧煮。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páo)、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duó)，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音乐，是人们心中郁闷而抒发出来的心声，人们选择最适合发音的东西来奏乐。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八种乐器，是各类物质中发音最好的。上天对于一年四季也是这样，选择最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来发声。因此春天让百鸟啁啾，夏天让雷霆轰鸣，秋天让虫声唧唧，冬天让寒风呼啸。一年四季互相推移变化，也一定有其不能平静的原因吧？

假：借助。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指我国古代用这八种质料制成的各类乐器的总称，也称“八音”。如钟属金类，罄属石类，瑟属丝类，箫属竹类，笙属匏类，埙（xūn）属土类，鼓属革类，柷（zhù）属木类。推敚：推移。敚，同“夺”。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gāo)陶(yáo)、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kuí)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duó)。”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zāng)孙辰、孟轲(kē)、荀(xún)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dí)、管夷吾、晏婴、老聃(dān)、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pián)、邹衍(yǎn)、尸佼(jiǎo)、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shuò)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人类声音的精华是语言，文辞对于语言来说，又是它的精华，所以尤其要选择善于表达的人，依靠他们来表达意见。在唐尧、虞舜时，咎陶、禹是最善于表达的，因而借助他俩来表达。夔不能用文辞来表达，他就借演奏《韶》乐来表达。夏朝的时候，太康的五个弟弟用他们歌声来表达。殷朝善于表达的是伊尹，周朝善于表达的是周公。凡是记载在《诗经》、《尚书》等儒家六种经典上的诗文，都是表达得很高明的。周朝衰落时，孔子这类人表达看法，他们的声音洪大而传播遥远。《论语》上说：“上天将使孔子成为宣扬教化的人。”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周朝末年，庄周用他那广大无边的文辞来表达。楚国是大国，它灭亡时候的情景靠着屈原的创作来表达。臧孙辰、孟轲、荀卿等人用他们的学说来表达。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些人，都通过各自的主张来表达。秦朝的兴起，李斯是表达者。在汉朝，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其中最善于表达的人。此后的魏朝、晋朝，能表达的人及不上古代，可是也并未绝迹。就其比较好的人来说，他们作品的声音清轻而虚浮，节奏短促而急迫，辞藻艳丽而伤感，志趣颓废而放旷；他们的文辞，杂乱而没有章法。这大概是上天厌弃这个时代的丑德败行而不愿照顾他们吧？为什么不让那些善于表达的人出来表达呢！

唐、虞：尧帝国号为唐，舜帝国号为虞。咎陶：也作咎繇、皋陶。传说为舜帝之臣，主管刑狱之事。《尚书》有《皋陶谟》篇。禹：夏朝开国君主。传说治洪水有功，舜让位于他。《尚书》有《大禹谟》、《禹贡》篇。夔：传说是舜时的乐官。《韶》：舜时乐曲名。五子：夏王太康的五个弟弟。太康耽于游乐而失国，五子作歌告诫。伊尹：名挚：殷汤时的宰相，曾佐汤伐桀。周公：名旦，周武王之弟。辅佐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后又辅佐幼主成王，曾代行政事，制礼作乐。六艺：汉代以后对《诗经》、《尚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种儒家经典的统称。孔子：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语出《论语·八佾》。木铎，木舌的铃。古代发布政策教令时，先摇木铎以引起人们注意。后遂以木铎比喻宣扬教化的人。庄周：即庄子，战国时宋国蒙（今山东蒙阴县）人，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荒唐：漫无边际，荒诞不经。《庄子·天下》篇说庄周文章有“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的特色。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人。楚怀王时任左徒、三闾大夫，主张联齐抗秦。后遭谗被贬。楚顷襄王时，国事日非。秦兵攻破郢都，屈原投汨罗江自尽。著有《离骚》等不朽诗篇。臧孙辰：即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左传》、《国语·鲁语》载有他的言论。孟轲：即孟子。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人，是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著有《孟子》。荀卿：即荀子。战国时赵国人，儒家学者，著有《荀子》。杨朱：字子居，战国时魏国人。其说重在为我爱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言论散见于《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翟（dí）：即墨子。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一说宋国）人。墨家学说的创始者，主张兼爱、非攻、尚贤等。其言行主要见于《墨子》。管夷吾：字仲，春秋时齐国人，辅佐齐桓公称霸。后人辑有《管子》一书。晏婴：即晏子。字平仲，春秋时齐景公贤相，以节俭力行，显名诸侯。其言行见于《晏子春秋》。老聃（dān）：即老子。春秋、战国时楚国人。道家学说的始祖，相传五千言《老子》（又名《道德经》）即其所作。申不害：战国时郑国人。韩昭侯时为相十五年，国治兵强。其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有《申子》。韩非：战国时韩国公子，后出使入秦为李斯所杀。著名法家代表，其说见《韩非子》。慎到：战国时赵国人，著有《慎子》。田骈：战国时齐国人。著《田子》二十五篇，今已佚。邹衍：战国时齐国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时称“谈天衍”。尸佼：战国时晋国人。著有《尸子》，《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孙武：即孙子。春秋时齐国人。著名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张仪：战国时魏国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秦惠王时入秦为相，主“连横”说，游说六国与秦结盟，以瓦解“合纵”战略。苏秦：战国时东周洛阳人，著名纵横家。曾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合纵抗秦，身佩六国相印，为纵约长。李斯：战国时楚国人。秦始皇时任廷尉、丞相。他对秦统一天下起过重要作用。有《谏逐客书》。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人。著名史学家，著有《史记》。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成都人。著名辞赋家，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扬雄：字子云，西汉成都人。辞赋家，著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又有《太玄》、《法言》等专著。节数：节奏短促以肆：弛，松弛，引申为颓废。肆，放荡。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jìn)淫(yín)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áo)、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yì)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于天者以解之。

唐朝建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凭他们的出众才华来表达心声。其后还活着的人当中，孟郊开始用他的诗歌来表达感情。这些作品超过了魏晋，有些经过不懈的努力已达到了上古诗作的水平。其他作品也都接近了汉朝的水准。同我交往的人中间，李翱、张籍大概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三位的文辞表达确实是很好的。但不知道上天将应和他们的声音，使他们作品表达国家的强盛呢，还是将让他们贫穷饥饿，愁肠百结，使他们作品表达自身的不幸遭遇呢？他们三位的命运，就掌握在上天的手里了。身居高位有什么可喜的，身沉下僚有什么可悲的！东野将到江南地区去就任县尉，心里好像有想不开的地方，所以我讲这番命由天定的话来解开他心中的疙瘩。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著名诗人，韩愈《荐士》诗称其“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著有《陈伯玉集》。苏源明：字弱夫，武功人，天宝年间（—）进士。诗文散见于《全唐诗》、《全唐文》。元结：字次山，河南洛阳人。有《元次山文集》。李白：字太白，有《李太白集》。杜甫：字子美，有《杜工部集》。李观：字元宾，赵州赞皇人。年（贞元八年）与韩愈同登进士第。擅长散文，有《李元宾文集》。浸淫：逐渐渗透。此有接近意。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人。他是韩愈的学生和侄女婿。有《李文公集》。张籍：字文昌，吴郡人。善作乐府诗，有《张司业集》。役于江南：指赴溧阳就任县尉。唐代溧阳县属江南道。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文章内容共分四段。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第二段，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风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第三段，论证人也如此，不平则鸣。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作者发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古文观止 , 议论 , 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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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人传

译注赏

唐柳宗元

裴(péi)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zǐ)人款其门，愿佣隙(xì)宇而处焉。所职，寻、引、规、矩(jǔ)、绳、墨，家不居砻(lóng)斫(zhuó)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yì)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阙(quē)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lù)嗜(shì)货者。

翡封叔的家宅在德里地方。有位木匠敲他的门，希望租间空屋子居住，用替屋主人服役来代替房租.他所执掌的是些度量长短，规划方圆和校正曲直的工具；家里不储备磨砺和砍削的器具。问他有什么能耐，他说：“我善于计算，测量木材。观看房屋的式样和，高深，圆方，短长的适合不适合；我指挥驱使，而由众工匠去干。离了我，大家就不能建成一栋房子。所以被官府供养，我得到的奉禄比别人多三倍；在私人家里干活，我取全部报酬的一大半。”后来有一天，我进了他的住屋。他的床缺了腿却不修理，说：“将要请别的工匠来修理。”我很耻笑他，说他是没有才能却贪图俸禄，喜爱钱财的人。

梓人：木工，建筑工匠。款：叩。隙宇：空房。职：掌管。寻、引：度量工具。规：圆规。矩：曲尺。绳墨：墨斗。砻：磨。斫：砍。直：通“值”。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群工，或执斧(fǔ)斤，或执刀锯(jù)，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sì)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yùn)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huán)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后来，京兆伊将要修饰官衙的房屋，我到过那里。（在那里）蓄积了大量木材，招集了许多工匠。有的拿着斧斤，有的拿着刀锯，都围成一圈站着，面朝着（那位）木匠。木匠左手拿着长尺，右手拿着木杖，站在中间。他衡量房屋的承担情况，察看木料的性能酌情选用。挥动他的木仗说：“用斧子砍！”那拿斧子的就跑道右边去砍；回头指着木材说：“用锯锯！”那拿锯的就跑道左边去锯。不一会，拿斧子的砍，拿刀的削，全都看着他的脸色，等待他的发话，没有一个敢自做主张的。那些不能胜任的人，被他愤怒地斥退了，也不敢有一点怨恨。他在墙上绘了官署房子的图样，刚满一尺大小的图样却细致详尽地画出了它的建筑构造.按照图上微小的尺寸计算，建造起的高楼大厦，没有一点误差的地方。已建成后,在上栋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修建，原来是他的姓名，凡是被他役使的工匠都不在上面列名。我围绕着一看，感到非常惊讶，然后我才知道他技术的精湛和伟大啊！

委：堆积。斧斤：砍木的工具。任：承担。俄：不久。阙：通“缺”六职：指中央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继而叹曰：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里胥(xū)；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qīng)，为公。离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连率。郡有守，邑(yì)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啬夫、版尹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伎以食力也。

接着我就感叹地说：他大概是放弃了他的手艺，专门使用他的思想智慧，能知道全局要领的人吧？我听说“劳心的人役使别人，劳力的人被别人役使”；他大概是劳心的人吧？有一般技艺的人出力劳动，有才智的人出谋划策，他大概是有才智的人吧？这满可以作为辅佐天子，作天下宰相的人所效法学习的呀！事情没有比这再相近似的了。那辅佐天子，作天下宰相的人，推荐人材，委任职责，发出命令，指派任务，整顿纲纪，进行增减，统一法治。这就好像梓人有正方圆和定曲直的工具而绘制出图样似的。选择天下的官吏，使他们适合自己的职务；安置天下的老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

方伯：古代诸侯的领袖；连率（同“帅”）：盟主、统帅；二者均指地方长官。佐政：副职。啬夫：相当于乡官，主管诉讼和赋税。版尹：管户口的小官。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ěr)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yùn)。不炫能，不矜(jīn)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

看了国都就了解了郊外，看了郊外就了解了诸侯国，看了诸侯国就了解了整个天下。那些远近大小的国事，可以根据手中的图本来研究，了解。这就好像梓人在墙上绘画官署房子的图样而完成工程一样。把有才能的人提拔上来，并充分发挥他的本领，使他不必对任何人感恩戴德；把没有才能的人辞退，让他休息，他也不敢恼恨。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自尊自大，虚图功名，不亲自去做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不干涉众官的工作，每天和天下的杰出的人材一起讨论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这就象梓人善于运用众工匠而不自夸手艺一样。

伐：夸耀。

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yīn)、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kè)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庭，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又不能备其工，以至败绩，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谬(miù)欤！

这样以后，做宰相的道理才算懂得，各诸侯国才得到了治理。那些不知道全局要领的人却与此相反。（他们）以谨小慎微，忙忙碌碌为大事，以抄写官署中的文书，薄册为重责，夸耀自己的才能，自尊自大，亲自去做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干涉众官的工作，侵夺部下官吏应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洋洋得意地在相府夸耀自己，却丢掉了那些重大的，长远的事情。这是所说的不懂得做宰相的道理的人。这就象梓人不懂得绳墨可正曲直，规矩可画方圆，寻引可量短长，暂且夺取工匠们的斧子刀锯来帮助他们发挥技艺，却又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以至于事情失败，使用了（他们）却没有成功一样。这不也是错误的吗？

六职：指中央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伊、傅、周、召：伊尹、傅说、周公、召公。

或曰：「彼主为室者，傥(tǎng)或发其私智，牵制梓人之虑，夺其世守，而道谋是用。虽不能成功，岂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

有人说：「如果房子的主人，依凭他的知识，而干涉木匠师傅的规划，不采用师傅世代相传的悠久经验，导致房子垮了，难道是木匠师傅的过错吗？哪是因为主人不信任木工师傅的才造成的呀！」

听听：争辨的样子。傥：同“倘”。道谋：过路人的意见。《诗经·小旻》：“如彼筑室于道谋，用是不溃于成。”

余曰：「不然！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圮(pǐ)。彼将乐去固而就圮也，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桡(ráo)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我说：「不是这样！因为绳子、墨汁、圆规和尺的测量都很明确，高的地方不能随意变低，狭小的不能随意扩大。如果按照我的计画，房子就很坚固，反之不按照我的设计图，房子就会倾倒。如果主人甘于房舍不坚而易坍塌，木匠师傅只好带着自己的技术和智慧，欣然离去。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妥协，才是真正的好木匠师傅呀！反之，如果贪图钱财，容忍主人的干涉，不愿意离去，不坚持房子的建筑原则，有一天，栋住或横梁歪了，房子倾倒了，木匠师傅就推卸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呀！』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吗？」

桡：弯曲。

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

我认为：因为木匠师傅之道与宰相之道很类似，所以特别写下来，然后收藏起来。在古代，木匠师傅又称呼为：「审曲面势」的人，在今天，则被称为：「监督建筑之人」。我所遇到的这位木匠师傅，他姓名是杨潜。

《梓人传》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本文选自《柳河东集》。梓人指木工，建筑工匠。本文讲述了有木匠来敲翡封叔家宅的门，希望租间空屋子居住，用替屋主人服役来代替房租的故事。本文作者通过一个梓人“善度材”，“善用众工”的故事，生动形想而又合理自然地阐明了当宰相治理国家的道理。“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梓人的“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与宰相的“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异曲同工！文中引用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有现实积极意念。好的管理者应该使用他的思想智慧，细致掌握全局要领、不自尊自大，虚图功名，不亲自去做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信任下属，且不干涉下属人员的工作。谨小慎微，忙忙碌碌，以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为要，干涉下属的工作，侵夺下属应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夸耀自己，没有全局观，丢掉了那些重大的，长远的事情。这是不懂得管理道理的人干的事情，是不会收到好的管理效果的。

古文观止 , 写人 , 故事 , 寓理

讳辩

译注赏

唐韩愈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shí)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我写信给李贺，劝他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李贺如去参加进士科考试就会考中，所以和他争名的人就攻击这件事情，说：“李贺父亲名晋肃，李贺不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才是对的，劝他考进士的人是不对的。”听到这种议论的人没有仔细想，就异口同声，跟着附和。皇甫湜对我说：“如果不把这件事说清楚，你和李贺将要蒙受坏名声。”我说：“是这样的”。

李贺（790—816）：字长吉，唐河南昌谷人。中唐时期重要诗人。他是唐宗室的远亲，郑王（李亮）之后，家世早已没落。其父李晋肃官职低微，早死。他少能文，为韩愈、皇甫湜等所激赏。但他终生郁郁不得志，只做过奉礼郎和协律郎等小官。相传他经常背着锦囊骑驴外出，途中得佳句，即书投囊中，及暮归，整理成篇。其诗想象丰富，炼词琢句，险峭幽诡，但因过于矜奇，有时流于晦涩；尤长于乐府，能合之弦管。卒年仅27岁。有诗二百三十三首。进士：唐制，士人应礼部考试，考中的叫进士。毁：毁谤，攻击。察：仔细看。和而倡之：此唱彼和，结成一气。皇甫湜：字持正。唐宪宗元和年间进士，曾从韩愈学古文。明白：说清楚，辩明是非。且：将要。得罪：蒙受坏名声。

律曰：“二名不偏讳(huì)。”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qiū)’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zhāo)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zhé)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zhì)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hǔ)、势、秉、机也。惟宦(huàn)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jī)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礼记》上的规定说：“名字的两个字不必都避讳。”解释的人说：“孔子的母亲名‘征在’，这是说如果说‘征’就不说‘在’，说到‘在’就不说‘征’。”《礼记》上的规定又说：“不避讳声音相近的字。”解释的人说：“说的是像‘禹’和‘雨’、‘丘’和‘’之类的字就是这样。”现在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去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是违犯了名字的两个字不必都避讳的规定呢？还是违犯了声音相近的字不避讳的规定呢？父亲的名字叫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假如父亲名“仁”，儿子就不能做人吗？避讳这个规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制定礼法制度来教化天下的人，不就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对人名的两个字也不都避讳，《春秋》也不讥讽不避讳人名声音相近的字。周康王钊的孙子，实际上就是昭王。曾参的父亲名晳，曾参不避讳“昔”字。周朝时有个人叫骐期，汉朝时有个人叫杜度，他们的儿子应怎样避讳？是为了避讳和名字声音相近的字，就连他们的姓也避讳了呢，还是不避讳和名字声音相近的字呢？汉朝避讳武帝的名，把“彻”改为“通”，但没有听说为避讳把车辙的“辙”改作别的字。避讳吕后的名，把“雉”叫做“野鸡”，可没有听说为避讳把治天下的“治”改作别的字。现在上奏章和下诏谕，没有听说避讳“浒”、“势”、“秉”和“饥”字。只有宦官宫妾才不敢说“谕”字和“机”字，认为说了就是触犯皇上。君子著书做事，应该遵守什么礼法呢？现在考察经典，查对规定，考核前代避讳的规定，李贺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

律：这里指《礼记》。二名不偏讳：两个字的名字可以不避讳其中的一个字；即下文所说的“二名律”。释之者：指《礼记》的注释者汉朝人郑玄。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指郑玄对“二名不偏讳”的注释，即“谓二名不一一讳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孔子不讳单称。不讳嫌名：谓臣子避讳君父的名讳时，不避讳声音相近的字。郑玄在注释《礼记》“礼不讳嫌名”时说：“嫌名，谓声音相近，若禹与雨，邱与丘也。”即下文所说的“嫌名律”。“为……乎？为……乎？”：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吗？还是……吗？”的反诘句。夫：用在句首，表示阐发议论的语气。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西周初政治家，相传周朝的典章制度都是他制定的。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周公作诗不讳：其父文王名昌，其兄武王名发，周公作诗不讳“昌”字、“发”字，《诗经》周颂就首“燕及皇天，克昌厥后”，“骏发尔私，终三十里”等句。《春秋》不讥不讳嫌名：《春秋》不讥讽不避讳声音相近的字；如卫桓公名完，“完”与“桓”同音，属于嫌名，《春秋》不讥。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周康王，姓姬，名钊；其子周昭王，名瑕；“昭”和“钊”同音，周人不讳；原文“孙”应作“子”。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曾参，即曾子，春秋时鲁人，孔子的学生，对父亲极为孝顺；其父名点，字晳，也是孔子的学生；《论语》记述曾子的话：“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昔”和“晳”同音，曾子不讳；原文“名”应作“字”。骐期：春秋时楚国人。杜度：汉朝人。这两个人的姓和名同音，如避讳同音字，连他们的姓也不能说了。“将……乎？将不……者乎？”：表示选择关系的疑问句，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还是……呢？还是不……的呢？”汉武帝：姓刘，名彻，当时为避武帝讳，把“彻侯”改为“通侯”等。吕后：名雉，汉高祖刘邦的皇后，曾临朝称制，当时为避吕后讳，称“雉”为“野鸡”。浒、势、秉、机：唐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浒”、“势”、“秉”、“机”四个字分别同“虎”、“世”、“昞”、“基”四个字同音。乃：竟。谕：唐代宗名豫，“谕”、“豫”二字同音。士君子：古时候指有志操和学问的人。法守：效法和遵守。考：考察。质：询问，对照。稽：考核，考查。典：文献典籍。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凡是侍奉父母，能做到像曾参那样，就能不被人指责了。做人能像周公、孔子那样，也可以说是到顶点了。现在世上的一些人，不去努力学习曾参、周公、孔子的品行，而要在避讳父母名字的事情上，却一定要超过曾参、周公、孔子，这也可以看出他们是糊涂的。周公、孔子、曾参，毕竟是不可能超过的。在避讳上超过了周公、孔子、曾参，就只能和宦官、宫妾一样了。那么这些宦官、宫妾对父母的孝顺，能比周公、孔子、曾参还好吗？

讥：指责，非难。止：到顶。务：致力。不务行曾参……之行：前一个“行”系动词，实行，学习；后一个“行”系名词，品行，品德。卒：终于，到底。

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如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等等。刻印古书时，也要把当世应讳的字改掉或缺笔。这叫做避讳。避讳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或得罪。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气横溢，少年成名，但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在他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就遭到了非议（晋、进同音），终于不能如当时其他读书人那样取得功名。韩愈曾鼓励李贺应进士试，也被人指责。面对这种陈腐的时尚，韩愈十分愤慨，《讳辩》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韩愈不敢反对避讳，他只能巧妙地引用经典和法律依据，找出矛盾，从而反对将避讳搞得过滥。文章层层设问，一波三折，语言辛辣，说理痛快。全文没有一句从正面说出作者的主张，读者却可从中得出同作者相一致的结论。

古文观止 , 避讳 , 说理

圬者王承福传

译注赏

唐韩愈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衣食，馀叁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粉刷墙壁作为一种手艺，是卑贱而且辛苦的。有个人以这作为职业，样子却好像自在满意。听他讲的话，言词简明。意思却很透彻。问他，他说姓王，承福是他的名。祖祖辈辈是长安的农民。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抽调百姓当兵，他也被征入伍，手持弓箭战斗了十三年，有官家授给他的勋级，但他却放弃官勋回到家乡来。由于丧失了田地，就靠拿着馒子维持生活过了三十多年。他寄居在街上的屋主家里，并付给相当的房租、伙食费。根据当时房租、伙食费的高低，来增减他粉刷墙壁的工价，归还给主人。有钱剩，就拿去给流落在道路上的残废、贫病、饥饿的人。

圬：（wū）粉刷墙壁。技：手艺，技能。业之：以此为职业。约：简约，简明扼要。尽：详尽，这里可引申为透辟。京兆长安：京兆，原意是地方大而人口多的地方，指京城及其郊区。京，大；兆，众多。唐时长安属京兆府，故称京兆长安。天宝之乱：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边将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叛唐，史称“安史之乱”。玄宗曾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在京师招募士兵十一万讨伐安禄山。官勋：官家授给的勋级。唐制，有功劳者授以没有实职的官号，叫勋官。勋官有十二级。镘（man）：镘子，粉刷墙壁的工具。市：街市。屋食：房租和伙食费。当：相当的价值。视时：根据当时。上下：增加或减少。佣：受雇为人劳动。这里作“工价”讲。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

他又说：“粮食，是人们种植才长出来的。至于布匹丝绸，一定要靠养蚕、纺织才能制成。其他用来维持生活的物品，都是人们劳动之后才完备的，我都离不开它们。但是人们不可能样样都亲手去制造，最合适的做法是各人尽他的能力，相互协作来求得生存。所以，国君的责任是治理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存，而各种官吏的责任则是秉承国君的旨意来教化百姓。责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饭不做事，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我泥馒子去游戏嬉戏。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又确实有成效，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虽然辛苦，却问心无愧，因此我心里十分坦然。力气容易用劲使出来，并且取得成效，脑子却难以勉强使它获得聪明。这样，干体力活的人被人役使，用脑力的人役使人，也是应该的。我只是选择那种容易做而又问心无愧的活来取得报酬哩！

稼：种植。致：尽。理：治。因唐高宗名治，唐人避讳，用“理”代“治”。化：教化。易能：容易掌握的技能。直：同“值”，价值，这里指报酬。力：指干体力活。心：指脑力劳动。强（qiǎng）：勉力、努力。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宝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唉！我拿着镘子到富贵人家干活有许多年了。有的人家我只去过一次，再从那里经过，当年的房屋已经成为废墟了。有的我曾去过两次，三次，后来经过那里，也成为废墟了。向他们邻居打听，有的说：‘唉！他们家主人被判刑杀掉了。’有的说：‘原主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子孙不能守住遗产。’也有的说：‘人死了，财产都充公了。’我从这些情况来看，不正是光吃饭不做事遭到了天降的灾祸吗？不正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不选择与他的才能相称的事却要去充数据高位的结果吗？不正是多做了亏心事，明知不行，却勉强去做的结果吗？也可能是富贵难以保住，少贡献却多享受造成的结果吧！也许是富贵贫贱都有一定的时运，一来一去，不能经常保有吧？我的心怜悯这些人，所以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干。喜爱富贵，悲伤贫贱，我难道与一般人不同吗？”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石可为也。

他还说：“贡献大的人，他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多，妻室儿女都能由自己养活。我能力小，贡献少，没有妻室儿女是可以的。再则我是个干体力活的人，如果成家而能力不足以养活妻室儿女，那么也够操心的了。一个人既要劳力，又要劳心，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啊！”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我听了他的话，起初还很疑惑不解，再进一步思考，觉得他这个人大概是个贤人，是那种所谓独善其身的人吧。但是我对他还是有些批评，觉得他为自己打算得太多，为别人打算太少，这难道是学了杨朱的学说吗？杨朱之学，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毫毛去有利於天下，而王承福把有家当作劳心费力的事，不肯操点心来养活妻子儿女，难道会肯操劳心智为其他的人吗！但尽管如此，王承福比起世上那些一心唯恐得不到富贵，得到後又害怕失去的人，比那些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以致贪婪奸邪无道以致丧命的人，又好上太多了。而且他的话对我多有警醒之处，所以我替他立传，用来作为自己的借鉴。

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而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而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而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而“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韩愈遇之而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而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古文观止 , 议论 , 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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