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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郭橐驼传

译注赏

唐柳宗元

郭橐(tuó)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郭橐驼，不知道他起初叫什么名字。他患了脊背弯曲的病，脊背突起而弯腰行走，就像骆驼一样，所以乡里人称呼他叫“橐驼”。橐驼听说后，说：“这个名字很好啊，这样称呼我确实恰当。”于是他舍弃了他原来的名字，也自称起“橐驼”来。

橐驼：骆驼。这里指驼背。始：最初。病偻：患了脊背弯曲的病。隆然：脊背突起而弯腰行走。有类：有些像。号之：给他起个外号叫。号，起外号。之：代词，指起外号事。名我固当：这样称呼我确实恰当。名，称呼，名词作动词，意动用法。固：确实。当：恰当。因：于是，就，副词。舍：舍弃。其名：他原来的名字。谓：称为。云：句末语气词，此处可译“了”。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西边。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凡是长安城里经营园林游览和做水果买卖的豪富人，都争着把他接到家里奉养。观察橐驼种的树，有的是移植来的，也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得高大茂盛，结果实早而且多。其他种树的人即使暗中观察、羡慕效仿，也没有谁能比得上。

长安：今西安市，唐王朝首都。业：以……为业，名词作动词。为观游：经营园林游览。为，从事，经营。争迎取养：争着迎接雇用（郭橐驼），取养：雇用。或：或者。移徙：指移植。徙，迁移。硕茂：高大茂盛。早实：早结果实。实，结果实，名词做动词。以：而且，连词，作用同“而”。蕃：多。他植者：其他种树的人。窥伺：偷偷地察看。效慕：仿效，慕也是"效"的意思。窥伺效慕：暗中观察，羡慕效仿。莫：没有谁，代词。如：比得上，动词。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zī)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shì)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有人问他种树种得好的原因，他回答说：“我郭橐驼不是能够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长得很快，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来实现其自身的习性罢了。但凡种树的方法，它的树根要舒展，它的培土要平均，它根下的土要用原来培育树苗的土，它捣土要结实。已经这样做了，就不要再动，不要再忧虑它，离开它不再回顾。栽种时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细心，栽好后要像丢弃它一样放在一边，那么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的习性就得以实现。所以我只不过不妨碍它的生长罢了，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办法；只不过不抑制、减少它的结果罢了，也并不是有能使它果实结得早又多的办法。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树根拳曲又换了生土；他培土的时候，不是过紧就是太松。如果有能够和这种做法相反的人，就又太过于吝惜它们了，担心它太过分了，在早晨去看了，在晚上又去摸摸，已经离开了，又回头去看看。更严重的，甚至掐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死是活着，摇晃树根来看它是否栽结实了，这样树木的天性就一天天远去了。虽然说是喜爱它，这实际上是害了它，虽说是担心它，这实际上是仇视它。所以他们都不如我。我又能做什么呢？”

有问之：有人问他（种树的经验）。木：树。橐驼：古人最郑重最恭敬的自称法，是自称其名，可译“我”。寿且孳：活得长久而且繁殖茂盛。孳，繁殖。天：指自然生长规律。致其性：使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成长。致，使达到。焉尔：罢了，句末语气词连用。凡：凡是，所有，表示概括，副词。植木之性：按树木的本性种植。性，指树木固有的特点。本：树根。欲：要。舒：舒展。培：培土。故：旧。筑：捣土。密：结实。既然：已经这样。已：（做）完了。勿动：不要再动它。勿虑：不要再担心它。去：离开。顾：回头看。其：如果，连词。莳：栽种。若子：像对待子女一样精心。置：放在一边。若弃：像丢弃了一样不管。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那么树木的生长规律可以保全而它的本性得到了。则：那么，连词。者：助词，无义。不害其长：不妨碍它的生长。而已：罢了，句末语气词连用。硕茂：使动用法，使高大茂盛。不抑耗其实：不抑制、损耗它的果实（的成熟过程）。早而蕃：使动用法，使……（结实）早而且多。根拳：树根拳曲。土易：更换新土。若不过焉则不及：如果不是过多就是不够。若……则……，如果……那么（就），连接假设复句的固定结构。焉：句中语气词，无义。苟：如果，连词。反是者：与此相反的人。爱之太恩：爱它太情深。恩，有情义。这里可引申为”深“的意思。忧之太勤：担心它太过分。甚者：更严重的。甚，严重。爪其肤：掐破树皮。爪，掐，作动词用。以：表目的，连词，用来。验：检验，观察。生枯：活着还是枯死。疏密：指土的松与紧。日以离：一天天地失去。以，连词，连接状语和动词，不译。不我若：不若我，比不上我。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时一般要置于动词前。若，及，赶得上，动词。之：助词，的。道：指种树的经验。之：代词，指种树之“道”。官理：为官治民。理，治理，唐人避高宗李治名讳，改“治”为“理”。而已：罢了。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zhǎng)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xù)尔植，督尔获，早缫(sāo)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tún)。’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chuò)飧(sūn)饔(yōng)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方法，转用到做官治民上，可行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做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见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好像是很怜爱(百姓)啊，但百姓最终反因此受到祸害。在早上在晚上那些小吏跑来大喊：‘长官命令：催促你们耕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些煮茧抽丝，早些织你们的布，养育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和猪。’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我们这些小百姓停止吃早、晚饭去慰劳那些小吏尚且不得空暇，又怎能使我们繁衍生息，使我们民心安定呢？所以我们既困苦又疲乏,像这样（治民反而扰民），它与我种树的行当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

理：治理百姓。长人者：为人之长者，指当官治民的地方官。大县的长官称“令”，小县的长官称“长”。烦其令：不断发号施令。烦，使繁多。若甚怜：好像很爱（百姓）。焉：代词，同“之”。而：但，连词。卒以祸：以祸卒，以祸（民）结束。卒，结束。官命：官府的命令。促尔耕：催促你们耕田。勖：勉励。植：栽种。督：督促。获：收割。缫：煮茧抽丝。而：通“尔”，你们。绪：丝头。早缫而绪：早点缫好你们的丝。早织而缕：早点纺好你们的线。缕，线。字：养育。遂而鸡豚：喂养好你们的鸡和猪。遂，顺利地成长。豚，猪。聚之：召集百姓。聚：使聚集。木：这里指木梆。吾小人：我们小百姓。辍飧饔：不吃饭。辍，停止。飧，晚饭。饔，早饭。以：来，连词。劳吏者：慰劳当差的。且：尚且。暇：空暇。何以：以何，靠什么。蕃吾生：繁衍我们的生命，即使我们的人口兴旺。安吾性：安定我们的生活。性，生命。病：困苦。怠：疲倦。病且怠：困苦又疲劳。若是：像这样。与吾业者：与我同行业的人，指“他植者”。其：大概，语气词。类：相似。嘻：感叹词，表示高兴。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问的人说：“不也是很好吗！我问种树的方法，得到了治民的方法。”我为这件事作传把它作为官吏们的鉴戒。

不亦善夫：不是很好吗？夫，句末语气词。养人：养民，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改“民”为“人”。传：作传。以为：以（之）为，把它作为。戒：鉴戒。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李贺小传

译赏

唐李商隐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京兆杜牧给李贺的诗集作序，描绘李长吉的奇特之处很是详尽，世上流传李贺的这些事迹。李长吉的嫁入王家的姐姐说起长吉的事来尤其完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李长吉身材纤瘦，双眉几乎相连，手指很长，能苦吟诗，能快速书写。最先他被昌黎人韩愈所了解。与长吉一起交游的人，以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这些人最为密切。长吉每天早上出去与他们一同出游，从不曾先确立题目然后再写诗，如同他人那样凑合成篇，把符合作诗的规范放在心里。他常常带着一个小书童，骑着弱驴，背着一个又古又破的锦帛制作的袋子，碰到有心得感受的，就写下来投入囊中。等到晚上回来，他的母亲让婢女拿过锦囊取出里面的诗稿，见所写的稿子很多，就说：“这个孩子要呕出心才罢休啊!”说完就点灯，送上饭给长吉吃。长吉让婢女取出草稿，研好墨，铺好纸，把那些诗稿补成完整的诗，再投入其他袋子，只要不是碰上大醉及吊丧的日子，他全都这样做，过后也不再去看那些作品，王参元、杨敬之等经常过来从囊中取出诗稿抄好带走。长吉常常独自骑驴来往于京城长安和洛阳之间，所到之处有时写了作品，也随意丢弃，所以沈子明家的仅是所保存下来的李贺的诗作只有四卷罢了。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李长吉快要死的时候，忽然在大白天里看见一个穿着红色丝帛衣服的人驾着红色的苍龙，拿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远古的篆体字或石鼓文，说是召唤长吉，长吉全都不认识，忽然下床来磕头说：“我母亲老了，而且生着病，我不愿意去啊。”红衣人笑着说：“天帝刚刚建成一座白玉楼，马上召你去为楼写记。天上的生活还算快乐，并不痛苦啊!”长吉独自哭泣，旁边的人都看见了。一会儿，长吉气绝。他平时所住的房屋的窗子里，有烟气，袅袅向上空升腾，还听到行车的声音和微微的奏乐声。长吉的母亲赶紧制止他人的哭声，等了如同煮熟五斗小米那么长时间，长吉最终死了。嫁入王家的姐姐不是那种编造、虚构故事来描述长吉的人，她所见到的确实像这样。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唉！天空碧蓝而又高远，天上确实有天帝吗？天帝确实有林苑园圃、宫殿房屋、亭观楼阁这些东西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上天这么高远，天帝这么尊贵，(天上)也应该有文学才华超过这个世上的人物啊，为什么唯独对长吉眷顾而使他不长寿呢？唉，又难道是世上所说的有才华而且奇异的人，不仅仅地上少，就是天上也不多吗？长吉活了二十七年，职位不过奉礼太常，当时的人也多排挤诽谤他。又难道是有才华而且奇异的人，天帝特别重视他，而世人反倒不重视吗？又难道是人的见识会超过天帝吗？

本文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第2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3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本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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