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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槐堂铭

译注赏

宋苏轼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汉、周之际：指五代的后汉、后周。魏国文正公：指王旦，封魏国公，谥文正。左契：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左契凭以索偿。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休：美。皇：通“遑”，闲暇。有：通“又”。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古文观止 , 赞颂 , 写人

送杨寘序

译注

宋欧阳修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我曾经得了忧劳的病症，退下来闲居，没有医治好。后来在朋友孙道滋那里学习弹琴。学习了五声和几支乐曲，时间一长觉得很快乐，不知道那疾病还在自己身上呢。

幽忧：过度的忧伤和劳累。语出《庄子·让王》：“我适有幽忧之病。”孙道滋：作者的朋友。宫：五声音阶的第一音级,依次是商、角、徵zhǐ、羽。引：乐曲体裁之一。本句意即学习宫、商的声音和几支曲子。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弹琴作为一种技艺，是很小的了。等这技艺到了极点，大的是最低的声音，小的是最高的声音，按着琴弦迅急弹奏，声调便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声音急促的，显得很凄惨；声音和缓的，显得很舒畅。有时好像山崩石裂，泉水从高山上涌出来，又好像夜晚发生了大风大雨；有时像旷夫、寡妇的叹息声，又好像和睦的雌鸟、雄鸟互相唱和。它的深沉的忧虑稻悠远的思绪，就是虞舜、周文王和孔子的遗音；它的悲惨、愁闷、感慨、愤激，就是孤儿伯奇、忠臣屈原所发出的叹息。喜、怒、哀、乐的情绪，一定深深地打动人家的心弦；纯厚、古雅、淡泊的音色，却跟尧舜三代的语言、孔子的文章、《易经》所表现的忧患、《诗经》所包含的怨恨讽刺，没有什么区别。它能够凭耳朵听出来，能够随手弹出来。如果选取那和谐的音调，排遣忧郁，散发幽思，那么，往往感动人心，极为深切。

技：技艺。凄然：悲伤的样子；舒然：舒畅的样子。怨夫：即旷夫，也就是没有妻室的男子。雍雍：和谐，和睦。遗音：《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圣证论》引《尸子》及《孔子家语》说南风辞为：“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琴操》：“拘幽操，文王于羑yǒu里而作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于师襄。”一些古书记他作过《临河操》、《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等琴曲。伯奇：《琴操》记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有个儿子，名伯奇，本来很孝顺，由于后娘谗害，被尹吉甫驱逐出去。伯奇很伤心，弹琴作《履霜操》，曲终，投河而死文章：《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刘宝楠正义：文章，谓诗、书、礼、乐、《易》之忧患。忧患：《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怨刺：《诗谱序》：“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正义：“怨亦刺之类，故连言之”。意谓讽刺政治道：同“导”，开导。湮：读音yīn,湮郁：阻塞。写：通“泻”。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我的朋友杨君，喜欢研究学问，很会写文章，屡次参加进士考试，都不得意。等到依靠祖上的官勋，才调到剑浦去做了县尉。小小的剑浦在东南面几千里路以外，在这种情况下，他心里确实有不平的地方。并且从小又多疾病，可是南方缺少名医良药，风俗饮食与中原两样。以他多病的身体，抱着不平的心思，却生活在风俗不同的地方，哪里能够长久地沉闷下去呢？然而要平静他的心思，疗养他的疾病，那么弹琴也能够收到一点好处吧!因此我写了这篇谈琴的文章来给他送行，并且邀请孙道滋参加，喝一杯洒，弹一回琴，当做临别的纪念。

荫调：凭借上代官爵而得官。尉：官名。剑浦：县名，今福建南平县内。

古文观止 , 送别 , 序文

赠黎安二生序

译赏

宋曾巩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赵郡苏轼，是和我同年科考的学友。他从蜀地写信寄到京城给我，赞扬蜀地的学士黎生、安生。不久黎生带着他的文章几十万字，安生带着他的文章也有几千字，屈驾前来看我。我读他们的文章，确实气势壮阔，风格雄伟，善于反复辨析，把事理说得很深透.他们的才情、笔力奔放，似乎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二人确实可以说得上是特别杰出的人才，而苏君也的确可以说是善于识别人才的人了！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

不久以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临走的时候，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已经放在心里了，还需要用言辞表达出来么？”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古文，同乡邻里都讥笑我们，认为是迂阔。现在请您写几句话，是想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看法。”我听了这话，想想自己，不禁笑了。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世上迂阔的人，有谁比我更厉害呢？只知道信奉古训，却不懂得迎合当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贤之道，却不懂得随同世俗。这就是我为什么困顿到现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世人的迂阔，有谁比我更厉害呢？现在你们的迂阔，只因文章不合世俗，这不过是小的迂阔罢了，还担心被同乡邻里讥笑。像我的迂阔可就大了，如果你们拿了我的话回去，将要得到更多的责怪，岂能只停留在讥笑上呢？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既然这样，那么我将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呢？说我的迂阔是好的，可是它的祸害却是这样；说它不好，那么虽然可以迎合现代，但一定违背古训，有附和流俗的地方，就一定背离圣贤之道了。你们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认识吧，这样就一定能够在古文、时文；道、世俗这方面作出选择。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我于是写了这些话赠给二位，并且拿给苏君看，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1、正话反说作者前文极力铺陈藻饰黎安二生文才，正是为了说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 名之。显示了世俗的谬误。正话反说，文曲意直，显示内在的锋芒。 2、意境含蓄诸多愤世之气，尽在深蕴之中本文的篇幅不长，结构也比较简单，先介绍黎、安二生的由来，再说明写作本文的用意，然后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何认识迂阔。迂阔，从古到今都有人在用这一形容个性的词。如果抛开它那略带贬义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迂阔，是指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迎合世俗偏见，而又有一种执著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果他的观点、信念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迂阔的表现正是难能可贵的。曾巩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才对迂阔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从文中反映的背景来看，黎、安二生由于“学于斯文”，即酷爱韩愈、柳宗元以至欧阳修、苏轼所倡导的古文而遭到“里人”的讥笑；而曾巩也因身体力行地追求“道”，给自己带来一些“患”。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如何浅薄了。这种不直接抨击时弊而从侧面加以反映的手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另外，本文中的委婉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注意。作者明明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却在提法上留有余地，即劝诫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如何定夺，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还在结尾处提出，希望二生转告苏轼，问一问他“以为如何”。这不仅表明作者的谦虚态度，而且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表现。

古文观止 , 抒怀 , 劝诫 , 赠序

五代史宦官传序

译

宋欧阳修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这来源比妇女的祸患还要深。妇人女子，不过使君王好色罢了。但是宦官的危害，并非在某一处或某一件事情。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因为宦官做事情，经常在君王左右，亲近服侍。他们的心思专一，善于忍耐。能讨好以迎合君王的心意，能在小处表现诚实以稳固君王的心，使得君王必定相信而亲近他们。等到取得君王的信任，然后拿福祸来恐吓君王把持朝政。这时虽然有忠臣贤士罗列在朝廷，而君王以为离自己疏远。宦官却服侍起居饮食，不离自己前后左右，显得更为亲近可靠，所以在君王前后左右的宦官日益亲近，忠臣贤士日益疏远，君王的势力日益孤立。势力越孤立，则恐惧祸乱的心情一天天更厉害，而把持君王的宦官，地位日益牢固。国家的安危出于他们的喜怒，祸患隐伏于宫门帷幄之中。这样昔日所谓可以依赖信任的人，就是现在起祸为患的。待君王觉得祸患已深，想与被疏远的忠臣贤士策划，除掉左右亲近的宦官，但事情和缓则培养祸乱越深；事情急促，则宦官挟持君王为人质，这时虽然有圣贤的智慧，也不能与之谋划。即使谋划了也不能实行，实行了也不能成功。如果事情发展走了极端，则两败俱伤，所以大的祸患导致国家灭亡，小的祸患导致君王身死，而使奸雄借机起事，围捕宦官一党，将他们斩尽杀绝来快愉天下人之心才罢休。以前史书上所记载的关于宦官的祸患，常常就是这样，并不是一朝一代如此。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为君王的人，也不想养祸患在宫内，而疏远忠臣贤士于宫外，只是渐渐积累而时势使他那样。女色的媚惑人，如果不幸而不觉悟，那么祸患就会来临。假使他一旦觉悟，揪起头发，将她驱逐就可以了。宦官为祸患，虽然想悔悟，但时势使君王不能将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的祸患深于女色的祸患”，即指如此。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

古文观止 , 史论 , 传记 , 序文

上梅直讲书

译赏

宋苏轼

轼每读《诗》至《鸱枭》，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矣!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我每次读到《诗经》的《鸱鸮》，读到《书经》的《君奭》，总是暗暗地悲叹周公没有遇到知己。等到读了《史》，才看到孔子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而弹琴唱歌的声音没有断绝，并与颜渊、仲由等学生互相问答。孔子说：“我不是犀牛老虎那样的野兽，为什么要沦落到在野外游荡的境地？我为什么落到这田地呢？”颜渊说：“先生的理想非常宏大，所以天下不能接受；虽然这样，不被人接纳又有什么担忧的呢？不被人接纳之后更能显现出您是君子。”孔子温和地笑着说：“颜回，如果你有很多财产，我给你当管家。”虽然天下没有人接受孔子的理想，但孔子和他的学生竟能够自我满足而且是这样的快乐。现在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实在还比不上孔子的贫贱。凭召公的贤能，管叔、蔡叔的亲近，却不能够了解周公的心思，那么周公跟谁一同享受这富贵的快乐呢？然而跟孔子一同过着贫贱生活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光凭这一点也就值得快乐了啊！我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读书。听说如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就像古代孟轲、韩愈一类人；又有一位梅公，跟随欧阳公交游，并且和他共同议论文章。从那时起，我日益成长，才能够读先生们的文章词赋，想象出先生们的为人，领会到先生们潇洒地摆脱世俗的快乐，而陶醉在自己的快乐之中。因为我当时刚刚学做诗赋骈文，想求得微薄的俸禄，自己估量没有什么才能可以进见诸位先生，所以来到京城一年多，不曾登门求教。今年春天，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礼部，先生和欧阳公亲自考查我们。我没有想到自己，竟得了第二名。后来听说，先生喜欢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风格，而欧阳公也因为我能不作世俗的文章而录取我，因此我能留在及第的行列里，不是左右亲近的人先替我推荐，不是亲戚朋友为我请求嘱托，从前十多年里听到名声却不能进见的人，一下子竟成为知己。退下来思考这件事，觉得人不能够苟且追求富贵，也不能够空守着贫贱，有大贤人而能成为他的学生，那也很值得自负了。如果凭一时的侥幸而得意，带着成队的车马和几十个随从，使里巷的小百姓围着观看并且赞叹他，又怎么能代替这种快乐啊!《左传》上说：“不埋怨天，不责怪人”，因为“从容自得啊，能够度过天年”。先生名满天下，但官位不过五品；面色温和而不恼怒；文章宽厚质朴而没有怨言。这必定有乐于此道的原因，我希望听到先生的教诲啊。

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是书信体的应用文。那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得到第二名，循例要向所有考官分别写感谢信。梅尧臣位分不高，本来不一定能参与到阅卷工作中来。是挚友欧阳修的保荐，用临时借调的方法让他参加的。在那一届的五六个考官当中，梅尧臣是品阶最低的一个。但是古文观止选入这一篇是有理由的。我认为，整本观止里，得第落第的士人写给权贵和考官的信里，这一篇是最好的。《上梅直讲书》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轼非凡的见识眼力。全文被现代人断成了两大段。作者是用他的读书心得开头的。我每每独到诗经的《鸱鸮》，和尚书的《君奭》时，都暗自为周公的不遇而悲伤。看《史记》的时候，读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没有断绝，颜渊、仲由这样的弟子还在与他来往问答。孔子曾说：“现今朝野上到处充斥着恶人，是我坚持的道不对吗？不然我怎么还会落到如今的地步？”颜渊说：“夫子的道是极其广大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容纳不下它。不过就算这样，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正是因为您不被这俗世接受，才能结纳到志同道合的君子啊。”孔子忍不住喜动笑颜地说：“颜回，如果你以后富有了，我就要做你的管家。”虽然天下都不能容纳孔子和他的道，但是他却能在与弟子的交流中得到莫大的乐趣。推算起来，周公的富贵又比不上孔子的贫贱了。召公这样的贤者，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兄弟尚且不理解周公的心，周公又能与谁一起分享他的富贵呢？但是，和孔子共处贫贱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这就是值得孔子快乐的地方了。这个开头一大段是意味深长的。周公和孔子的生平本为大家所熟知，一般运用起来都和废话差不多。苏轼却不怕麻烦，不嫌人家说他废话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把这两人的故事又叙述了一遍，还写的特别长，是有很深考虑的。梅尧臣的潦倒不遇是很厉害的了，如果不是欧阳修自始至终地帮助他、赞美他，“到处逢人说项斯”，可能他在身后一点名声都留不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这么看，连同时代的人也是这么想的。我倒不是说梅尧臣得到的名声与实际不符，而是说他真的是多亏了欧阳修。欧阳修从认识梅尧臣开始，直到梅死去，直到自己老年退休回乡，始终不渝地绝口称赞梅尧臣的文学才干和他们共同的文学见解。这里头有欧阳修本人的气质因素使然——他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见了优秀的青年，奖掖揄扬唯恐不尽，经他提携的人都名声大振。但是，得到欧阳修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么深情关注的人，只有梅尧臣一个。千古之下，我想到这段故事仍然觉得感慨不已。梅欧的情谊，和李杜的不同，和元白的也不同，大概是在一个文士朝代里能有的最好的朋友知己之情了。此文的开头，妙在不直言自己的仰慕结交之意（这是俗人的做法），也不直言自己对梅尧臣生平的看法（这样太突兀，读之恐梅公不喜），而是疏荡开去，以圣贤故事淡淡开头，而且叙述得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提起精神看他后面如何讲。第二段的章法、态度更妙。我七八岁时才知道要读书，听说世上有位欧阳公，为人就好像古时的孟轲、韩愈这样的人。又有一位梅公，与他交游议论。等我后来长大了，才能读懂他们的诗文，私下揣度他们的为人，感受他们那种脱离世俗的快乐，于是自己也觉得快乐了。但是，那时我为求得一点做官的俸禄，还在学习作诗作文，自惭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献给二位看的。所以我为了应试来到京师一年有余，还没有登门拜访过。今年春天，您和欧阳公主持礼部考试，我没想到自己能得到第二名。后来又听说，您喜欢我的文章，觉得有孟轲的风度气格；欧阳公也觉得我的文章不是一般世俗人的文章，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名次。我没有通过您二位的左右仆役，也没有通过您二位的亲戚旧识来为我请托。之前十几年只听过大名却没见过真容的二位阁下，一天之内就成了我的知己。我回去沉思这件事，做人不能光为了享受富贵，也不能无知无识地处于贫贱。世间有这样的大贤士，我又能成为他们的门生，这就足够了。就算让我一时交了好运，带着十几个人乘车骑马气派地出行，引来市井百姓对我围观称羡，我又怎么能拿来交换这种快乐呢？左传上说：“不怨天，不尤人”，只因为“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您名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貌神情一向温和平静，文章宽厚敦朴没有怨言，一定是从这种“道”里有所启迪。我希望与您一起了解它。作者的心态是非常镇定从容的，他对自己写的文章足够吸引人这一点毫不怀疑。梅尧臣不是高官，但每天也必然有公文来往要看；一次科举有二百多人入选，即使只有一半人特别懂礼给他写信，也不是轻松的阅读量。苏轼敢在主旨之外貌似游荡一半的文字（主旨说白了就是套近乎），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不鸣则已一击即中。在这一段开头，作者依然非常沉得住气，自叙读书经过和对欧阳修的企慕，这才淡淡提到了梅尧臣一句，算是交代了梅的出场。而且自叙身世时，并不自失身份。他始终将欧梅并称，并不对梅尧臣满口谀辞。真正表现出作者的倾心结纳之意的，其实只有全文最后一句罢了。换了一般人，一定会焦急地将最后一句放在开头来表明心迹。这样力气在第一口就泄光了；不像这篇始终含着一口气，从容不迫缓缓吐露，气势深厚又浑然一体。这是《上梅直讲书》章法的妙处。当然又不止于此。我把此文最大的好处概括为“格高”，格是立意境界见识胸襟眼光。作者在文中抓住的是梅尧臣生平最得意处，所以只需轻轻一挠，读者就浑身舒泰了。梅尧臣生平最得意什么？是有人赏识他吗？是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又切实地帮助了他吗？都不是。我说，是赏识梅尧臣的欧阳修值得他回报以同样的赏识，这才是梅的平生最得意处。以国士待我者，我当以国士报之。回报贵人是有义，回报值得回报的贵人是有情有义。而且这时并不需效仿常人，非得肝脑涂地杀身以殉不可。以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平生行止而言，他们是知己而兼朋友。非要数说过去梅尧臣的仕途如何被欧阳修一再连累，欧阳修又如何卖力为梅尧臣奔走鼓吹，倒是落入下乘了。这时，欧阳修像孟子韩愈，乃是梅最喜闻者，绝不会引起丝毫不快。第一段中，用富贵而不快乐的周公，衬托出贫贱而快乐的孔子，也是因此意图彰然。这种写法顶妙在于，既然欧梅互引为知己，苏轼又深表自己以受知于二人为至乐之心，则苏氏也自许二人为自己的知己了。苏轼以大贤为知己，即自期为大贤之意表露无遗。这就是我认为本文“格高”的所在。作者在几百字之内，给梅尧臣拍了一个至高无上（拿孔子作比）、极其巧妙又极为真实的马屁，同时寄表现了对考官的好感，又不露痕迹地显示了自己的野心。真是非有极大胸襟极深见识的人不能做到。此文的布局深谋远虑，表面看来却稀松平常。它的语言也有它的好处。比如颜渊说的“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有深意，夫子的笑是“油然而笑”，很形象。“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算是全文的名句。引用的两句《左传》也是恰到好处，十分得体。欧阳修觉得苏文有孟轲之风，是指苏轼滔滔雄辩、言辞无碍、气势浑成而言。

古文观止 , 感恩 , 书信

管仲论

译赏

宋苏洵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管仲作丞相辅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夷、狄等异族，终其一生都使齐国富强，诸侯不敢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被重用。桓公死于宫廷内乱，五位公子争抢君位，此祸蔓延，直到齐简公，齐国无一年安宁。功业的完成，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由一定的因素而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于作乱之时，也必有其根源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由于管仲，而说是由于鲍叔。至于齐国的祸乱，我不说是由于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由于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三人本就是乱国者，但重用他们的是齐桓公。有了舜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然后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桓公是什么人，回头看来，使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时，桓公询问丞相的人选。此时，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三个人，不讲人情，不能亲近”罢了。

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唉，管仲以为桓公果然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桓公相处多年了，该知道他的为人了吧。桓公是个音乐不停歇于耳，美色不离开眼的人。如无此三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由于管仲在，一旦管仲没了，这三人就弹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桓公吗？齐国不怕有这三人，而是怕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这三人只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一个也不剩地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着眼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时，推荐天下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管仲虽死，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就是不提他们也可以啊！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宽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文公的余威，还能在一百年里充当盟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练达的大臣存在。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疑问奇啊！他仅依靠一个管仲，管仲却死了。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天下并非无贤人，确实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我不相信。管仲的书里有记载他将死时论及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是他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而且预料自己将死。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鳅，因为活着不能荐用蘧伯玉和斥退弥子瑕，为此有身后劝谏之事。萧何临死，推荐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一个人而灭亡。贤人不悲痛自己的死亡，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必须再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放心死去。那管仲，凭什么可以死掉呢？

管仲是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辅佐齐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功绩一向为人称道，连孔子对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典范人物，作者独能从其不能推荐贤人这一要害之处进行评说，其立论新奇，合乎情理。在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去世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不罕见的。因此，作者的见解是正确的。本文文笔犀利，逻辑严密，令人无懈可击，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系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例如，为了说明管仲提出的竖刁等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他把齐桓公和舜、孔子进行比较，说明齐桓公不可能除掉这三个人。退一步说，即使是除掉了这三个人，“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又如，在谈到管仲在临死时没有向桓公举荐贤人是一重大失误时，作者又用史䲡、萧何的事迹进行对比，得出了“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的结论，可以说是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本文批评了管仲在临死前未能荐贤自代，以致在他死后齐国发生了内乱。作者的观点颇为新奇，可以称为“翻案文章”。

古文观止 , 议论 , 写人

梅圣俞诗集序

译赏

宋欧阳修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古文观止 , 序文

赣丞曾幼度相邀过明叔买江天阁幼度有诗明叔

宋赵蕃

古文观止 , 文集 , 序文

管仲

宋王十朋

小节区区岂足羞，功名未显分累囚。平生自有真知己，宁患威公怨射钩。

古文观止 , 议论 , 写人